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行为的社会认知理论

4.2　锻炼行为的社会认知理论

健康观念模型

Hagger和Chatzisarantis在2005年基于前人的研究总结了健康观念的体育锻炼行为预测模型。根据健康观念模型，个体准备采取健康行为（意向）是对感知到健康现状存在危机及对现状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的一种反应机制（Rosenstock，1974）。该模型表述个体的信念作用健康危机感的应激行为，而信念来源于四个方面的认知：一是应激行为意向由个体开始认识到自身在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二是健康问题严重性评估起到调节（加强或是减弱）行为意向的作用；三是对应激行为的效益认知可强化或减弱行为意向；四是应激行为可能遇到的阻碍也是影响行为意向的因素之一（见图4-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来讲，认知的健康危机感可能并不会导致明显的行动，而只有在一些刺激事件的发生促使行动的过程处于一种应激状态时，才会出现行为反应。总之，健康观念模型预测如果个体感觉到健康状况存在问题，并相信这种问题已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时，就会产生应激行为的意向。但是，这种应激行为意向并不是由某一个因素来决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它还要受到该个体对应激行为的效应认知和可能行为阻碍认知的影响。例如，一个高血压患者被医生告知可能容易患心血管并发症。同时，他（她）可能也相信体育锻炼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根据模型，这些观点可能会刺激个体参与到锻炼活动中来。但是，这种体育锻炼的意向在没有达到一定强度阈限时，行为是不会发生的。他（她）还会考虑参与体育锻炼的条件，并会运用“最小付出原则”来衡量药物治疗与锻炼行为的可取性。如果评估结论是锻炼行为具有一定的障碍，则锻炼的行为意向会减弱，行为被抑制。反之，如果认知结果是锻炼没有障碍，则锻炼意向加强，体育锻炼行为发生。

图4-1　健康观念模型（Hagger，Chatzisarantis，2005）

形成性理论研究显示，健康威胁严重性的感知和体育参与的信念对于行为的意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锻炼行为的障碍则相对影响较小（Quine et al.，1998；Abraham etal.，1999）。此外，证据显示，许多因素还会中介作用应激行为准备的程度，如严重性感知的强度、锻炼行为的益处和易受伤害的状态等（Abraham et al.，1999）。同样，也有证据显示，健康信念模型并不能有效地捕捉到所有社会行为的心理学决定因素。有的学者认为，该模型结合考虑其他结构，如自我效能对目的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提高预测的能力。

健康观念模型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既没有提供心理结构（如负面认知）的操作定义，也没有具体描述这些不同变量是怎样组合影响意向和行为的（Quine et al.，1998）。例如，该模式并不能分清哪些具体的行为是由于受到个体对病情的感知而发生的。就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感知来说，在锻炼行为和控制饮食行为都可能有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的情况下，模型并没有明确说明心血管感知有益于哪种行为。其结果是，由于不同研究对于心理结构采用了不同的操作定义，研究结果呈现出许多与健康观念模型有关的不同实验证据（Harrison et al.，1992）。

动机保护理论

由Rogers在1983年第一次提出，并分别经Hodgkins和Orbell在1998年，Miline等在2002年修改发展的一个类似健康观理论的模式，Hagger和Chatzisarantis（2005）把它称为“动机保护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该理论模式表述了健康行为表现实际上反映了对威胁和应激评估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疾病危害评估和与之应激的评估所产生的应对行为状态（见图4-2）。该模型把应对行为过程分成信息资源阶段、认知中介过程阶段和行为阶段等三个发展阶段。信息资源阶段作为认知评估的必要依据主要包括了环境的资源和人际的资源。环境资源主要表现在个体沟通、观察和学习获得的资源，而人际资源主要与个体的人格有关变量和过去的有关经验发生联系。认知中介过程与健康观念模型的结构非常相似，包括威胁和应激评估。威胁评估源于两种信念：负面认知的强度和对其严重性的认知。对负面状况的认知可能导致个体确信自身容易受到健康威胁，而严重性认知则使个体相信疾病的出现会带来严重后果。应激评估包括对特定行为效能的信心和执行应对行为所需能力的信心，即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的信念，以及对相关行为执行的认知（Rogers，1983）。总之，动机保护理论预测以下情况发生时个体会采取健康的应对行为：如果人们相信一种疾病很严重并且可能会发生时；如果人们感觉到健康行为能有效改善健康风险，有能力执行这些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不需要很多花费时。

图4-2　保护动机理论模型（Rogers，1983；Hodgkins，Orbell，1998；Miline et al.，2002）

形成性理论研究证明，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对应对行为有一定的效用。例如，自我效能可以用来预测与健康相关的意向和行为（Hodgkins and Orbell，1998；Miline et al.，2000）。此外，Hodgkins和Orbell在1998年根据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威胁评估能减轻失控的应对反应观点。在锻炼领域，这些研究同样证明了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和负面认知影响锻炼意向（Miline et al.，2000）。而且，有关的干预研究发现，应激评估和威胁评估也会对锻炼意向产生影响（Miline et al.，2000）。但是，Miline等曾提到这种影响效应只是中度的，并不十分强烈。

理性行为理论

Ajzen和Fishbein在1980年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是很有影响力，也是在计划行为模式中被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Sheppard et al.，1988）。根据这一理论，对于体育锻炼这样的意志行为表现可以通过个体描述参与该行为的意向来预测。Ajzen和Fishbein认为，意向表示个体计划投入到未来行动中的打算，同时也代表了个体希望努力的程度，以及尝试投入努力到执行的活动中。因此这种在属性和功能上的动机结构非常接近意向的传统概念（Meiland，1970）。意向被描述为即刻或与行为发生前时段的动机（Ajzen and Fishbein，1980）。其主要功能是分别对行为的执行、态度和主观规范形成一系列标准化的个人认知。态度表示对意向行为在总体上的正面或负面评估。主观规范指其他可能对行为执行施加影响的认知。一般来讲，理性行动理论预测个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越倾向正面效应的认知，行为执行的意向就越强。另外，意向作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可直接导致行动的执行。这意味着意向可以用于解释“态度—行为”与“主观规范—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因此，意向是态度和主观规范过渡到行为的必要考察要素。

理性行为理论也可以解释潜质的态度和主观规范。Ajzen和Fishbein认为，态度源于行为者相信行为执行会导致一定的结果，界定为“行为信念”（behavioural beliefs）。而且，个体也会相信对这些结果的评估，即为“结果评估”（outcome evaluations）的信念。同样，主观规范也会基于这些信念来判断，这种判断包括了“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和“服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规范信念，是指对行为的期望，主要参考个体或组织认同或反对的行为，而服从动机则是指行为者在总体上倾向附和参考者的意愿。行为的与规范的信念之间关系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评估被归纳为“期望×价值”的定理。这种基于信念测量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就反映了直接测量潜在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结构。理性行为理论如图4-3所示。

在体育锻炼的研究领域中，对理性行为理论的测试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意向的整体预测价值，同时也显示了态度对意向有明显的预测效应，而主观规范的影响则相对较小（Hausenblas et al.，1997；Hagger et al.，2002）。这些形成性研究同样显示，态度对意向产生较大的效应，以及主观规范对意向产生较小的效应，并不会因为是运用信念导向测量态度和主观规范还是直接测试它们而受到影响（Theodorakis et al.，1991a）。此外，跟踪研究显示，态度对意向的影响与时间无关，一直都保持一个较强的效应（Chatzisarantis et al.，2006；Hagger et al.，2001）。

图4-3　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Ajzen，Fishbein，1980；Ajzen，1985）

理性行为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许多与体育锻炼相关的重要行为信念和规范信念。这些信念可以通过开放式问卷来获取，再基于该理论发展成为标准的问卷，用于测量以信念为基础的“意向—行为”结构（Ajzen and Fishbein，1980）。Hagger等在2001年把这些行为信念归纳为：“良好的伙伴关系”、“重量控制”、“有益于我的整体健康”、“花费太多时间”、“愉快”、“保持体态”、“保持良好体形”、“改善技巧”、“受伤”，以及“使身体发热和流汗”等。规范信念和服从动机的重要参考者主要是家庭成员，如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朋友和老师等（Hagger et al.，2001）。Hagger等在2001年通过对这些被试直接测量态度和主观规范结构来验证这些信念是否会出现模糊的解释，结果发现并没有出现。并且他们还发现这些信念可以继续分为下位概念。

尽管不断有研究支持理性行为理论的有效性（Sheppard et al.，1988），但Ajzen和Fishbein在1980年认为该理论在预测和解释行为方面存在着三个限制条件，分别是“相符性”、“稳定性”和“意志控制”。第一个限制条件（相符性）界定为当意向和行为测量以一种符合四维度的方式表述时，理性行为理论的变量（如意向）预测效力会增大。这4个维度是：行为（如体育锻炼）；行为指向的目标（如每周4次）；行为执行的时间（如持续3个月）；行为执行的环境（如在活动时的环境）。如果这些结构的测量表现为意向与行为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不相符时，根据相符性原则，意向的预测效力将会降低。第二个限制条件（稳定性）指出，当行为发生以前意向没有改变，其意向才能预测行为。然而，意向与行为评估的时间间隔越长，意向就越有可能改变。这主要是增加了可供个体重新选择的新信息的缘故。第三个限制条件（意志控制）与该理论的意向预测有关。这一限制条件界定为意向的预测只有在个体完全意志控制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一般来讲，当行为执行时不会因为受到个人因素（如能力差）或环境因素（如缺少时间）的干扰，才能界定为完全地处在意志控制之下（Ajzen and Fishbein，1980；Ajzen，1985）。当其他因素影响行为的执行并且个体不能控制这些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时，意向对行为预测效应可能会减小。

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

以上有关体育行为的理论主要是以社会认知为基础构建的，所以这些理论模型主要关注的是行为评估，而忽略了目标评估。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引进了比行为更广泛的目标环境概念，进而扩展了先前的行为理论（Perugini and Conner，2000；Peruginiand Bagozzi，2001）。该理论模型更多地观察与目标有关的计划行为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在构建该理论的过程中，Perugini和Conner认为，态度是关于“个体相信采取行动X是为了获得目标Y”的一个范畴，所以它表现的是一个程度，而且相信该行为有益于消除伤害。此外，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也包括了预期的情感反馈对于目标实现的影响。模型对有关达到目标的正面预期情绪和失败的负面预期情绪也作出了界定。换句话说，该模型通过考虑目标Z的实现将会使个体感到兴奋和愉悦，以代替过去的行为理论强调测量行为X给个体带来的感受。例如，基于该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个体在成功达到目标Z后会产生怎样的感受。

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主张“期望”（desires）是决定意向的主要的因素。“期望”旨在反映传统意向中没有呈现的态度方面的动机。在这个模型中，“期望”的测量主要关注目标，而非行为。此外，“期望”被假设为态度效应、预期影响、主观规范和认知行为控制对意向的中间变量。模型的其他关键特征主要是关于意向的概念化。Perugini和Conner在2000年提出，计划行为理论中意向的概念化主要是考虑意识行为的目的。而在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中的意向概念主要从意志的三个方面重新解决这一问题：（1）对意向的直接表达（如为了达到目标Z，我会尝试采取行动X）；（2）对达到目标的计划表述（如我打算采取行动X以达到目标Z）；（3）对行动所需要的意志和努力的表述（如我将付出努力执行行为X来实现目标Z）。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还详细说明了过去的行为对后续的行为、意向和期望的作用。过去行为的作用主要来自动机和意向变量的自动心理过程效应（模型见图4-4）。

许多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Perugini and Conner，2000；Perugini and Bagozzi，2001）认为，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型比计划行为理论的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效力。实验研究同样表明，态度、主观规范、认知的行为控制和正面及负面的预期情感可以预测期望，并且这种期望能够预测意向。Perugini和Bagozzi也展示了期望在态度、主观规范、认知行为控制、预期情绪变量与意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运用该理论模型进行干预促进锻炼行为的评估研究的出现。

图4-4　目标导向的行为理论模式（Peruginiand Conner，2000）

转换理论模型

Prochaska和DiClemete在1982年通过研究有关酗酒和抽烟的行为，发展了一个行为改变的解释理论，其核心是个体为了调整改变不健康行为，会使自己的行为随着社会认知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进一步，他们认为这个行为的变化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在各个阶段中都可以量化来描述变化的过程，但行为变化的阶段划分才是该理论模型广为应用的成分。这些阶段具体地分为“预打算”、“打算”、“准备”、“行动”和“保持”。在预打算的阶段，个体通常没有形成关于改变不健康行为或生活方式需要的意识，所以一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打算阶段，个体已经感觉到有必要进行改变，并且考虑做些什么，然而还没有形成倾向性做什么的意识；在准备阶段，个体已经形成想要改变的需求，并会参加一些必要的个人和社会活动，以及做一些改变行为的承诺；在行动阶段，人体开始有计划地尝试一些成功或不成功的改变行为，这些行为上的改变可能是非连续性的，甚至可能会回复到先前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在保持阶段，主要表现为成功的和连续的行为变化。

Prochaska和DiClemete指出，该理论模型主要表述了行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过程，包含了社会认知结构、行为结构和动力特征结构，反映了在行为意向方面的转换，所以被命名为“转换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其中“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均衡决策”（decisional balance）是引起这种行为变化的关键变量。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做出期望的行为改变并以此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运用转换理论模型的研究发现，在各个变化阶段中自我效能的水平的确会表现出不同。具体地讲，这些研究发现，处在保持阶段的个体，其自我效能的水平最高，而处在预打算阶段的个体，其自我效能的水平最低（Armitage and Arden，2002）。

均衡决策反映了人们对于所采取行动的优势与劣势或好与坏的评估信念。该理论假设，当个体打算改变行为时，需要在好与坏之间作一个均衡决策。当正面结论多于负面时，个体将会处在准备阶段。有关体育锻炼的研究通过观察行为的环境，支持了这一假设。例如，Prochaska等在1994年发现，均衡决策对于处在准备阶段的个体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对行动者和保持者也显示了大致相同的效应。总之，基于Marshall和Biddle在2001年的一项有关体育锻炼行为的“元分析”研究发现，许多运用该理论来检验不同阶段的自我效能和均衡决策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理论的假设。

在其他社会认知的研究中，转换理论模型也被用来测试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的过程。研究人员把自我效能结构和均衡决策结构与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放在一起来观察行为的转变情况。例如，Armitage和Arden在2002年，Armitage等在2003年分别作过类似的尝试。他们把基于信念测试的态度作为反映行为信念的优势和劣势用于观察行为的参与程度的关联性，并且考虑类似的均衡决策。此外，研究人员还把认知行为控制变量直接与自我效能结构进行了比较。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认知行为控制反映了自我效能的缘故。结果发现，计划行为理论的这些结构在不同的阶段中表现出了线性增长。这与Corneya在1995年关于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与其他社会认知的意向模型一样，虽然转换理论模型显示了一致的预测效度，但它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它的效度，是因为它展示的是认知和行为非连贯的混合结构，且缺乏对每个阶段操作特征的明确定义（Davidson，1992）。因此，有学者认为转换理论模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阶段模型，而只是一个“伪阶段”模型，因为各阶段间的边界并不清晰，而且无法通过实验加以区别（Sutton，2000；Armitage and Arden，2002；Armitage et al.，2003）。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来自其他理论的所有社会认知结构在转换理论模型中都呈现出线性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改变的阶段非常接近意向的测试，换句话说，这些阶段本身仅仅是行为意向在不同水平上的反映。因此，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一个由低到高的意向（Armitage and Arden，2002）。

Sutton在2000年建议，为了使转换理论模型的各阶段展示真正的区别特征，关键的社会心理学变量的非连续形式应该在各个阶段中都可以被观察到，即当个体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时，关键变量的差异应该反映出非线性的变化。例如，非连续方式可能是态度在打算阶级和准备阶段表现出量的增加，但是从准备阶段的次级阶段进入行动阶段或从行动阶段进入保持阶段却没有呈现出这种增加。在这个例子中，针对态度的干预可能会促进个体由打算阶段进入准备阶段。但对于处于准备阶段且已准备好的个体来说，态度的干预则是无效的。图4-5对此作出了解释。有少数实验研究也验证了这种不连续模式。

图4-5　转换理论模式中皱褶型的行为意向（Armitage and Arden，2002）

目前，态度的“矛盾情绪”等其他特征也被视为转换理论模型阶段变化的重要过程变量。Sutton在2002年建议将其用于展示非连续模式。矛盾情绪指个体对于一个行为可能同时抱有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并且在作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两种评价间的冲突。矛盾情绪在态度—意向的关系中是中介变量，表现为高水平的矛盾情绪会减弱态度的动机功效（Armitage and Conner，2000）。在转换理论模型的环境中，Armitage等在2003年发现，一旦计划行为理论的变量在改变各阶段上显示出线性关系时，“态度—意向”关系与态度的矛盾情绪之间则为非线性关系（二次方）。数据显示，矛盾情绪在打算、准备和行动阶段会出现高水平，但在预打算阶段和保持阶段其水平表现为较低。Hagger和Chatzisarantis在2005年建议，改变“矛盾情绪”可能会促进个体由预打算阶段进入打算阶段、准备阶段或行动阶段，但不会伴随整个阶段。重新解决这些“矛盾情绪”可能会有益于进入保持阶段，而且不会轻易回复原状。然而，这些观点需要进一步地在体育锻炼领域加以验证。如果假设得到证实，则有益于将转换理论模型发展成为真正的行为阶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