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变迁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社会环境变迁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一　社会环境变迁对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

社会环境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意思的综合表现。武术文化的传播活动在社会环境中进行，自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一）19世纪末期武术文化传播的特征

从武术传播的基本要素构建特点来看，武术的传播主体应该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组织团体。不管作为个人还是团体的要素，其自身的发展和存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体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比如清朝各代皇帝严禁民间习武的社会制度，就大大制约了武术的发展，以至于武术陷入了恹恹不振的境地。但是武术的传播并没有停止过，武术的组织也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在传播形式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各类秘密结社的产生。秘密结社是不为朝廷官府所允许的民间结社团体，以下层民众为主要成分，通过结盟来进行传教或习武的组织团体，如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会以及白莲教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了武术暗器的顺利发展，根据形状大小的不同，达数十种之多。这就形成了19世纪末期武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显著特征。

（二）20世纪初中国武术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对冲(www.guayunfan.com)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同时，西方体育也在中国迅速地传播开来，对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构成严重的文化掠夺，形成了东西方体育文化对冲的一种局面。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历史。科举制考生无论年纪多大，通称为“童生”。武举制度，所考项目以武技为主，童试分内外场共三场，先考外场，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先考步射，通过之后，再试硬弓，次试刀、石（技勇）。外场之后，接着考第三场，默写武经，但实际上考生多不识字，终至流于形式，或干脆请人代写，形同虚设。这些都随着西方新式火器的传入，以及武术在军队作用价值的削弱，一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消逝。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确立之后，随之对应的是一系列痛定思痛的变革，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移风易俗”变化。(4)但是武术作为一种极具民族凝聚力的悠久历史文化，“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概”的作用，因此被融入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发扬光大。例如甲午战争后，“尚武精神”开始盛行，开明绅士开始创办学校，设立体操（武术）课程。武术很快作为一项正式的课程内容被列入课堂的教学当中。之后，1908年，在江南就举行第一次学校运动会，有85个学校参加。其中武术的击剑、刺枪和柔术也被列为竞赛项目。因此，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走出了恹恹不振的境况。

西方体育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以后，对以中国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构成严重的文化掠夺，使得长期推崇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的人士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何将压力变为动力？这些人士从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出发，主张保存和发扬武术，提倡“土体育”，反对“袭他人之形式”，认为西学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主张昭之于众后，得到了众人的响应，遂形成一股新的潮流。1911年，在《体育杂志》上就有人撰文，认为“中国击剑、枪术、弓法、骑术等为最佳之运动”，并主张将这些运动“以代西式体操”。这是人们从思想上对武术的正确认识。从那时开始，武术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早期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唐蔚芝强调：“提倡技击者则正欲吾国固有之体育良法，以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日臻和平者也。”(5)

（三）民国初期武术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近代武术的发展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一样有其特殊性，它始终是在一次次中西文化对话的思潮中，在民族主义的总体语境中，茁壮地成长着。1909年春（宣统元年），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亚波罗影戏院表演时，曾口出狂言，要打遍“东亚病夫”。此时，陈英士接受农劲荪的建议，邀请河北虎头庄霍元甲先生前来应战。并约定六月一日下午四时比赛，霍元甲赴约时，却不见奥皮音踪影。次年三月再次约定，而奥皮音却再次失约。消息一经传开，霍元甲名声大振。之后，陈英士等热衷武术的青年，诚请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校，以培养人才，霍元甲欣然同意，精武体操学校由此产生了。1910年7月将“精武体操学校”改为“精武体操会”，并利用书刊、摄影、电影、游艺等等全方位推广武术。到1929年，精武体育会已达到42个之多，会员总人数超过40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