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传播通常被想象成非物质形式的存在物——讯息——在组织内部或者组织之间的传递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既已存在的组织多项活动的一个环节、一个层面，因此，组织传播研究被简约为总结传播技巧及其对组织其他环节的贡献。然而，传播的这种功能主义观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了阐释主义的挑战。在阐释主义组织传播学者看来，组织是集体行为的产物，而非原因。与功能主义者视组织为静止不变的客观存在不同，阐释主义者视组织为“现实的社会性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Putnam，1983）］，它不是机器系统或生命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其成员通过语言、符号和行为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近年来，组织传播研究的蒙特利尔学派在不否认建构性观念的同时，进一步倡导构成性组织的理念，强调文本的稳定与持久特征，以及传播构成各种组织肌理的过程。
如果说组织传播的这一特征在组织正常状态下难以察觉，那么，当危机来临时，组织的变化则清晰地体现了传播的建构作用。本节将以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SARS）事件为例，具体阐释组织传播与社区构成的问题。为应对SARS这一公共危机，众多组织、群体与个人被拉拽在一起，形成特定的关系形式，即本书所谓的社区。由于我们在此主要探讨这一社区组织和构成的过程与机制，所以也可以视其为组织——构成性组织。
对中国来说，2003年上半年爆发的SARS，不仅是流行病毒，更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由于来势迅猛、关涉面广，SARS事件不仅席卷了所有公共卫生组织，而且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各种社会机构、甚至普通市民的高度关注与全面参与。当几乎所有的组织（政府的与社会的、专业的与非专业的）与大量的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参与到了这一事件的应对、处理过程中时，原有的传播渠道和组织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这对于组织的传播与管理来说，构成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病毒传染的强度与烈度和事态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要求各相关组织迅速、正确、有效地应对，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与失误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后果与损失。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变故又使得既有的组织和传播渠道与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我国社会组织体制中条块分割、相对封闭的毛病彻底呈现；为了有效阻遏病毒的蔓延和抗击病毒的危害，需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而大量非专业人员与非专业组织的介入，又对科学、有效地传播与管理构成了障碍。比如，在SARS事件中，流言的蔓延与公众的恐慌一定程度上给病源的控制造成了极大困难；各级组织政策难免的模糊与多变、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头交叉，又曾一度像迷雾一样影响了传播与管理的效度。这些问题既是传播问题，也是组织问题，更是组织传播的问题。因为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高效、合理的内外传播，是组织存在与运作的基础。本节将具体分析在应对SARS危机的过程中，各种组织、群体与个人是如何经由传播而组织起来，形成传播的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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