“东亚病夫”与精武主义

“东亚病夫”与精武主义

三　“东亚病夫”与精武主义

（一）文化封闭下的重文轻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概自汉代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崇文抑武的价值判断就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宋明以后，“羞与武夫齿”的文化现象愈演愈烈，而此等文弱之风并未引起当时的执政者的重视，恰恰相反，各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禁武政策比比皆是。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中记道：“江南盗贼间作，盖起于乡间愚民无知，习学枪、梃、弓、刀。艺之精者，从而教之，一旦纠率，惟所指呼，习以成风。”统治者认为百姓习武必会成为“盗贼”泛滥，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必须严加禁止。同时在《元史·刑法志》中也曾记载：“诸弃本逐末，习用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在执政者看来习武是“不事本业，游手逐末”之为。此后，在清人夺得天下入关当皇帝后，他们还通过奴化民众的思想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因此，太平歌舞，养尊处优，最终使清朝统治者越来越堕落，致使清代的国家制度在将近300年内一直是原地踏步。所以，在上千年重文轻武的儒风下人们崇武、习武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和限制，而屡禁不止的武技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民间活动的武术具有相当的人气，各派各类秘密习武则是当时的重要活动形式。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向中国贩卖的鸦片数量从每年的不过二百箱激增至上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三千箱的鸦片合纹银一千五百余万两。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当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封闭千年的文化大门，他们看到的是抽吸鸦片的奄奄病夫和裹脚的冉冉弱女。1896年10月，一位英国人在上海的《字西林报》（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将中国人喻为“东方病夫”，梁启超将其翻译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他曾描述国人的身体瘦弱已如疫症之传染、如肺病之遗种。说明当时中国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国民素质的低下已呈现出一种社会的病态，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甚大，并成为他人嘲笑吾偌大中国的谈资。如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上，中国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竿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我们知道这种“东亚病夫”的蔑称不但指身体不健康，更多的则是思想和精神的残缺。

（二）武术的价值变换——强身健体代替军事技能(www.guayunfan.com)明清之前，武术在军事中作为一种重要技能，是军队战斗力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火器的诞生最终代替了冷兵器，武术被迫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而脱离军事的武术却流落到了民间，虽没有了统治者的庇护，但是武术却得到了民众的格外宠幸，在民间得到迅速发展，当然这是由一定的社会需求造成。最终，武术按照人们的思维规律被剔除了军事价值，以健身、防身为主要价值再次发展起来，这就是武术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

在中国古代虽然早已有养生术，但在武术军事技击价值未消退前，并没有与导引养生术相结合。《纪效新书》中虽有提到练身力、练手力、练足力，但这都是从实战需要出发而提出的。在《耕余剩技》、《武编》，乃至《手臂录》中也都没有特别论及如何调息运气以更好地健身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些典籍中都没有强调武术的健身价值，在这个时期人们还是以武术的技击特点为主要着眼点。(23)到明清时期，武术在脱离军事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养生术相融合，从而使得武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衍生了特殊的健身强身的价值，包括此时期大量产生的拳种，如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劈挂拳等也与养生、健身紧密联系了起来，加之形式多样的拳种在民间的深厚基础，深得劳动人民的喜爱，应该说这是当时武术拳种的一个共同特点。

例如，太极拳也被称为象形拳，太极拳动作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古代养生之道。习拳之初，太极拳者为自然呼吸，以模仿动作为主，通过太极的一招一式勤奋练习达到强身健体御病防病的作用，正所谓“重形不重意，练形不练气”。随着练习者水平的提高则采用气沉丹田的腹式深呼吸，以鼻吸气，以鼻或口鼻同时呼气，要求呼吸“深、长、均、细、缓”，呼与吸交换时，似停非停，似弧形的短暂过渡，呼与吸之间柔缓、轻细、圆滑自然交接。在此基础上，经过调息运气，形气配合，有规范、合理动作之功效。长期运用此调息法并配合负荷适中的太极拳，自然而然地调节了经络气血的盛衰不调，使其运行流畅无滞，并平衡协调腑脏正常功能。同时通过气“提、沉、聚、托”，以气催劲，做到外形与劲力相互配合，自然和谐。又如，少林拳的拳理也强调“纳气分路法。气者呼吸也，纳者收其内；分者分明其气，不使其颠倒混乱。路者道路也，一呼一吸各有其路，不可混乱。法者规矩也，身之收放，步之存尽，手之出入，或进或退，或起或落，皆当一气贯注”(24)。由王芗斋所创的意拳，其功法中就有“养生桩：此桩以养生祛病延年为用，经过站桩可以使大脑得到适当休息，肢体及内脏得到适宜的锻炼，养生桩分为站、坐、卧三种形式，一般以站为主。练时要求精神集中，周身放松，呼吸自然”(25)。关于各种武术拳术中体现出养生功的例子很多，可以说中国传统养生术为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大量素材，以及理论和技术上的营养，大大地加强了武术在后来发展过程中的健身特点。(26)

（三）武术组织（精武会）的推广与振兴

辛亥革命后，在各界人士倡导“强国强种”的同时，武术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延揽武术人才，出面组织以推广和研究武术为宗旨的武术组织。不少城市相继兴起一大批武术会社。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除1910年成立的精武会外，还有中华武术会等30多家武术会社；北京除1911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研究社外，还有中华尚武学社等25家武术会社；天津除1911年成立的中华武士会外，还有道德武术研究会等10余家武术会社。(27)

在此期间，武术以城市为中心普及与发展，并以聘请民间拳师任教武术会社的形式，改变原有的武术传统承袭方式，使原本拳师个人设场收徒，变成拳社招生开班。武术突破农村的局限走向城市，并在城市有目的、有组织地推广开展，并开始了科学理论研究。当时最有名的精武会、中华武术会等会社对当时武术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影响。

1909年，霍元甲应友人相邀旅居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希望训练大批既体魄强健，又有军事技能的军事人才。霍元甲病逝后，在其弟子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等人的倡议下，第二年改为“精武体操会”（简称精武会）。期间经过诸多曲折，但始终未能动摇他们的决心，1916年，“精武体操会”再次改名为“精武体育会”。自此，上海精武体育会步入壮大与繁荣时期，开创了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为主旨”，讲求“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期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之民族。精武会的每一个会员，从一跨入精武大门就接受精武精神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精武人的精神风貌。同时精武会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据《精武本纪》记载：“本会对于会员蹈履上之约束最严，凡入会者必有介绍，介绍者有负责成，工农学商，皆可入会，无阶级，无贫富，惟入会之先，必须审查，入会之后，尤多纠察，苟有不规则行为之见端者，立予除名。”“故会员初则兢兢自守，恐侵神圣之约束，久而久之，躬行实践，则亦入而俱化，行所无事矣。”同时，精武体育会为弘扬中华武术，首先进行变革，破除了“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陋习，编制了“精武基本十套”，成为精武武术的基本教材以供会员学习，而且规定每年或二年举行一届运动会，每届运动会都进行“精武基本十套”的集体大会操表演。

此外，为了以武强国强民强种，派拳师走出精武大门，深入到大学、中学、小学、女子学校、工厂等传授武术，扩大武术的普及。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精武体育会本着“以体育居先，体育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的精神，开展了各项现代体育。所以当时的精武会不仅立足于国术的振兴，同时对体育的推广普及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四）精武主义

有先人曾说一个民族要立足，必有其立足之道，而一个国家富强并傲立群雄，那必然有其特殊的精神支持。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而人民优劣则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基础。以此为理，“今试观东西各大强国之所以强者，孰不德智体三育以并重耶，孰不讲求体育，而作军国民之训练耶，盖身体之健全与否，……”(28)同时，“西洋之提倡田径球类，搏击斗剑各种之体育，东洋之鼓励柔术劈刺，所谓大和魂者，遍其全土民众，是盖锻其筋骨，砺其体肤，养其雄伟肝胆，以作干城之寄也”(29)。试看中国大地，儒教之国，敷衍苟且，庸懦怠惰之习，已久成为风俗，拳勇志士竟地位低下，视习武者不屑一顾，故相沿成习，面对今日国人体格萎顿，事业颓废，可谓不武无术已极。然看我国数千年辉煌历史，“诛草莱，驱猛兽，关荆荒，厌恶物，开疆数万里，版图半天下，生存至今者，全赖吾祖吾宗遗留之拳棒刀剑也”(30)。国人在羡仰外域之文明与学识之时，更应将国术延续，促进和鼓励其发展，使崇武、精武精神为中华民族演绎与生俱来的独有风气。

天下虽大，匹夫有责。在清末民初时期能人义士纷纷举办国术馆、社、所，除自谋衣食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训练民众体格与精神心灵，将精武精神普遍中华大地，以帮助国家强盛。据统计，在1901—1904年间，中国共有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其中体育会17个。除此之外，非体育社团也注重体育，或附设体育部，或专立体育分会进行体操和军事训练，试图通过强健国人体魄，以洗刷文弱之风，振起尚武精神。(31)尤以精武会为例，有美国人在考察中国后曾言曰：“中国无良好之会社。有之。惟精武耳。斯言也。非寻常颂祷之词也。精武实有以当之而无愧也。盖精武者。最良好之共同组织也。夙气。揭幕社会。其会员数十万。皆本此旨以相劝勉相率励。其不为环境所支配。且能支配环境。又可信也。故人其中者。耳濡目染。熏陶渐渍。而环境之罪恶污浊。胥不足以凂之。且思所以湔灌之矣。其有禆于人格之发展。此其一也。”(32)所以，精武精神是应当时时代背景而提出的。1910年，精武体育会创立之初，陈公哲提出了“立精武精神，以为训练会员之纲领”。(33)卢炜昌、陈铁生、罗啸敖等精武早期创办人也对精武精神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此后，陈公哲、罗啸敖等从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民气不振、国力衰微这一时代问题出发，形成了自己的理想——精武主义。陈公哲在“精武精神”中指明：“造成一世界最完善、最强固的民族，斯即精武之大希望也，亦即精武之真精神也。”(34)明确指出了精武主义追求的目标，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而“胜之不武，止戈为武”被认为是“精武之真诠”。“精武团以私人结合，提倡国技，注重体育，尤注重道德，更进而从事有益身体之艺术”则是指精武主义的主要内涵在于精神和道德。(35)集众家对精武主义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精武主义其本质基本是以弘扬国术为动机，发展国人体智德和智仁勇的精神，推动国人自强不息、自力更生，最终建立强大的中华民族，实现世界大同。

此外，作为精武早期创立者对社会的关怀和服务更是体现了精武人的刚毅精神。如陈公哲制定的“精武之友道”是“爱己及人，视同兄弟”，“精武之福利”是“乃予之人，非取诸人”，“精武之风度”是“诚实坦白，博爱平等”。(36)这种强烈的愿望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是精武精神的现实体现。也正是由于精武主义在道德、精神领域的追求和原则，才使它作为一种观念传向了海外，使它至今仍有生生不息的影响力。

精武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以国术为支点对民族精神的挖掘，这是社会环境的造就，也是历史的必然。翻看外族历史，昔者卑斯麦以铁血主义而强德，斯宾塞以坚忍主义而强英，智耶而以恢复主义而强法，日本明治维新，提倡大和魂主义而强日，故今日中国“也则鼓励大精武主义而强我大华民国此国术之所以为可贵，而非徒壮之身体已也，彼有体力伟健，即寓有大无畏之精神者耶，即为侠烈义士者耶”(37)。这就是时代的特征，当时社会的全新思想——精武主义。弘扬民族特性的文化精神不仅是维护“国体”，伸张国权，更是体现一个民族的自立自主精神。精武精神是民族的需要，更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有曰：“夫一国之成立，有其一国之国魂，西欧即体育运动，东瀛即柔术劈刺，我国即技击武术也，是以运动体育，为西欧之民族精神，柔术劈刺，为东瀛之民族精神，技击武术，是吾国之民族精神也，今吾人不欲强国则已，如欲强种强国也，必自发扬吾国有之国粹武术之民族精神始。”(38)又曰：“有国术之技能，始能有大侠魂之实力，有国术之精神，始能有大侠魂之发扬，是以大侠魂者，即寓于大精武主义训练之中，大无畏精神者，即寓于伟大国术技能之中，是故欲懦夫强，怯者立，必先锻炼其身体，锻炼其身体，莫如寓之于国术，寓之于国术，莫如提倡其大侠魂之精神，提倡其大侠魂之精神，莫如精研于国术，精研于国术，是之为精武主义，具精武主义之精神，则充乎宇宙，塞乎八荒，无不为，而无不为矣，是又即为余之武术建国，武术建国，武术建国……”(39)此外，对于施于个人，可以强家，施于社会，实具谦和的自卫国术本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他主持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述精武体育会事”的文章，赞扬精武体育会。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也专门为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题词“尚武精神”，并称赞精武体育会对提升民众尚武精神“贡献颇多”。同时，诸多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对精武体育会也给予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