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穿越

为了具体呈现边界的穿越和巩固这一文化社会现象，我把访谈对象按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即边界穿越的类型，它包括了这么并非完全互斥(mutually exclusive)的四类:

(1)外地来上海的居民。这个类别中主要有两类人:一是携带资本而进入上海的(如前文中引述的被访者陆文帆、康皓天、康太太，以及下文中将引介的吴川芳等);另一类则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累积而得以留在上海的(如下文将要引介的刘爱莲、张为鸿、姜晖、程桦等)。而后一类的穿越过程，又往往是上行社会流动(upoward socialmobility)的表现。

(2)上海本地人的边界穿越。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地由于宏观环境所呈现的机遇而步入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如丁一鸣、丁佳琪等);另外，由于具有海外经历这一另一种边界的穿越而具有的不同视角(如田静、高鹏飞等)。

(3)体制内外的穿越者。这是一些有着从体制内辞职转向体制外发展经历的人。内外之别，使得这一类的穿越者具有对于阶层区分的敏感(如黎江海、马骁勇等)。

(4)作为全球型“专业化的精英”(professionalized elites)的穿越者。而所谓全球化的专业精英，指的是从事金融、高科技技术、管理、经济法律、市场运作咨询等行业工作的具有在各国通用的专业技能的专门人士，他们流动于各“全球城市”之间，服务于全球化的经济运作，尤其是跨国公司(Perkin，1996;萨森，2005)。在访谈对象中，这是边界穿越的一个特殊轨迹(如陆文帆、李欣然等)。他们在上海建构自己的“家居”，既得益于全球化的过程，尤其是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在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得天独厚的位置，同时反过来也是全球化、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标志。他们在上海经营其家居，一方面带来了上海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又给内部/本地居民的中产生活增添了焦虑。

在下文中，我将结合边界穿越所具有的地理学、社会学以及象征意义上的三个维度，通过描绘和解读一些访谈对象的个案，具体勾勒上述几类边界穿越类型，并赋予它们经验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初，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籍贯四川的吴川芳与丈夫先后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国籍。一年半前，再随丈夫暂居上海工作生活。在美国出生长大的14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也一同回到上海，目前在上海的美国国际学校读书。与吴约好，等她下课后，就在教室接受访谈。吴称“这段时间把自己弄得很忙碌”，除了需要参加沪上另一所知名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班的课程外，课余时间还在帮助南京市“招商引资”。访谈中，她坦言“学位并不重要，在乎的是learning process(学习的过程)”。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吴川芳平缓的语调中透露出自信和些许的骄傲。吴告诉我，从四川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热衷于学校里的社团和社会公益活动的她，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职攻读法学学位。在任教的5年里，曾经是学校最年轻的优秀教学奖的获得者。1992年，与丈夫先后去美国留学。18年间，他们在美国的家从密苏里搬到了新泽西。虽然中间也曾回国几次，但多是探亲访友，时间很短。这次因为丈夫升任美国某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并派驻上海，所以才有了这近两年的停留时间。吴的丈夫显然属于我们在上文中所谈到的全球化的专业精英人士之列。

在美国生活了18年后，再回到当初读大学的城市上海，最大的感受是上海的“现代化”步伐。继而，吴引用大学同学对自己的评语，“冰冻了18年”，“我觉得自己很难融入现在的上海了，这是观念上的”。她比较了自己上大学期间与当今的大学校园里的“80后”“90后”们的思想观念，这是“很学生、很美好”与“很现实”之间的不同，在吴看来，这包括了金钱观和爱情观。在这样的表述中，既呈现出吴对于自己当前的一种满足，而同时也有对过往——进入目前这个“阈限”之前的状态——的怀旧(nostalgic)的痕迹。

除了18年前的与现在的这座城市的“观念”比较之外，吴川芳在访谈中，时常会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与“这边”的相比较。在她的体验中，美国“那边”会更加“稳定”，而这边则是“浮躁”，“节奏也快很多”。她给我举了“family time”(家庭时间)的例子，“在美国，周六、周日一定是不工作的，这个是有保证的，但是在这边，就没法保证了，我先生会出差或是加班，他没法控制这个”。而随着丈夫“外派”期限的临近，吴称他们也在考虑是回美国还是寻求继续留在中国的机会。吴说这是一个关于“balance”(平衡)的问题:就工作而言，在美国是“稳定”，在上海则是“机会更多”。再有，“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在中国的学习经历，会使得他们回到美国后更加具有优势，更加unique(特别)”。

显然，对于吴川芳而言，分别以18年前自己对上海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泛指当时的中国)感受，以及在美国的18年生活体验作为参照对象，从而为自己定位。她强调了“自己骨子里是不会被Americanized(美国化)，而是属于中国传统的”。这里的“中国传统”，则是有别于当下上海的“现代化”。而与此同时，有形国界和无形“观念”的往返穿越，也体现在了吴和丈夫如何“平衡”这两者当中。吴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流利的汉语中时常夹杂着英语。我请她描绘在新泽西的家的样式和布局，她告诉我，在美国，房子地点的选择往往也是要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就像国内的“学区房”。而类似于国内的精装修房，“那边的房子的outside(外在的)样式是不可变的，譬如传统的、现代的，但是，其他的每一样的款式、颜色等都是有option(有选择的)的，譬如柜子、门把手”。如今，一家人暂住在丈夫公司租住的高档别墅里。当我问到别墅具体所处的行政区位的时候，吴在告诉我后，又向我解释说“这里据说是上海最早的一批别墅了”，“以前的房客是正宗的美国人，是白人，所以整个也是美国的风格，住在里面，和我们的感觉很像，蛮熟悉的，不陌生”。而正如在上文中所提及的，吴称自己不会被“美国化”，但在访谈过程中，她下意识地会不时地夹杂英语以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似乎这样的夹杂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常态之一。

作为一个“边界穿越者”，吴川芳在言语间时常以发达国家美国作为规范性参照。与上文中所提及的留学日本的田静相同的是，她们都有感性知识，有具体的生活体验，因此表达出来也就有了“眼见为实”的客观性表演在内。而在吴这个案例中，还有身份的标记——表现其社会身份区隔的象征资本——夹杂着英语的话语表述，以及选择要孩子上美国国际学校。

以上海作为落点，与吴川芳从四川—上海—美国新泽西—上海的地理边界的穿越不同，施旭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199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现在担任某中意合资公司的出口部总监。2006—2008年间，曾作为公司“高潜力人才”之一而被选派到意大利总部工作。在欧洲的两年工作生活，使得再回到上海的施，用一种“由外而内”的视角来看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他笑称，不谈奢侈品，只是说日常生活用品的话:

回来后就觉得，一个字，贵。去意大利超市，一个切片面包，6毛到8毛(欧元)，像我这样的饭量，可以吃一个礼拜。大瓶的矿泉水，1毛2;啤酒也就3毛9分钱。一公斤鸡翅膀，合人民币三四十元。那种卷纸，像布一样的，四卷才1块多钱。你知道，在上海，我们去家乐福，200多块根本买不到东西的……在那边，一般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税后在1 000到1 200(欧元)之间，如果自己有房子的话，日子过得很舒服。他们的社会保障很好，在公立学校读书费用都很低的。税收比较高，要30%，但是合理。没法比，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施笑了起来)

在施的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经验的描述不仅具体化了“先进”和“发达”，具有衡量现代性的规范性，而且被用来解构国内流行的政治话语。

与施相似，以发达国家为规范性参照，通过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体验来表达跨越国界的经历感受，如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又回到上海的高鹏飞。在高看来:

消费最贵最离谱的是在上海，在上海，差一些的又不想去，想去的又贵得有些离谱，比日本还要贵。上海的“一伍一拾”这样的店，营业模式类似于日本的百元店(折合人民币也就是7元左右)，可是，在上海，反而是每样东西都是在15元以上，上海人还觉得很便宜。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去日本买，在上海逛商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一套西装上万的都很多，可是在日本，折合人民币2 000多块的就可以买到意大利毛料的西装了。

接着，高又给我举了打高尔夫的例子，他告诉我，高尔夫，最早是苏格兰的放羊人用来消磨时间的，但是最后到中国就变成了“贵族运动”。于是，高给我解释了为什么是“贵族运动”:

你看，那么大的地皮还有草坪，花费了得呀，一场球要走10公里。而且那些会员制的俱乐部，譬如是以100万为起点，那么这就变成了身份的象征。100万之间就可以有好多聊的，如果我是100万，你是20万，就没什么可聊的，身份不一样的。

显然，在高看来，这项“贵族运动”，用财富标识了人的身份的不同。而“高尔夫”球场也成为具有“相同身份”的人聚集的一个场所。高告诉我，自己喜欢打高尔夫，而且有时还会和朋友一起“打飞的”(乘飞机)去国内其他城市或日本去打。高给我算了这么一笔账，“打高尔夫，在日本的消费反而要比在上海便宜。在上海一场高尔夫，人均消费得1 000元以上，再加上，最普通的高尔夫装备就得1万。还有去那样的场地，自己得有车，中午的时候，还要午餐，这些都是配套的”。这个在中、日之间来回穿越而且敏感于体制内外区隔的人，与这里所描述的以“打高尔夫球”为身份标志相并存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沪上某知名大学的在读博士生。

施和高都是从上海到海外，继而回到上海，这样的边界穿越路径使得他们对当前在上海的生活会不知不觉地展开跨国(crosscountry)和跨时(cross-time)的比较，并以此构成了他们对中产生活状态的话语表述。对他俩而言，上海的中产的消费水平，“居然”高于发达国家城市，如意大利和日本东京。他们的表述一方面体现了追求中产生活方式中的实用与有限;而另一方面，在访谈中，对于穿越国界的经历的选择性回述，也成为他们建构自我身份的话语资源。

吴川芳、施旭和高鹏飞，都是从海外到上海，并以发达国家作为规范性参照。与他们不同，从国内其他城市来到上海定居的被访者们，这样的边界穿越历程，往往也是上行社会流动的体现。而随着在上海居住时间的增长，也逐渐“由过去的看，到现在的参与进去”(从河南来到上海，如今在沪上知名外企负责生产线运营的袁立则);再或是，“我觉得在上海待久了，就不会再适应待在其他城市”(从新疆考入上海，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如今已是某信息公司副总的程桦);“我也不觉得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反正就是想回来。出去两三天还好，但是一星期就会想着要回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归属感”(与程桦是大学同学，如今在沪上某建筑设计公司工作的温婉婷)。其中，有的人对比原居住地而对上海有种想象;有的人则根据具体体验而感受着差异与区隔。

同济大学MBA毕业后，张霞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回到宁波继续自己以前的创业，还是留在上海工作，并劝说家人一起到上海。张说这也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她选择留在了上海，并在工作地点附近买了房。在访谈最后，张霞主动对我说，“我们五一长假期间会回宁波，在宁波的家是在一个小高层的顶楼，越层的，很宽敞，我到时拍些那边的家还有小区的照片给你吧，这边房子太小了不到一百平米，可能那边的比较符合你的中产的要求”。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张更愿意向我讲述自己来上海前，与丈夫在宁波老家创业的经历。相比较而言，现在在学校从事的行政事务的工作则是显得单调、平淡了许多。

刘爱莲与张霞是硕士班的同学。2000年，刘和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一起从杭州到上海工作，2002年他们在浦东购买了14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房子。两年后，与丈夫分别考入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MBA班级就读。毕业后，刘爱莲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公司，目前正考虑自己单独来做。丈夫则是在通信行业的某知名外资公司从事市场开发。刘爱莲与张霞相同，都是通过获取MBA的途径，即依靠文化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得自己转换为上海居民、进入上海都市中产阶层。除此之外，在访谈中，从外地到上海的居民中，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是因为在上海读大学然后留下来工作(譬如程桦、温婉婷)。另外，也有通过工作调动的方式实现了上述转换。

四十多岁的张为鸿是湖北人，丈夫虽是上海人，但俩人在湖北相识，并且也一直生活在湖北。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2000年的时候决定一家人搬到上海。“在我们那边，我亲戚的孩子，读书可用功了，还是没能考个好学校，就想着还是到上海来吧，那个时候，还是我鼓动我老公回上海的呢。”如今，儿子晓刚已经在上海的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二了。张为鸿告诉我，在湖北的时候她是在国有单位上班的，“也算是半个人才引进”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刚开始生活也比较辛苦”。2003年的时候，购买了位于浦东的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因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生活在北京，在张看来，“娘家人都在北京”，所以只要儿子考上北京的学校，就会打算到北京买房定居安家。对于张为鸿而言，放弃原来在国有单位的稳定的工作，通过工作调动的途径来到上海，安顿下来，是为了儿子的前程考虑。而就内心而言，“娘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从老家的国有单位出来到上海再寻找个人的职业发展，张为鸿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落差，对于现在一家咨询公司忙碌的工作倒也适应。张的案例也显示，并非所有从外地到上海来落户的人都会认同上海，也并非一定把进入并维系上海的中产生活作为目标。传统的“家”的观念仍然有着强烈的牵挂(anchoring)的作用。

黎江海，在老家山东的国有垄断企业中石化工作了13年。此后，2004年的时候，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尚年轻，外面的世界又精彩”，于是辞职考入上海某高校的MBA就读。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接来妻女一同在上海安家落户。刚从一家外企离职，目前正处于换工作阶段的黎，在访谈中，则表达出了由于体制内、外的不同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以及对于阶层区分的敏感。黎告诉我，目前居住的这套位于闸北区的120平方米的房子只是个过渡，他理想的居住区域是在静安区。女儿目前也在静安区上小学。

我们原来同事中，孩子有上私立学校，一个学期就得1万4、1万5。孩子通过(父母)经济(状况)也开始分阶层。你看，农民工，都只能找一些公立学校。这种差距，小孩是感觉不出来的，而是父母之间在交谈的时候就会感觉出来的。

黎对阶层、阶级的敏感也表现在他对电视节目的偏好当中。这段时间多是“宅”在家中的他，有时会追看一些电视剧，他说，不喜欢那些“大家都在云上飘”的清宫戏、爱情戏。而喜欢看一些“反映现实”的电视剧，比如《外乡人》。“《外乡人》的故事，反映了来上海的老百姓的生活。这里面反应的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故事”，在黎江海看来，“外乡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共鸣。作为曾经穿越体制边界的黎而言，他从中所体会到的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的差别”。

不同于上述几类边界穿越者，还有一类是如哈罗德·珀金(Perkin，1996)所称的全球型“专业化的精英”。在以资本跨界流动为基础的全球化趋势中，他们对于家的实践和想象，既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景观，也给本地的居民增添了焦虑。如上文中我们解读过的陆文帆和康皓天的故事。而这些作为全球型“专业化精英”的边界穿越者也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经历/履历。20世纪90年代中从美国研读MBA后来到上海的陆文帆，起初从事基金、房产投资，后在某国际知名公司做咨询，之后又与朋友合伙运营网站(培训教育类)以及其他项目投资(譬如进口保健品)。在第一次的访谈中，陆向我描述了初来上海时令他“失望”的景象:

当时的上海，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我清楚地记得，是1996年7月11日，我从虹桥机场下来，当时下着雨……到了淮海路那边，看到地上都是一滩一滩的黄水，非常失望……也没有罗森之类的便利店，很不方便。

类似地，如被访者李欣然的经历。老挝出生，台湾长大的李欣然，1996年台湾中央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到上海经营管理一家高级日本餐馆，一年半后又回到台湾进入自己喜爱的软件行业工作。期间在美国硅谷工作一年，后因9·11后的大幅裁员，再次来到上海，经历过创业受挫，目前在一家大型外企制药公司担任亚太区经理，主要负责系统支持。因工作需要，他时常到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等地出差。太太是大陆人，全职持家，3岁多的女儿已经在上幼儿园。一家三口住在卢湾区(现已并入黄浦区)商业地段的小区，靠近“田子坊”。

以上我们所分析的这些案例，采用了访谈对象的自我叙述，其中既包括了他们在地理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界穿越，也包括了他们相应的心理感受和对自己边界穿越经历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具有边界穿越性质的社会流动，有的得益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有的依靠文化资本。访谈对象安家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可获取资本的类型，以实现地理意义上(如国内与国外、上海与其他城市等)和/或体制内外的边界的跨越。而访谈对象对于他们自己的边界穿越经历的讲述和解读，也为我们提供了比简单的描述更为丰富的内容，帮助我们对他们的经历作出意义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