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议及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辩证地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乃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等等，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²⁾。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显然，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在詹姆逊看来，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以往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所进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换言之，在新的形势下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亦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文化研究视野不相契合的。

与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宽容态度不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对之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后果就是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滥用，结果导致了当代社会人人都在谈论“文化”，而且津津乐道于此。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的文化主义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

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逸或政治契约。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孕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³⁾。

伊格尔顿这段措辞强烈的批判性言辞近乎偏激，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流露出对全球化时代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无限扩张的担忧。他在从事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同时，仍在相当的程度上坚持精英文学的审美方向，亦即他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毫无疑问，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伊格尔顿是迄今对全球化及其在文化上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持最强烈批判的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这种强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精英文学研究者在大众文化的挑战面前，仍然坚持文学本位的精英立场。

特里·伊格尔顿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也相当关注全球化现象，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他那本广被人引用和讨论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的定位》（1994）。巴巴作为一位有着第三世界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西方学者，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容忍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文化上的单一性和趋同性。他的一个实际策略就是提出“混杂性”（hybridity）或“混杂化”，以此来对抗“同质性”或“同质化”。在这本书中的一篇论文中，巴巴就目前文化研究界普遍关注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和多样性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他也和大多数研究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学者一样，并不赞成文化上出现的单一性和趋同性，而从后殖民理论的解构和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视角出发，更加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他认为这种差异性正是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成果。如他所言:

文化多样性是一个认识论的对象，即文化作为经验知识的客体，而文化差异则是把文化当做“知识的”、权威的加以表述的过程，它完全可用于文化认同体系的建构……

文化多样性同样也是一种表达整体文化分离的激进修辞的表现……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早期结构主义人类学描述那里，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表述体系和文化符号的交往⁽⁴⁾。

巴巴这一观点的提出，早于国际学术界兴起的全球化问题理论讨论，对于我们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象仍有着重要的启迪。尤其是他所着重讨论的“身份认同”、“少数族群化”、“流散写作”及“文化翻译”等课题，均是当今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不少文化策略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见地。

纵观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那就是当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截然对立之后，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曾在历史上被打上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印记的观念，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使得东方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东方文化及其高雅形式文学，再度被西方人所重视，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因此可以说，在文化研究的诸种课题和层面上，东西方不仅有可能进行对话，并且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对此我们应当抱乐观的态度，21世纪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被西方文化主宰，也不可能被东方文化主宰，所谓用中华文化来统一新世纪的世界文化，反过来很容易为攻击中国的人找到借口。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应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冲突、磨合之后，达到新的层面上的融合。因而所产生的结果，将是一种新的兼具东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文化应当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什么是全球化？尽管对此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几乎都公认，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它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统统取决于两个因素:市场的自行调节，和隐于其背后的跨国资本和权力的主宰作用。正因为全球化主要是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和经济实力来作衡量高下的标准，所以它在一些地区，包括发达的欧洲国家，以及欠发达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则服务于文化娱乐事业，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⁵⁾。当然这只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在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情况更为令人吃惊。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使相当一部分人或职业边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因此毫不奇怪，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化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位置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大有被全然吞没的危险。这是杞人忧天呢，还是对于文化的切实的威胁？这是我们要予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