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出版图书的原因及意义

一、引言

有宋一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造就了文人^[1]崭露峥嵘的形势。这一时期,宋人种种文化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与社会发展是分不开的,这种发展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关于这一点,王国维与陈寅恪二位先生都曾一咏三叹,屡加阐发。王氏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2]陈氏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赵宋之世。”^[3]而邓广铭先生更将其视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4]的确,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积淀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转型和思想解放的产物。

那么,宋代文化又如何让文人展现魅力呢?从社会文化发展来看,城市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的兴起及市民对文化诉求的加强;儒、佛、道三家思想从冲突到融合,宋学的兴盛;文、词的繁荣,诗歌、书法和绘画的创新等等,以上诸方面的变化道出了宋代文人积极入世的社会原因。从政治发展看,隋唐时创立三省六部、科举、翰林及枢密等制度,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行政体制,皇帝与大臣之间、朝廷与地方之间得以相互制衡。由于选拔官员的机制更加完善,身居社会中下层的士人得以顺利地进入朝廷参与决策和管理,士人群体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5],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活动,这都为文化事业增添了新的亮点。同样,宋代文人群体积极地参与图书出版事业,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探析宋代文人出版图书,也必须从出版的群体、原因及意义做一初探。

二、文人出版的群体

有宋一代是图书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朝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6]。文人充当这一时期的主力军,从中央到地方,他们靠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将图书出版业推向高峰。总体来看,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均呈现出庞大的文人出版群体,以下择其要者言之。

(一)图书出版主体是在朝廷的文人士大夫

宋廷经常组织一批文人士大夫从事古籍整理和校勘,再加以刻印出版,主要供皇帝及士大夫披览,便于以资治道,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故文人的图书出版在政局变革中成长起来。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上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加详定。”^[7]于是命窦仪与权大理寺卿法直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共同编修。同时窦仪等又将格令宣敕集为《编敕》,一并进上,乃“诏刊板模印颁天下”^[8]。这是宋初刻印的第一部官方法典。从编纂人员来看,据《宋史》称,窦仪十五能属文;晋天福中举进士,学问优博,风度峻整;陈光义、冯叔向均为饱学之士。他们参与法典编敕整理和刻印,这当然与宋初稳定的政局有关。

自宋初以来,以组织文人编纂大型图书为中心的国家出版体系也逐渐地建立起来。在中央刻书机构中,以国子监为最,它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国家出版机构。所刻印图书除上供朝廷,还向各地售卖,已初步具备国家出版社的性质。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宋真宗幸国子监,问及祭酒邢昺书版数量。邢昺回答:“国初印版止及四千,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多矣,乃儒生逢时之幸矣。”^[9]由此而知,国子监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而且组织文人从事图书出版,反映了宋廷对朝廷文人出版的教化功能的重视。

(二)从地方机构的图书出版来看,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官员也构成了文人出版体系的一脉

地方官员当中也不乏有远见卓识的图书出版倡导者,如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福建仙游人,著有《端明集》等。蔡襄于嘉祐四年(1059年)撰《荔枝谱》一卷,介绍了荔枝的种植历史、品种及其产地,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对荔枝种植的经验和认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言:“《荔枝谱》一卷,端明殿学士莆田蔡襄君谟撰,且书而刻之,与《牡丹记》并行。”由此可知,《荔枝谱》与《牡丹记》均由蔡襄手书上版,同时自己出资刊行。的确,蔡襄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事刻书,对福建的刻书业起到了倡导作用。蔡襄先后出任泉州、福州官员,他任职的这些地方,日后都成了刻书业发达之地,这和他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此外,不少地方官员通过组织刻书来改善地方财政收入。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印的《大易粹言》一书,书后镌有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

舒州公使库雕造所本所依奉台旨,校正到《大易粹言》雕造了毕。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池州青阳县学谕李祐之校勘;迪功郎舒州怀宁县尉许邦弼校勘;迪功郎新无为军无为县主簿方颐校勘;迪功郎舒州太湖县主簿张橐校勘;迪功郎舒州望江主簿程九万校勘;从政郎舒州录事参军莫抃校勘;儒林郎安庆军节度掌书记赵善登校勘;从事郎舒州州学教授方闻一校勘;奉议郎权通判舒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陆同;朝请大夫知舒州军州兼管内劝家营田屯田事曾种。

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计贰拾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

纸副耗共壹千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赁板钱壹贰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路儒学教授李洧孙校勘无差。^[10]

这部书的牒文提供了地方官员刻书的重要信息:一是地方官员出版均有明确分工,质量有所保证;二是出版书籍利润颇高,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三是此书乃宋代第一部辑录众家学说的,且具有丛书性质的《易》学著作,反映出地方官员组织文人出版是适合统治者需要的。尤其入南宋后,地方机构从事图书出版的活动越来越多。从宋存版书看,两浙东路茶盐司记得较多,有绍兴年间刻印《周礼注疏》《尚书正义》《资治通鉴》等等;淮南路转运司刻印《史记集解》150卷。从图书种类来看,地方官员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较为充分,主要以时人经史、文集为主,从侧面看,他们亦颇注重其经济实效性。

当然,部分地方机构召集文人出版图书,虽然带有获取利润的目的,但从整个传统社会的角度看,官方出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数量上,主要都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

(三)方兴未艾的民间文人出版

宋代有条件的文人不仅注重藏书,而且从事刻印,所以民间文人的图书出版业甚盛。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较知名的民间出版者有岳氏之相台家塾、廖莹中之世彩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临安进士孟琪、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秀岩山堂、建安刘叔刚宅、眉山程舍人宅、姑苏郑定、钱唐王叔边家等40多家。

从刻印之家来看,当时的儒臣文士虽然自己刻书不多,但他们以自己的身份和声望进行倡导,开创了家刻的风气。他们出书不以获利为目的,主要是以书传家,推动家族后人学而仕进之风。如吉州周少傅府,即周必大,字子充,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出生名门望族,系南宋宰相。他一生功绩显赫,名誉远播,是一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致仕后,他募工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此外,怀有济世情怀的民间文人也致力于图书出版事业。宋代临安府陈氏书籍铺闻名遐迩,经营者为陈起父子,均为读书人。陈起,字宗之,人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由于他擅长书画,好刻唐人诗集,有“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11]之誉。他的作品有《芸居乙稿》和《芸居遗诗》传世。其子续芸,受其影响,喜爱读书,曾应乡试发解,人称陈解元。陈氏父子以儒商的理念经营的书铺,是一个文化品位十分浓厚的肆坊,兼刻印、卖租及茶室等。陈氏父子的经营理念为其赢得了“文士独知音”“江湖指作定南针”的称号。总体上看,宋代民间的文人出版以儒家文化理念为主,不以利益为目标,而以文化艺术为人生标引。

三、文人群体出版的原因

任何文化出版的发展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宋文人群体的图书出版发展也不例外。无论在政治情怀、道德理想、价值观念、礼俗风尚还是生活情趣等方面,宋代社会的发展都为宋代文人开创了一个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

首先,宋廷重文政策为文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出版舞台。宋廷鉴于唐末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做出的崇文抑武选择,无疑开启了一代偃武兴文之机,故《宋史》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事实亦如此,太祖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人的措施,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12]。此后,宋统治者也致力于兴文教,扩大开科取士,有意或无意地向“平民化”倾斜,士人仕途稍宽,读书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也就多起来,最终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诚如柳诒徵先生所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宋廷营造的宽松环境,为文人在图书出版舞台上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支持,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其次,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造纸技术的改进,使文人群体出版成为可能。活字印刷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出现,比传统抄本及雕版印刷更为方便。造纸业在继承唐代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均能满足出版业的需求。这些均为文人群体出版提供了技术支持。宋人苏轼也感受到这一深刻变化:“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士人转相自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位从于昔人。”^[13]从中可以窥见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技术的蓬勃发展,给书籍的传播、收藏、翻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的确,活字印刷术给文人群体出版带来了较大的方便,如据《周益国文忠公文集》载,周必大曾用胶活字印过《玉棠杂记》,在给程元成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池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棠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云云也。可见,活字印刷术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改变了文化传播的单一途径。

最后,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动了图书出版市场的兴起。宋代图书出版的可观利润促使民间和官方以各种形式厕身图书市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图书贸易的发展。事实如此,不仅书商从事书籍交易活动,许多普通百姓也因抵挡不住诱惑,皆转向摹印,以取衣食,甚至许多文人、官员也纷纷染指其中,借以牟利。

据宋人载,不乏文人募工刻书从事图书交易的情况。穆修,字伯长,“在本朝初为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14]。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也称: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版,印数百部,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从中可看出,一是像穆修这样的文人从事出版业,除出于自身爱好外,主要是追逐图书之利;二是北宋拥有全国性的大型图书市场,如《东京梦华录》载,开封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

此外,许多精明的官员也逐利于图书出版。据朱熹《晦庵集》记载,台州知府唐仲友在其婺州家中开设有书坊。仲友以官钱开苟、杨、文中子、韩于四书,刊版既成,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可见,宋代文化市场的繁荣给图书贸易提供了一个大舞台,推动了文人群体追逐出版业的利润。

四、文人出版图书的意义

宋代有如此多的文人从事出版行业,爱好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文人那种创新意识、整合意识及济世情怀的发扬,而图书出版的便捷为其提供了最大载体和最佳舞台。宋代的出版业也给予我们今天的图书出版很大的意义,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文人以济世情怀注重图书出版的质量。宋代文人大多悉心校勘,于底本精加挑选,态度之严谨,堪为后世之典范,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精校本,如朱熹认真地说:“向在彼刊得《四经》《四子》,当时校刊自谓甚仔细,今观其间,乃犹有误字。”针对部分图书而不事校雠的现象,诗人陆游提出了严肃批评,“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15]。

其次,文人对图书内容的精确性颇为重视,他们具有执着的精神,为求得一精本,经常要广罗异本,进行辑佚活动。故宋人李纲《梁溪集》说:武阳黄长睿,博雅好古,工于文辞,尤其爱好杜甫的诗,与名士大夫游,搜集诸家所藏,是正论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非行世者之比。以上例子说明,从事出版的宋代文人不仅知识精深,视野宽广博大,精明干练,而且具有一种执着的精神。

再次,文人提出了编辑图书的思想。在图书编辑过程中,宋代文人逐渐认识到编辑图书需要一种思想来指导。宋人郑樵在《夹漈遗稿》里提出一种图书编辑的“会通法”,即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帝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也就是说图书编辑要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书,主张将天下所有的书当作一书来编修,会天下之理,通古今之道,其实这要求编辑人员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视野。故宋代文人对于书之外的资料也颇重视,如周必大整理欧阳修文集,所据版本有庐陵本、京师旧本、绵州本、宣和吉本、苏州本、闽本等。从宋存版本来看,文人的出版也体现了这一编辑思想。

复次,文人不畏政治控制,保护了优秀图书的出版。宋代文人主要从事文集、古籍等图书的出版,不同于一般书商的那种仅追逐利益的模式,他们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履行着自由出版的义务。即便在残酷的党争面前,文人群体也执着地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图书。从北宋中后期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与党争、政争相牵连的所谓“讥议时政”“伪学”等专门立案,严加追查和惩处图书出版。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因不满“新法”,带着满腹牢骚作诗,有逐利的书商将一起唱诗的文人作品集成《钱塘集》出版,流传甚广。但文集流入到政敌手里后,成为他“讥讽时政”的罪证。此后,苏轼文集屡遭禁版,好在一些有远见的出版人将其完整地保存下来。再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屡遭人诟病,而南宋的两浙西路转运司还是出版了《临川先生文集》,这是值得庆幸的。可见,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文人群体均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保护了一批优秀图书的出版,延续了宋文化的发展。

最后,文人创新、整合的出版精神,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自宋初出现了儒、佛、道三家由碰撞到融合的历史趋势,许多文人往往既讲儒学,又出入佛、道,形成了一种新儒学,旨在采取“六经注我”的主观臆解,讲求心性、义理之说,在于学术主体个性、才情、学养、识见与思想的自由发挥与提炼。当然,这也是一个文人个性张扬、思想自由、意志独立、品性坚定、文气弥漫、心通宇宙的时代。在学者众多、学派林立的宋代,出版图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客观而言,繁荣的学术文化必然需要大量的图书出版,特别是这个以新学、蜀学、洛学、浙东事功学派等为代表的时代,学者需要重构思想、传播学术文化,故而文人整合出版过的图书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

综上所述,宋代发达的出版业开创了注重学识的社会风尚,也为文人出版经验的积累和图书出版之风的盛行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同时,文人可以借助出版之力提倡和引导一种从实际出发的标准,全面而又具体地对图书进行综合考察,既要有对传统的继承,又要有所发展和创新,并使之能在社会上普及开来。正是这种求真、求实、求美的出版精神,为文人出版图书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宋代文人对图书出版的执着精神同样值得后人学习。

【注释】

[1]注:本章特指参与出版行列的文士、官员及儒商等。

[2]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氏著《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3]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载氏著《金明馆从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7页。

[4]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载氏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5](宋)欧阳修:《欧阳修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页。

[6](元)脱脱等:《宋史·艺文志叙》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33页。

[7](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462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9页。

[9](元)脱脱等:《宋史·刑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98页。

[10](宋)方闻一:《大易粹言》,见彭元璋:《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2,清光绪刻本。

[11](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2页。

[12](元)陶宗仪:《说郛》卷39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1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

[14](宋)朱弁:《曲洧旧闻》卷4,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15]转引自(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