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公共行政与组织理论的著作中，我们主要应该关注两类书籍：一类是普通的组织理论的研究著述；另一类是对中国公共行政进行组织研究的作品。在第一类著作中，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对公共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就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韦伯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对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进行科学而细致研究的第一人。正是从他这里开始，在西方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而有连贯性的公共组织研究的学术流派。
韦伯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就是对理性科层制的分析。尽管这一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超越制度研究的范式，但是与一般制度研究不同的是，他已经从宏观的国家体制深入到了政府组织内在的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的结构关联这一层面。他通过对德国军队中流行的等级组织体制的分析总结出了理想的科层结构必须具备的几种基本特征，如专业化、等级制、职务分工、常任制、档案制度等[16]。这一归纳开创了公共组织科层结构研究的先河。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尽管是理想的模型，但是这一理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包含了对这些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确定，特别是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这些组织通过加强协作和控制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和权力[17]。韦伯之后，西方涌现了大量研究公共组织的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组织的内在特征。按照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和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的观点，韦伯之后出现了三个科层制的理论模型，他们分别是：默顿模型、塞尔兹尼克模型和古德纳模型[18]。罗伯特·C·默顿（Robert C．Merton）是较早对韦伯的理性模式提出批评的学者，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在官僚组织中存在严重的仪式主义和目标替换的问题，组织人格发生了病态的改变。默顿的研究指出了组织与制度对组织人的影响，以及组织人与组织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19]。菲利普·塞尔茨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研究被称作另一种模式，即所谓的制度模式[20]。他的名著《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与农业区》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这样一个公共组织为研究对象，细致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运转过程，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运用自己对特定组织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他的老师默顿关于目标替换的观点。他发现在这个组织中，基层官员由于远离上级领导，不得不依靠地方的民主力量来参与组织建设与工作，即所谓的同化（co－optation），因而给予这些参与者贡献力量的机会，并产生催眠效果。其结果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更加深远地影响并诱导了当地利益集团，而不是当地利益集团影响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简言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同化了当地利益集团，只不过为了达到此目的，它需要对自己的目标作一些轻微的修改[21]。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是古德纳模式，阿尔文·W·古德纳（Alvin W．Gouldner）在其名著《工业科层制的类型》中继续研究组织结构如何使人性发生异变的问题。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科层组织在规范的结构和较高的效率下存在的反人性的问题。它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组织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22]。
将组织研究推到一个至高点的是西蒙，他与马奇在1958年合著了《组织学》一书，第一次比较成熟地将组织理论予以科学化和规范化。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前面几位社会学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另辟蹊径，从组织内部决策和管理行为角度揭示了组织内部的运转规律。他们指出，在他们研究之前的组织理论对组织的假设大致是将组织成员看成被动的工具、机械的执行者，这些人以一种刺激－反应的模式行动。与这种观点不同，他们认为组织人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综合体。当然，他们也指出，人的动机和渴望被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限制，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决策因此也只能是最满意的决策，不可能有最优决策。他们总结该书的话是：人们可以在天赋的局限内适应性地和合理地行动，当环境需要时会努力去做[23]。西蒙他们的组织研究模型被人们总结为理性决策模型，在有的学者看来，西蒙的研究和韦伯的理想科层制政府的研究一样，也是描述性的方法，即考察组织的机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西蒙的观点至少使我们理解到，个体决策是如何被整合起来以实现复杂的目标的[24]。
随着组织理论的发展，各种理论观点与模式都应运而生，如组织环境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组织决策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组织发展理论，等等，它们逐渐成为组织理论大家族中的成员。不过这些理论越来越专门化、精细化，并且更加趋向于对一般组织，特别是私人组织的研究，所以它们的结论和本书的论题关联不大，在此可以略过不论。
与第一类书相关，第二类书是运用公共组织的成形理论来研究中国公共政治和行政问题（特别是中国官僚体制问题）的，这些作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国际汉学研究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有些学者将西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模型就是“科层制模型”。如，1970年米歇尔·C·奥克森伯格（Michel C．Oksenberg）在《亚洲经济》上发表的《当代中国政治英文文献》一文，将当时形成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七种，它们是：（1）历史的模式；（2）现代化模式；（3）科层制模式；（4）极权主义模式；（5）比较共产主义模式；（6）革命社会模式；（7）方法论模式[25]。长期进行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王景伦也将其归纳为9大模式：（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政治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26]。两位学者的总结中都提出了科层制模式。科层制模式运用了韦伯的科层制概念，并结合共产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一些概念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如革命战争和文化大革命）、革命斗争方法、意识形态、官僚和干部、组织行为、派系斗争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一模式是汉学特别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的主流模式。这一模式主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这一类型的著作，并且很多都成为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名著。如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66年；1970年）、鲍大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科层制政府和政治权力》（1967年）和《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政治》、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Johnson）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1973年）、韩丁（Harry Harding）的《组织中国：科层制的问题，1949—1976》（1981年）、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和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的《中国政治》（该书第一版由汤森教授1963年所出，1986年沃马克教授对其补充，加入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政策改革内容，形成目前的第三版）等。这一模式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如韩丁教授在分析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三个阶段中，指出，这一模式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官方的，所以它就倾向形式化，并且理论存在过分的细则化和过少的概念化的缺点。
韩丁认为，中国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资料大多取自官方文件和收音机广播，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涉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对官僚、工人和农村的管理，以及政府运作、城市的行政等各个层面，研究者大多希望建立起能应用于中国的宏大理论，后来，这些研究取向备受批评：一是来自官方的资料令研究倾向形式化；二是理论出现过分的通则化和过少概念化的缺点。主要作品如约翰·W·刘易斯（John W．Lewis）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等。第二阶段的中国研究希望弥补不足。这阶段的研究多取材红卫兵的资料。研究方向着重深度而非广度，学者致力建构概念以及专题及地域性探索。他们发展了不少新的假设，应用了许多不同的资料和方法，同时，也建立了许多新的模式和变项，令第二阶段的中国研究呈现了分析多元化的局面。然而，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概念的学术基础，但源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却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社会科学与地域研究的紧张关系，使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忽略了中国的文化脉络和不同地域的特点。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品：政策研究方面的如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上山下乡：城市青年向农村转移》、地域方面的如怀特的《上海的职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历史方面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研究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时候的作品如：白鲁洵（Lucian W．Pye）的《中国政治的动力学》、梯韦斯（Frederick C．Teiwes）的《中国的政治与肃反》等。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文革”后的研究者有机会进入国内考察、作访问，运用文献资料以外的研究方法，韩丁认为开放时期的中国研究不但可以与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比较，还可以与社会主义的改革作比较[27]。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诸种模式中运用最多的模式之一，并且到现在还是非常有影响、运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研究中国公共政治问题的作品开始转向对中国国家建设、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公共行政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新问题的研究。传统的科层制政府模式一方面保持着对公共政治从组织途径予以关注的特征，另一方面加入了新时代的信息和一些新的分析方法。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示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灵活性与深入性。这一时期的著作非常丰富，代表性作品有邹谠的《危机中的中国》、麦考米克（John McCormick）的《后毛时代的政治改革：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和科层制》（1990年）、琳达·M·韦斯（Linda M．Weiss）的《中央与省：1978—1993年的中国：非零和的权力》（1998年）、郑世平（Zheng Shiping）的《1949年后中国的党与国家：制度困境》（2000年）等，另外还有郑永年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一批来自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西方（主要是美国）严格的政治社会学训练之后，利用自己的语言便利和文化资源加入了对中国政治研究的行列，并且迅速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相比前面的研究来说，因为其对文化的固有熟知与理解，在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中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度和开放度。
在以上这些研究中，其主题一直是延续的，围绕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政治组织、政治策略等概念发展。基本上没有逃离汤森和沃马克所说的中国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集权主义模式、发展中国家模式和中国模式[28]。三种范式因为其固有的局限性，在解释中国政治的时候都存在许多不足，比如集权主义模式在解释中国政治时不能够分析中国政治中存在的相对自由度，发展中国家模式不能克服其种族中心论和经验上的缺陷[29]。中国模式太注重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不能解释后毛时代毛泽东模式的变革和重视技术和管理问题的世界性共同点。所有这些模式的问题都说明了中国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问题难以用某一种特定时代或者特定环境中产生的理论来完整地、不变地分析。必须有一种动态的眼光和变动的历史方法，这样才可以接近中国日益变化、中国特色和世界精神越来越交合的特征。后一阶段的研究尽管注意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变动性，所采用的理论方法也越来越注重其现实解释力，但是还是没有一种能够在制度和行为中贯通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可以宏观把握制度的规范范围、倾向和能力，又可以透视制度环境下的行动，从而适度地把握制度与行为的关联，把握在历史中的制度和组织状况。这种方法早就为政治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制度主义流派提倡和运用[30]。
这一流派从单纯的组织研究和制度研究的局限中走出来，走上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用动态的眼光来认识制度和组织的关系，认识宏观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组织过程中的各种结构与过程的变化。正如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人物约翰·P·奥尔森（Johan P．Olsen）说，“这种关注可以联系到对政府形式理论2000年的搜寻，今天它比以往更加密切相关。当代西方政府体制被组织成民主制，政策在组织化的、公私角色组成的复杂网络中出现。这样，洞察这些情况与效果、组织与协调的替代形式对分析代议民主制如何运转是重要的。需要一种新的制度主义，它关注行为与结果怎样或什么程度上被政治制度融合起来”[31]。这种组织理论提供了一条在政治科学的正式合法传统与环境决定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它将关注制度与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样的方法给人们最大的启发就是让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组织中的个人或者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是将组织放在大的环境中，这样认识到的组织与个人更加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更加丰富、具有立体感。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旧的组织研究以舒尔曼为代表，但是，舒尔曼的模式对中国多变而丰富的历史过程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可以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使舒尔曼在意识形态与组织的关联中的分析现代化，反过来，通过增强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丰富舒尔曼的理论”[32]。这一被作者称作“新制度主义的舒尔曼框架”关注意识形态在组织中的运动功能而不是静态的文件，关注思想对行动的组织、构建和指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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