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算结果
“国外空间有限”、“不喜国外文化”、“国外经济不振”、“爱国爱乡”这4个因素促使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回国的影响独特性分别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 “国外空间有限”因素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影响独特性
表2 “不喜国外文化”因素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影响独特性
表3 “国外经济不振”因素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影响独特性
表4 “爱国爱乡”因素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影响独特性
（二）相关分析
1.整体无差异
涉及上述4个居住国影响因素的计算结果均表明：在促使华侨专业人士回国发展的“居住国”因素的影响程度上，日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具统计显著性的差异（拒绝原假设概率值均远远大于0.05），即可认为日本经济、文化、社会、中日友好关系等各方面的因素会对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归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假设是不可信的。就整体而言，这些因素当然能够产生影响，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因素对当地华人专业人士的回归影响力相比而言，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程度差异。
2.局部稍有差异
虽然就整体而言，没有国别比较上的具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力差异。但是4种影响因素独特性的可信度也有较大不同，影响力分值也有不同。
（1）国外发展空间因素。
“国外空间有限”的影响独特性分析中的P值（0.13）最低。与其他3种因素相比，旅日华人专业人士的“国外空间有限”的影响独特性虽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统计显著性。但该因素更有可能会产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空间”因素不同的回归影响力。
计算问卷调查的回复赋值，促使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归的“发展空间有限”因素的分值为3.25，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分值为2.65，即：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倾向于更不赞同自己是由于“发展空间有限”而愿意回归的。这说明以旅日华人专业人士的自我表白而言，不仅日本的发展空间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在促使海外人才回流上并无实质上的差异，甚至有可能日本“发展空间有限”的回归影响力还更小（由于3.25＞2.65）。
（2）国外文化因素。
“不喜国外文化”的影响独特性分析中的P值（0.453）最高。与其他3种因素相比，该因素最不可能产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住国文化”因素不同的回归影响力。没有理由认为：相比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日本文化更会导致当地华人专业人士回归。
计算问卷调查的回复赋值，促使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归的“不喜国外文化”因素的分值为4，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分值为3.78，即：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倾向于更不赞同自己是由于“不喜国外文化”而愿意回归的。计算结果事实上表明，所有海外华人专业人士都不会因为“不喜欢居住地文化”而回归。其原因有可能是他们都适应甚至喜欢居住地文化，或者文化的回归影响力本身就很小。
（3）国外经济因素。
“国外经济不振”的影响独特性分析中的P值（0.405）也很高。该因素不大可能产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振”因素不同的回归影响力。
就局部而言，计算问卷调查的回复赋值，促使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归的“国外经济不振”因素的分值为3.8，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分值为3.45，即：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倾向于更不赞同自己是由于“不喜国外文化”而愿意回归的。
（4）爱国爱乡因素。
“爱国爱乡”的影响独特性分析中的P值（0.312）相对而言并不低。可见所有海外华人专业人士受“爱国爱乡”因素的整体影响程度都差不多。
就局部而言，计算问卷调查的回复赋值，促使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归的“爱国爱乡”因素的分值为1.125，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分值为1.52，即：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倾向于更赞同自己是由于“爱国爱乡”因素而愿意回归的。这可能与中日友好关系问题有关。
（5）各因素分值比较。
促使旅日华人专业人士回国的“国外相关”因素中，所获分值如表5所示。
表5 各因素分值比较
总之，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一样，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促使自己回国发展的因素排序如下：“爱国爱乡”＞“国外空间有限”＞“国外经济不振”＞“不喜国外文化”。这对所有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都是适用的。总体而言，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一样，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居住国环境的评价倾向于：发展空间一般，经济良好，文化良好。在涉及国外的因素中，爱国心最能推动他们回国发展（本研究认为爱国心亦是受境外环境影响的）。
除“爱国爱乡”情绪更强烈外，在其他3种因素上，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反倒更不赞同日本的发展空间、经济状况和文化会促使自己回国。这与很多人的设想可能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①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其在居住国的发展空间、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满意度更高；②相比起强烈的爱国心，日本华人专业人士认为发展空间、经济和文化因素并不足以使自己回国。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低估日本的发展空间、经济状况和文化环境对华人专业人士的吸引力。
总之，就整体而言，在居住国因素促使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发展的影响程度上，日本的环境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因素并无差异。如果一定要找出某些差异的话，那就是日本华人专业人士更不赞同自己是由于发展空间有限而回国的（虽然日本发展空间一般），同时，也更赞同是爱国爱乡因素促使自己回国的。在经济和文化上，日本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因素并无差异，都很有吸引力（这也阻碍了海外人才回流）。
（三）回国发展信心计算
为进一步检验，课题组以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回国发展的信心值为旁证，在此追加计算“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回国发展的信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对回国发展的信心”有何不同，作为对上述居住国因素分析的补充。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回国发展信心独特性
计算结果表明，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回国发展的信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假设回国发展的信心与境外因素的“排斥力”应同步消长，那么这旁证说明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对居住国因素的感受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并无多大差异。
到此为止，无论是从境外因素角度的直接检验，还是从回国信心角度的间接检验，我们都无法证实日本因素具有实质上的特殊性。更可以认为，日本是发达国家的代表，在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等方面与华人专业人士趋向集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同小异。在形而下，是异质的；在形而上，是同质的。
在回国信心值上，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分值为1.71，其他国家与地区为1.5，总体而言，都属于“很有信心-较有信心”级别。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专业人士对回国发展更有信心，日本也不差。
我们可以推断，与其说是“境外因素”推动华人专业人士海归，不如说是“国内因素”拉动华人专业人士海归。
（四）结论
就海外华人专业人士的本身体验而言，即使来自日本的华人专业人士因居住地的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而愿意回国发展，那么，该影响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影响因素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影响程度差异。
促使日本华人专业人士海归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日本因素的排斥力，不如说是国内发展的吸引力。事实上，境内境外都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华人专业人士应该更愿意两边“踏船”。
就整体而言，在针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引智措施中，并无必要凸显日本的独特性，并无必要采取非同一般的、“有针对性”的说服和吸引手段。政策重点仍应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各项措施上。
在局部上，可更多借助于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爱国心，同时增加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回国的发展空间。由于境内境外都对日本华人专业人士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可更多采取“海鸥”的形式，即不要求其全日制回国，而是以部分回国、两边穿梭的形式报效国家。
（本文作者杨海为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副教授；吴霜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冯细国为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处处长）
【注释】
[1]郭玉聪：“日本华侨、华人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
[2]胡光明：“论当前日本新一代华人经济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原因”，《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5期。
[3]陈茗，陈若愚：“日本迈向“移民大国”的蹒跚步履：历史、现状和展望”，《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
[4]鞠玉华：“日本新华侨华人状况及未来发展走向论析”，《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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