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A．Maclntyre）曾经说过，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自我不是孤立的，自我的叙事也不是任意的，传统道德是叙事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叙事者又是“合作者”，“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是我们自己所搭的舞台”（麦金太尔，1995:269）。
在有关记者与普通人的论争中，争论双方进入的是一个二元叙事的历史舞台。在舞台上，一方打出专业主义的旗号，强调记者与普通人的区别；而另一方则祭出民粹主义的大旗，坚持记者与普通人的联系、记者本身即为普通人的主张。
2012年年末有关纽约地铁死亡照事件的讨论，即可视为这样的典型事例。2012年12月3日，美国纽约市一名男子被人推下地铁站台，遭列车撞死。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R．U．Abbasi）拍下撞车前一刻的照片，刊发在《纽约邮报》上，引发公众和媒体人的批评。如一名读者在《纽约邮报》网站留言:有时间拍照，为什么不救他？一些人在微博客网站留言，谴责《纽约邮报》刊登这类照片的做法“令人恶心”，呼吁抵制这家报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索莱达·奥布赖恩（Soledad O’Brien）写道:“这让人非常不舒服。想一想，如果他是你的父亲或兄弟会怎样？”阿巴西自己则辩解，由于事发突然，时间仓促，来不及施救。美国波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K．Irby）和全国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J．Long）则认为，不应简单地对摄影师的道德品质下定论，因为摄影师可能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施救。不过，他们也认同，作为摄影师，“从道义层面而言，如果可能，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92]
有意思的是，更多的专业人士对阿巴西及时拍照的行为表示理解，而公众则对摄影记者未施援手表示不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2月5日在其著名新闻栏目《今日》（Today）中，邀请阿巴西作为嘉宾进行访谈。访谈前还进行了一个“摄影记者是否该放下相机救人”的观众调查，结果显示:80%的观众认为“应该”，只有4%的人认为应当拍照，另有17%的观众选择了“不确定”。但是Gawker（美国著名明星追踪网站）的柯德·杰弗森（C．Jefferson）针对摄影记者和新闻摄影方向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其中包括两位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得主，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业界和学界人士都表示理解阿巴西的行为。对于新闻专业人士来说，他们不否认作为人所应当遵循的“生命第一”的原则，但同时也强调记者并非专业救护人员，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更有甚者，一些专业人士从客观性的角度否认了兼顾救人与摄影的可能性，因为专业的记者不能参与到事件之中。雪城大学的罗伊·戈特曼（R．S．Gutterman）即认为，“一旦一个记者或摄影师向某人伸出援手，记者就不再是记者，而变成故事的一部分。保持记者独立的同时还参与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在报道故事的同时还是故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明确立场，而媒体圈之外的很多人很难理解这一点。”[93]
几年前中国新闻界和公众围绕记者何永刚“下跪采访”的争论与之类似，当时的讨论始于《今日安报》的一则报道:
昨日上午，骨癌患者梁进柱因为没钱，被迫放弃治疗准备回家。正在山穷水尽之际，郑州市华康医院向梁进柱伸出了援助之手，将他接进医院妥善安置，免费为其治疗；一些热心人也纷纷到医院捐款慰问。这一切，都缘于本报昨日《为感恩 骨癌患者要捐器官》的报道。昨日下午，当记者前去医院采访时，又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梁进柱和怀孕8个多月的妻子史红霞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分别跪在地上和病床上，眼洒热泪感谢安报。在拉不起两人的情况下，安报记者何永刚眼含热泪跪在两人的对面进行采访。这一跪，跪出了群众对安报的感激和信任；这一跪，跪出了安报和读者的深情[94]。
报纸尚未付印即被报社编辑贴到大河网上。随后，许多媒体以报道、讨论的方式登上了争论的舞台，一些新闻从业者和学者也应邀登台亮相。一时之间，“跪还是不跪”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反对下跪采访的各种言论中，从两个角度表达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一是针对记者个人的职业表现，一是针对报纸报道所表现的记者职业行为，二者虽不尽相同，却均与客观性相关，而客观性通常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
在反对者看来，记者“下跪采访”违背了超然事外、客观记录的职业承诺。一位网友表达了对新闻记者在面对事实和采访对象时所应有的专业表现的期望:“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记者，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需要保持清醒，要预见到事件的终极结果。如果总是‘一不小心’让自己成了主角，是否也是对事件本身的不尊重呢？”[95]
一些职业记者更借此明确表达了其角色定位和专业理念。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说:“在采访中，我看过有些受访对象不仅下跪，而且还向记者磕头的情况。越是这样，我了解事件真相的欲望就越强烈。我不会因为有人给我跪了，就偏向一方，记者应该是个客观的记录者。”新华社记者王军也表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需要以独立立场来了解真相，而不是为某个采访对象控诉。任一事件，记者都应该客观，对报道进行平衡，这个平衡指的是信息来源。”[96]客观、独立、平衡都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而网友所说的“清醒”亦即新闻专业主义所强调的冷静。
更有批评者认为，记者的下跪完全是无视专业精神的作秀。《中国青年报》以《中国记者进入了“表演时代”？》为题对此进行了批评:“这样的‘表演秀’，从突发事件到法庭审判，从社会救助报道到重要会议报道，均有‘上演’。如果说，记者进入了‘表演’角色，成了‘著名演员’，用戏剧界的行话说，是‘抢戏’的结果。”[97]通过抢戏而成为主角的记者，利用媒介的公共资源，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名利报偿，却放弃或削弱了提供信息的责任。
同时，在这场讨论当中，有些人虽然不反对记者的“真情表达”，但是，他们反对报纸突出甚至炒作记者的行为，认为这同样是违背专业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就认为:“这是新闻界通行的一个惯例，比如说，你去救助一个人，你去做一件公益事业，做一件好事情，你是可以去做的，但是你自己做的事情，不应该由自己的报纸来加以报道。”“因为媒体，它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公器，公器是不能私用的。”[98]总之，在反对者的言说中，专业主义成了最为锐利的批评的武器。然而，在支持下跪采访的业界和公众看来，下跪记者的可贵恰恰在于其自然表露感情、自发追求平等，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根本与专业主义的客观公正无关。大河网友“韩中玉”典型地代表了这种观点:
说实话，看了这张照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之感动，人之初，性本善，记者和群众的这一跪，不是低贱的下跪，也不是屈辱的下跪，而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我想，作为一个记者这一跪，让这个职业不再高高在上，他们“贴”到了实处[99]。
一位新浪网友说得更为明确:显然，支持者们的言辞鲜明地体现了民粹主义的立场:草根性和非理性。在民粹主义话语中，社会底层（草根）是任何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而与底层的联系则代表着一种高尚而有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业来说，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显然离不开草根阶层，对应于不同的语境与修辞要求，这里的草根阶层分别用大众、受众、公众、群众等词汇表述。而且，在民粹主义那里，由于草根大众或普通人所具有的象征力量，与其相关的情感、态度便至关重要，“它常常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试图超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工具性认知，赋予意志、情感、精神、道德等人性以极高的地位”（林红，2007:65）。因此，民粹主义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道德主义、情感至上的烙印。褒扬下跪记者的真情表露、人性复归，排斥记者职业化的客观甚至冷漠，成为新闻业话语争斗中民粹主义的主要修辞。
记者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如果大家都抹去身上的光环，这个世界就会和谐无比。觉着别人给你下跪很正常的人，特别不正常！
何永刚是好样的，最起码是正常的[100]！
2005年厦门记者以守株待兔方式拍摄“雨中摔跤”的镜头后，分歧也是沿着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路线而展开。支持者大多持专业主义主张，认为记者的责任在于客观记录而非参与，他所拍摄的照片对于反映社会真实、促进问题解决大有裨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顾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记者没错。因为他履行公民责任的最好方式就是:用职业手段，即新闻摄影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101]反对者却更具民粹主义色彩，提出了记者“首先是人然后是记者的主张”。如陈力丹教授认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面对很多事实的时候，有时会有两难选择，首先要想到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职责，第二想到作为记者的基本职责，这个不能够颠倒。”[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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