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或自我感觉

如上述我们对于中产生活方式，以及中产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的解读，中产的生存状态，是一种自我感觉，也是一种追求，譬如对于“素质”的要求。而被访者往往是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经历作为资源，进行自我的定位，从事对于中产的生存状态和心态的话语建构。譬如暧昧、婉约的意识形态追求或是权益意识(如在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上海生活的田静，更愿意称自己为“家庭贵妇”的丁佳琪);不确定，总在追求变(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吴有光)，或焦躁(如争论是否要在卧室内安装电视机的姜晖、萧濛夫妇)，或疲惫(如考虑到生活的幸福指数，仍会惦念原先的城市生活的宋俭);对于幸福感的感悟(民营企业家马骁勇)以及体制内外的辨别(日本生活多年回到上海的高鹏飞)。

“素质”一词，在古北某高档小区物业经理的表述中，接近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告诉我，小区里500多户人家，各有各的想法，沟通协调起来会很“(麻)烦”。而小区里的各业主，在他看来，“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业主，素质不高，譬如暴发户，他就会直接要求怎样怎样;还有些业主，比较有素质的，往往会自己先研究好各种文件，然后拿着文件来和我们说理”。他给我举了个装修的例子。在最初的房产销售合同的物业条款中说明了，小区内周六日是不允许装修的，但是国家的相关法规则是表明可以装修，只是不能发出噪声。于是，就出现了周六日的时候，物业要到小区门口“堵”装修队的场景。在该物业经理的表述中，把“暴发户”等同于“素质不高”，而所谓“比较有素质”的，则是会有理有据地来“说理”。显然，对于“周六日装修”的协调沟通让他很是头疼，而在大门口出现“围追堵截”的场面也是与小区的“形象”很不相称。同样居住在古北的丁一鸣，则是告诉我如何辨别小区里的人是否有“素质”。

我们小区里的人，一看也就知道是什么人了，你看，那些对保安都挺客气的，一定是素质挺高的，但是对着保安都骂来骂去的，你想想，保安啊，他们也是没办法，已经是社会的底层了，要是有其他的工作，还会来做这个嘛!也是吃青春饭的。

丁的辨别方式中，体现了他所要表达的社会阶层的区隔，以及自我的归属。在丁一鸣看来，素质的高低与对待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保安的态度相关。而自己具有这样的意识:一方面，素质的高低是构成小区生态环境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小区内的保安作为一个“内部的外来者”来看待，以与内部的居住群体相区别。

在玫瑰咖啡厅，丁一鸣教了我一句上海话——“弹眼落睛”，因为他一下子找不到更合适的“普通话”来表达，自己多年前第一次走进这家沪上著名的五星饭店时内心的“惊叹”。多年后，“现在心态也有了变化，不像年轻时那么拼了，就想着维持现状就挺好的，就打算在那儿(古北)定居了，现在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和家庭”。继而，丁的声音略微低了下来，告诉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2004年年前(采访时为2009年)，一家三口去普吉岛旅游。

那是当地时间12月26日早上发生的海啸，而就在前一天因为我太太的航班请不下来假，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提前回国。第二天早上就看到新闻中关于海啸的报道。阴雨绵绵的，我一个人去了静安寺，去感谢菩萨保佑。(停顿)你知道吗，当时国内去的旅游团都是住在山上的，有钱人，还有欧洲去的游客，是住在靠海的酒店、别墅里。我们也是住在海边。还有啊，我们就在前一天还在乘那个小的游艇，十几个人左右，那是海呀，你是看不到边的，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海啸发生了，就算我水性再好，可是我看不到边呀，那是绝望的。(停顿)

丁在讲述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激动，用手比画着无边无涯的海。他解释说这是自己心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丁的这段经历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是在普吉岛旅游胜地那样的地方、海边度假本身是中产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丁以此作为特殊场景、个人经历中的“热点时刻”，又说明中产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是一种话语的建构。

类似的以自己的经历作为资源进行建构，追求学术梦想的田静以自己“错失良机”的矛盾心情，以及“上海不如日本”的叙事，体现出中产心态中暧昧、婉约的意识形态追求。上海出生长大的田静，从沪上某高校日语系毕业后，又考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一面回到上海某研究院做研究员，一面还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最后的修改。6岁的儿子在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大班。按约到了田静所居住小区附近的商业广场。三月早春的上午，田在黑色的高领毛衣外面罩了件同色系的修身休闲小西服，粉色中长裙，配着一双黑色平底皮鞋。中等长度的头发微卷散落在肩头，一侧用一个镶有水钻的小发卡作为点缀。与整个妆容一起，很有些日式的感觉。再加上她娇小的身形，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小。某种程度上，田更愿意和我探讨我的项目本身，她提出要看看我的访谈纲要。而在谈到关于上海的都市空间的变化时，轻言细语的她有些提高了声音，“反正我觉得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不需要15、16年前的，只要(20)03年的时候买了房的就好。那个时候，我和老公都在日本，我婆婆说让我们买房，我还说，买什么房呀。现在想想，唉!”这一声叹息，在田来说，是对于错过好时机的遗憾。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代价却是“错过了”在上海获得物质资源的历史时机。相比较而言，田在谈到日本生活多年的日常体会时，显得有些喋喋不休，她给我连续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老公说我，觉得日本什么都好，整个一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就是觉得日本挺好的呀。”田的讲述也体现了中产生活心态或者说中产生活方式中的文化心理特征的另一面:寻找心灵的家园，寻找内心平和的落点(anchor)，而这种寻找中常存的是不确定、不平衡和暧昧的表达。

这样的暧昧，也体现在中产生活方式中的权益意识。上文中一再强调“我们”与“你们”之间区别的全职持家的丁佳琪，认为自己付了更多的钱，就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我们在咖啡馆内的访谈被介绍我们认识的物业经理的手机铃声打断了。原来是小区里另一位全职太太正在为换保姆的事情发愁。因为前两天家里的保姆带她三岁的孩子时不小心把孩子给摔了，于是就“说了保姆一通，结果保姆一赌气就要走了，虽然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3千块”。在物业经理向我和丁重复着电话里那位全职太太“抱怨”的内容时，丁接过话题，“现在保姆也很有维权意识啊，她们会觉得是说，我们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你就能说我，还有，凭什么你就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而我要给你干活，凭什么你的孩子可以生活的那么好，而我的孩子就不可以”。我问她和自己家的保姆相处得如何。她告诉我，家里那位已经工作了十年的保姆，原先只是钟点工，丁怀孕后，就成为全天候的保姆一起住在家里了。“我对她说，虽然我给的工资肯定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很好相处啊，互相也就这么处着吧”，但丁没有继续说自己如何好相处。

如上文中所谈到的，在访谈中，访谈对象自我的定位往往是经过比较而得出的，体现出一种“不上不下”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心态下，对于所想象的中产生活方式的追求，也呈现出不同的解读点。譬如，称自己“觉得我也就属于工薪阶层吧”的吴有光。访谈在他所负责的位于浦东的某住宅小区建设项目的项目会议室内进行。1996年，吴从甘肃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大型建筑公司的上海分公司，此后转至房产公司负责土建，再到目前的项目经理。2005年的时候，在杨浦区购买了一套两百多平米的复式房子，就在太太做博士后工作的某大学附近。吴称自己“我还是喜欢攒钱一次性付清”。当问他对于以后的居住环境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回答说，以后还是想买别墅的，但是对于买在哪里，他和太太的意见并不一致。吴有光说，太太想买在郊区，认为价格会便宜些，但是他认为郊区太偏了，不方便，想买在市中心。对于吴来说，对于中产的生活，他仍旧是在追求中，但是这样的理想追求又有实际指标，譬如价格和生活的便利性。

同样在房产行业工作的彭广，看好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房产市场，并认为市中心的房子依旧是奇货可居。他以业内人士的口吻，这样解释:

当你没有经济基础的时候，或者只有一点经济基础的时候，你愿意花一两个小时在路上，但是当你干了五六年，七八年之后，你有了经济基础的时候，你会想到换房子。所以市中心的房子永远比郊区的贵，对我们来说，大城市就是大城市，而且它的涨幅比例永远比二三线城市大。

彭广口中的“我们”，指的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专业人士。三十左右的他，刚在浦东购买了三房两厅的婚房。彭广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所追求的居住理想:“要往市中心那里再靠一点。换个层次高点的。也比较在意地段和交通。”

与吴有光、彭广直接的表达不同，住在浦东兰高小区(我们在上文中对这个小区做了具体的描绘)的杨洋和陈志华夫妇，则是形象地表达了对于换房的追求。在他们显得有些“简单”的卧室内，正对着床头的地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方，白色的墙面上按顺序贴着卡通式的生肖图案，从鼠、牛、虎这样一一排列过来。他们笑着解释说:“这是住进这间房子的年份，我们就想着什么时候贴到哪个生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新房啦。”

处于“追求中”的生活状态，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如吴有光、彭广或杨洋、陈志华夫妇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对于理想生活的追寻，还有的是由于这样的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躁不安。这表现在即使是安了家也并非一定有归属感，虽然安家是建立归属感的一个保证，或归属感一定要有家的存在和感觉。譬如，郁秋琳的丈夫赵恒表达出了中产所特有的不上不下状态下可能出现的焦虑与不安。某周日的上午，郁秋琳、赵恒夫妇一起在位于浦东证大花园的141平方米的家中接受了访谈。郁秋琳目前在某咨询公司任职，而赵恒作为某知名通信行业外企的销售经理，时常出差在外。一年前从江苏农村老家过来的郁秋琳的公公婆婆，目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现在正好照顾已有身孕的郁。夫妻俩解释说，当时购买这里的房子，最主要考虑的是房价相对便宜。对于在上海买房定居，赵恒用“机缘巧合”“阴差阳错”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也是机缘巧合吧，没办法，我的工作也是到处跑的，阴差阳错的买了房，当时其实是想回江苏的。”在后来的访谈中，他表达了2004年到上海工作至今，他对于上海的感受是“急躁”，“上海走路的步伐，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像日本小女人那种脚，给人一种紧张，不舒服的感觉。心情比较躁”。在他看来，上海是“有钱人的天堂”。对于丈夫的表述，郁秋琳多是在一旁听着。

被访者中对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压力所带来的疲惫感的表达，多是在外企中层，仍旧在“打拼”中的所谓“白领”们。2008年沪上某高校MBA毕业后，宋俭把太太和一岁多的女儿从无锡接到了上海一起居住。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三年多，在宋看来，尽管视野开阔了，收入也高了，但是节奏要比无锡快得多，压力也大。他甚至开始想念以前在无锡的舒适生活，也把“逃回”无锡作为自己的选择，“如果工作出现很大变动，还是会想到离开上海的。没有太大变动的话，就会继续赖在这儿了”。类似的，上文中居住在靠近“新天地”的石库门旧居中的秦家安，感叹于上海这座城市所给予他的生活压力，“城市大，像齿轮一样，每一步都要精确”。而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或是等到退休后到小城市去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也成为他时常“闪过的念头”。

相比较于“白领”们有感于在上海追求自己所想象的中产生活的艰辛，自称不是“下海”而是“跳海”的马骁勇，如今也在筹划着自己公司的上市计划。对于感叹自己经历了人生多次起伏的马而言，现在更加注重对于“幸福感”的探寻。刚从巴西回来的他说，这次旅行给他最大的感受是，“那边的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方式差不多，他们很幸福”。对于什么是幸福感，他做了这样的解释:

幸福感来自“开发一定的欲望，满足一定的欲望”(他告诉我这是在上EMBA课程时，曾经讨论的话题)。当一个人处在封闭的环境里，给他一些，他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再给他一些，他会再感到幸福。但是最不幸福的就是，看到了花花世界，可是自己又得不到，就会不幸福。

马骁勇在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告诉我，在将要到来的五一节长假期间，当年去东北上山下乡的同学有一个40周年的聚会。马一边端起放在桌上的茶杯，一边说“现在想想，和同时代的人相比，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与马对幸福感的体验的心态不同，高鹏飞将国内阶层的划分基于体制内外的标准，并且把自己归属到“体制外的”人群当中。高以自己为例，说明“体制内的人”，会把他回到校园继续读书看成是“脑子进水”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与焦躁、疲惫的心态不同，马骁勇和高鹏飞在自身物质条件丰厚的基础上，所追寻的是一种宁静、平和的生活状态。作为高档汽车销售培训师的钱辰，三十出头，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平静的状态。与他的访谈是在公司为他租住的浦东某高档小区的住房内。走在小区里，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住户，后来得知这个小区也是浦东较早的涉外居住区域之一。常年飞来飞去的工作性质，以及还是单身的他，把自己的住处布置得很“简洁”。对于我而言，最显眼的，除了摆放在一角的两个大小不一的旅行箱外，就是书桌上摆放的《圣经》以及床头上方挂着的耶稣十字架，这些表明居住者宗教信仰的物件。在访谈中，钱辰告诉我，2009年底的时候，他选择在松江购买了一套138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房子。而此前他在自己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做了细致的购买区域的比较:“市区(价格)太高，看了嘉定的，(价格)已经开始涨了。安亭那边生活人文气息都不够好，宝山是工业区不适合居住，所以这两个我都pass掉了。松江都比较合理，价格合理，又有大学城，有人文气息。”整个访谈过程，钱的语音语调都是平缓的，而他也并不避讳与我谈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信仰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我长这么大，以前从来没有找到，像信仰，会给我的工作啊、生活啊乃至对我未来的太太、择偶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是其他的都不能代替的，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对我的影响，也没有信仰来得那么强烈，那么直接。

中产生活方式追求中的宁静、平和，这似乎与不上不下所产生的焦躁和不平衡相矛盾，但钱辰的宗教信仰以及教会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中产的物质条件与信仰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的生活状态，也在更大层面反映了“中产生活方式”这个概念所容纳的差异性。从追求安逸、舒适、丰厚、杂合/开放等来看，钱辰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