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前面论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正是这些重要的功能使得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在党的建设初期，一些出色的革命家也是意识形态家（中国共产党称作思想家），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组织制度成熟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常务委员会里面总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可以说，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核心权力的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来构建这个基础，确立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何能够成为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信服与尊崇的理论指南呢？从历史的实践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共产党最常用的两种手段是：思想教育和新闻传播的制度。思想教育手段主要是针对党内，当然对社会群众也会采用这一工具。新闻传播制度则主要是针对外部社会的。下面主要分析思想教育这一工具。

思想教育的内容

思想教育是文化适应的一种方式。按照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说法，文化适应主要的目的是维持共同同意，让集体所有成员都接受和消化特定文化的标准、方法、价值和角色^[1]。思想教育就是要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使得意识形态的原则与内容渗入国家每一个公民的思想和行动中；使得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努力实现中央制定的宏伟目标；使得群众积极配合干部的行政工作，完成国家制定的任务，共同建设新的国家。刘少奇曾经指出：

用什么东西教育人民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伟大的、艰苦的和光荣的，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2]。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方式因为可选择的内容是单一的，主要就是官方制定意识形态理论书籍和文件，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其他书籍。这种排他的思想教育方式可以称作“一元性文化适应”^[3]。一元性文化适应的特点是文化适应中可以偏离和改变的价值非常有限，并且文化适应手段集中在现有政权手中。

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有着很长的历史。从建党初期就明确了这项工作，这在一大的《党章》中就有规定^[4]。后来在党领导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都特别重视思想工作，发现思想工作可以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保证党和军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在建设红军时就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5]对党的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党在革命历程中经历了多次思想路线上的冒险和失误，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的沉重损失。延安时期，著名的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大型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宗旨，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终达到团结。”^[6]新中国建立以后，思想教育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党的整风运动又进行过几次。一次次地剔除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20世纪末比较典型的思想教育运动就是1996年开始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运动。这场运动历时三年，对县级以上干部的思想和作风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进行了一次大整风和大教育，对维护党的纯洁和原则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总结：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7]。

除了对党内的教育以外，党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教育，这种工作被称作是“思想改造”。周恩来说过：“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8]所以，思想改造是一种产生“正确思想”的“教育”工具，这种正确思想随后会带来正确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9]。思想改造适用于党内、外的几乎所有人，其中知识分子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党希望通过这种学习和思想批评的方式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根据什么原则来改造知识分子。周恩来在分析知识分子立场的时候指出，知识分子的立场一般是民族立场，这一立场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一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所以知识分子的立场要从民族立场向人民的立场转变，并且要逐渐从人民的立场向最高立场——无产阶级立场转变^[10]。这样，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成功了。所以说，改造知识分子的原则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周恩来曾指出过：“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般精神劳动的特点之一是个人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11]根据无产阶级原则来改造知识分子的确有效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造，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高度同化于党的意识形态中，有力保证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也加强了党的统治合法性、巩固了党的地位。后改革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控制相对放松，知识分子的创造空间相对较大。但是党的思想教育工具并没有被废弃，而是继续履行着它的使命。

党的思想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党的教育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2]。所谓大众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服务。这是对党的教育功能明确的定性。如何培养无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阵地就是思想政治课程。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思想政治课程逐渐完善，不仅编制了特定的教材，还被纳入高考和其他各类考试中，成为检验学生政治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不仅小学生、中学生要读革命历史课本和文章，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与修学分也都包括思想政治课程，没有思想政治课程的成绩就难以获得入学资格和毕业证书。可以说，思想政治课程是当今党和国家对下一代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课程越来越受学生的厌倦，课程的受欢迎度越来越低。这类课程面临改革和取消的窘境。新的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遇到了如何提高社会认同和信仰的困难。党面临着是继续唤醒革命传统意识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还是转向宪政秩序和将政策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艰难选择^[13]。面对这一困难，党一方面继续加强对革命传统的回忆，另一方面更加注意适应社会变革，强调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强调意识形态的新创造。以此来实现既保持传统的合法因子，又增加吸引新青年的新的价值和思想内容的目标。现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注意将传统的教条硬邦邦的说教方式改变为灵活、生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达到及时全面的沟通和学习的效果^[14]。按照学者的说法，这种方式可以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新的需要结合起来，保证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连续性与持久性，保证党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新的青年一代中，特别是改革后出生的所谓“新新人类”心中的地位^[15]。

思想教育的方式

党的思想教育有许多方式。比较常用的方式有下面几种：（1）学习文件；（2）树立学习的榜样；（3）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运动；（4）学习班。周恩来曾经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在这里周恩来除了指出理论学习以外，还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学习和实践学习的重要方式^[16]。这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一般是运用于思想教育运动中的。

学习文件是最常见的方式，文件包括党内外经典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党的领导人发布的重要讲话、党和政府下发的重要政策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在“三讲”教育中规定了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有：“十五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论述，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发〔1995〕4号）、《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发〔1997〕9号）等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树立正确的态度，真正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来参加“三讲”教育^[17]。党内外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名单中的最高领袖（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以及还没有进入这一名单的重要领导人的著作（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这些人的著作是党的意识形态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成为党领导国家、管理社会、调整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来源。不仅党内要学习，党外也要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党的领导人公开发布的重要讲话一些已经被编入领导人的文集，还有一些没有及时编入的和未公开的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这些文件（有的会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党组织内部）成为临时策略性的文件，主要是针对一些突发的危机事件作出的指示。这样的文件有利于统一党内思想，集中党的力量，保证内外政策执行的一致。一些向社会公开发布的重要政策性文件（主要是一些重要会议的决议和报告）也是党的思想教育的内容，如党的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些文件一般是一段时期党的主要政策的方针和思路，对政府管理起到总体上的调控和指挥作用。要求全国上下学习的目的在于明确未来国家发展的战略路径和总体思路，协调全国上下、政府内外的关系和资源，保证最高效率地实现这些目标。

树立理想的人物模范也是中国共产党采用的一种常见的教育方式，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培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塑造的理想人物，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树立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模范人物。这些模范人物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就出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是一些战斗英雄，如黄继光、罗盛教、王成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典型人物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战士、干部、工人、农民的代表性人物，最有名的有战士雷锋、干部焦裕禄、工人王进喜、农民陈永贵。后改革时代涌现的典型人物非常多，如自强不息的张海迪、少年英雄赖宁、焦裕禄式干部孔繁森、工人徐虎以及一些农民企业家等。这些人物都是生活中存在的，非常符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标准，有很高的积极性和进步性，所以建立这些模范可以起到典型的榜样和凝聚作用。这一方式在改革前后有所区别，前改革时代注重典型人物的政治立场和无产阶级觉悟，而后改革时代加入了新的时代信息，强调典型的时代性，注重知识、道德、觉悟、品格多方面的综合表现。

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最有影响的典型是雷锋。这个典型不仅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学习楷模，就是进入改革时代，它还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1963年3月为《中国青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在全国兴起了一场历时久远的学习运动。毛泽东对学习雷锋的解释是：“学雷锋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8]周恩来解释学习雷锋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19]雷锋的形象一经产生就基本上代表了共产党员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蓝本，成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和改造党内外人物的人格标准。这个形象不仅对成年人起到榜样作用，尤其深入儿童和青年的内心，在特定时代营造了一种“雷锋情结”。从这点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成功的，典型人物的教育作用远远胜过著作和文件的教条规范，它从人格的动机上规范人的道德欲望和人格模型，这属于儿童社会化中的“人格化模式”^[20]。人格化模式可以将政治观念和价值模式内化于儿童的人格意识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品格，达到学习的超稳定状态。

另外，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教育中还会制造思想教育运动来推动一定阶段的重点学习任务。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思想教育运动一般都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结合其他运动，内在于其他运动之中，发挥核心的教育社会和整饬吏治的功能。历史上可见的著名的政治运动都是如此，比如延安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1]。改革开放后思想教育运动的方法运用得比较少，但是并没有取消，从1995年开始、历时三年的“三讲”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运动。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党的历史传统，党在后来经常运用整顿作风的手段来实现清除党内不正当思想（用中国共产党的术语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减少党内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可以说后来的每一次大型运动都是整风运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22]刘少奇也说过：“党内的整风运动，就是我们党员一种普遍的、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用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我们许多党员去除了那些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脱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并学会了实事求是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和作风。在整风以后，党内面貌，焕然一新……以后，在我们党内还进行了几次的整风。”刘少奇继续指出，“我们的整风是怎样进行的呢？（1）针对党内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毛主席作了整风报告，并选择了若干学习文件。（2）在各单位组织学习委员会领导党员学习毛主席报告及指定的文件。（3）在学完文件以后，由党员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写出反省笔记，或在一定的会议上做反省报告。（4）由党员的小组会议或其他的会议根据各人的反省提出意见或批评（好的坏的均提出）。再由本人答复或再一次进行反省。最后，由党的适当组织作出每一个党员的结论或鉴定”^[23]。整风运动是一场政治风暴，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都要主动、坦白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接受领导和同级组织的批评，以求改正缺点。整风运动是一场观念和政治立场的大检查，保证党中央在观念和组织上对全党的庞大体系有力的控制。对党的控制也是对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所以，每次整风运动都是一次党和政府从内到外的自我清理运动，确保组织机体的健康。

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和前改革时代的整风运动，“三讲”运动开始于1995年。199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24]。“三讲”运动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讲学习理论、不讲政治原则、不讲政治正气的党性党风问题，其中最现实、最有影响、最受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党和政府组织内部出现的贪污腐化现象，这一问题也集中包含了其他诸如立场、观念和道德方面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在这次报告中，江泽民强调要“继续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5]。如果说，前改革时代的整风运动更加注重党员干部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整治，那么后改革时代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克服与党对国家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大量贪污腐化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党的生存，所以必须对这些现象进行彻底整治。除了用法律法规的渠道，比较可行的途径就是党在历史中多次运用的整风运动。这种运动可以从党员干部精神观念的内在来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净化，从官员的动机上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贪污腐化的可能性^[26]。这一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在面临新的经济实利占据社会文化主流的形势下的变通运用，是在正规的官僚途径对控制腐败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利用群众和基层干部来全方位、立体式的合作进行的反腐败运动。它希望通过传统观念和精神的复苏来对抗新的经济实利观念的冲击，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揭露和阻止政府中严重存在的并不断蔓延的腐败现象。尽管官方在“三讲”运动的总结中认为“三讲”工作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对未来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27]。但是，后来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的现实说明这一方法在新时代影响力的有限性。

办学习班也是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的一种思想教育的手段。办学习班的方式是将一些被中国共产党确认为存在一些问题的官员干部集中到一处，进行密集的、集体化的思想学习。学习班组织学员学习党的经典著作、学习重要的文件，并在学习班时间写出自己学习的感受和自我批评的意见，和其他同志交流，互相批评、互相学习。学习班的方式规模小，可以灵活运动，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存在个别问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教育，效果一般都比较明显。学习班的方式其实采用的都是前面的一些方法，但是和思想运动不同，它不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不调动大规模的群众和组织力量来参加，所以规模小，影响不大。有的学习班甚至是封闭的、隐秘的，外界对此并不知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总的来说是运用广泛，但规模小，影响范围不广。

以上所归纳的四种主要的思想教育方式一般都不是孤立运用的，各种方式总是结合在一起使用，以起到可见的综合效果。四种方式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依靠意识形态对精神观念等内在的东西进行灌输、教育、改造来达到思想观念的统一，从而在认识和动机上整合政治和行政的资源，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一般来说，这种思想教育的方式被组织化运用都是出现在中央集权国家，因为只有中央集权国家才有可能掌控国家舆论和思想阵线。掌控国家思想阵线的权力集团制造了一种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并将这种意识形态写入国家法律，成为国家合法的思想道德准则。在确立了一元化的思想道德准则之后，就是利用既有的权力来将其贯彻执行，强制性地规范、界定官员和公民的思想道德的想象空间。这种组织化的思想教育方式对统治集团的好处就在于减少最大的思想摩擦，最大可能地实现统治集团的政治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教育整合手段的效果越来越受到经济实利文化的影响。人们（包括政府的官员甚至党员）对道德主义的空头说教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淡，他们更愿意讨论更多的经济利益问题，希望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财改变物质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对思想教育方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面临这种社会变化，提高思想教育手段的效果成了党和政府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放松了对社会的教育和控制，给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也给自己预留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集中应对党组织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党和政府官僚体系内部的成员加强了社会主义道德和官员伦理的教育。前面所讲的“三讲”教育就是这样一次重大的教育活动。这次活动希望通过加强党员和官员个人道德修养和政治人格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培养官员廉洁奉公的职业精神，改变官员在社会中越来越受到批评的形象，增强党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活动的效果仍然受到了各种变量的制约，它必须在调整经济主义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恰当的结合点才可以成为最有效的思想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