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 著纳日碧力戈 译 彭文斌 校注
灾难隐喻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过程和事件。在学术作品和大众文学中，“灾难”一词常常和众多现代问题发生联系。该词的这种用法尤其让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专题文章或著作变得适切和急需。尽管灾难概念和这些作品无疑使重要问题常有切实的关联，但是除少数显著的例外，讨论中涉及的灾难问题极少得到详细而深入的研究。问题在于，灾难常被视为事件而非过程。不过，当这些书籍和文章聚焦于环境或社会问题时，实际上多数会面临灾难过程方面的一个维度——由社会和技术对脆弱性状态的构建。
常常造成对灾难的讨论陷于粗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如克罗尔－史密斯(Kroll-Smith)评论所说存在“思考灾难非难事”这样一个事实[1]，但是它们存在多维性，因而思考起来仍有难度。灾难是无所不包的事件，囊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环境、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生物的状况。灾难研究的文献按照学科分界，彼此分离，关注各自的兴趣范围，如有组织行为(社会学)、地区“危害性”(地理学)或风险评估政策和实践(政治科学)。公认的定义难以产生并难以引起人们对此领域学术完整性的关注。[2]人类学有全观视角的特点，可以应对灾难提出的理论挑战。
鉴于对该词的散漫用法及其多维表达，要准确运用或对灾难不断扩展关注的相关理论，愈发成为挑战。自然与科技的灾害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让许多灾难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更需要有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多维性。灾难作为复杂的物质事件存在，同时，也作为盘根错节、时有冲突的多重社会建构而存在。由物质和社会建构的灾难效应，因政治、社会和经济惯行及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传导和分布。
灾难既出现在物质世界，也出现在人类社会，抑或出现在两者的杂糅空间。当我们有办法对此杂糅性加以理论化(它对人类生活如此至关重要)时，灾难研究者将不仅会推动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会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足进展。我希望于此把注意力集中于灾难研究对于人类学理论的意义这样一个理论的挑战，追求这样的理论突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灾难的脉络，反过来说，我也希望证明人类学能给灾难研究和管理领域提供什么帮助。
灾难发生在自然和文化的交接面，常常以戏剧性的方式表明它们如何相互建构。本文着眼于灾难的交互性，对其多维特点进行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最终形成关于灾难原因的完整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要同时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视野。最后，在如何把环境理解为社会建构空间与生物/物质空间方面，我希望能引发一场更加广泛的讨论。看来，作为灾难，尤其适合揭示这些复杂关系，揭示它们如何在物质、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挑战社会。
一、灾难的多维性
灾难具有多维性，因为它们同时属于自然和社会的事件或过程。出于全观考虑，我想指涉造成或引起灾难、带来各种物理影响的一系列“客观的”自然和技术现象。“灾难”一词包括事件/过程，囊括诸如干旱、毒品泄露之类的慢显现象和诸如地震、核事故之类的突发事件。在肯尼斯·休利特(Kenneth Hewitt)看来，灾难缘由包括自然危害(大气、水文、地质和生物的危害)和社会危害(战争、恐怖主义、国内冲突、使用危险品、危险工序和危险技术的危害)[3]。尽管某些社会危害(战争、恐怖主义等)也造成灾难的许多常有特征[4]，我希望把自己的讨论限制在自然和技术的危害上。从地震造成的瞬间破坏和死亡，到人体常常多年感觉和体验不到的后果，例如毒物泄露，这一系列由自然和技术的危害造成的灾难影响，也是广泛多样的。仅就物质现象多样性而言，我们是否有能力把灾难中生成和出现的一系列现象都容纳进一个理论框架中，这本身就是个挑战。
不同群体和个人对灾难的社会建构和体验各有不相同，从而对某个事件/过程产生多种解释。在当事人的经验和身份作用下，某个灾难可碎裂成一系列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环境和解释。灾难迫使研究者们面对社会想象之现实的许多变换的面孔。灾难揭开自然力量或动原、权力建构和社会排置、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关联和互渗。有关灾难的许多社会建构面成为这样一种看法的根据，即在灾难的巨大影响以及恢复和重建的焦虑中，社会和文化基本特征得到揭示，重要关系和核心价值得到显露。
确实，灾难非同一般地聚焦于社会、环境、文化、政治、自然和技术的极其广泛多样的互相交叉渗透的过程和事件中。随着灾难的发展和出现，社会结构构成的所有维度及其与环境的总体关系，都会被涉及、受到影响和聚焦。灾难中，继承与矛盾、合作与冲突、权力与反抗得到表达。在自然、生物和社会的体系之作用及其与人口、制度和实践的互动中，所有一切都得到表达。没有什么比灾难更能如此鲜明地展示自然和社会的互构性(mutual constitutionality)。
就这样，各种灾难项目的特有目的或目标导致对灾难的不同解释。关注行为的那些人与考察社会和环境互动的那些人立场不同。涉及灾难管理或重建的机构作出临时定义，用以启动和区隔它们对事件和过程的参与。尽管灾难的多维性对研究者构成复杂的挑战，它也让研究者有机会提出综合性问题。开发这个因灾难而被强烈聚焦的富矿，是对理论和实践的真正挑战。因此，研究者们虽注意到关键问题在于灾难性质，却宁愿仅涉及它们的潜能，避免做深入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作为灾难研究者，需要应对这种多维性，探讨多重勾连及其向社会文化理论揭示的关系，进而确立人类学为灾难研究所能做的贡献。
二、灾难研究的视野转换
毫无疑问，灾难研究领域自半个世纪前出现后已取得很大进展，当时它主要关注灾难中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注危害、事件、行为的特点，该领域对于脆弱性概念的细化是个重大突破，它对减少或强化受害影响的社会诸方面进行观察。早一些的研究视野曾考虑到产生灾害和灾难脆弱性的某种“被动”形式，这些灾害和灾难大都被认为是由不当的人类行为引起的，例如受非理性、无知和错误判断的驱使在洪泛区和断层线建房。不过，20世纪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发现，主流灾难研究对于第三世界脉络下的灾难分析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这些研究者批评以前的调查者在风险的来源方面赋予社会消极角色，批评他们不大重视导致或加重风险和影响的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因素。旨在推动文化生态学领域的人类学者，敦促研究者从生态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关注灾害[5]。基于易受灾性、长期营养不足、低收入和潜在饥馑之间的紧密关系，他们得出灾难的根源多在于社会而非自然的结论，来自和身居第三世界的研究者呼吁从政治－经济视角重新思考灾难。
休利特(Hewitt)《灾害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一书最明确地表述了这个新立场。休利特拒绝把灾难基本上看成是社会制度之生产功能崩溃的主流观点，他提出用事物的“正常”秩序，即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的状况，而非某地偶然的地理特征，来更好地解释多数自然灾难。这个视角把关注点从灾难事件转向“预示(灾难)的当下社会关系和人－环境关系”[6]。
脆弱性观念的这个更激进的说法，把政治经济的普遍状况和非常具体的环境力量联系起来，理解诸如贫穷或种族主义之类的基本状况，如何造成对于非常具体的环境危害的脆弱性。所以，脆弱性，即由生物物理和社会建构的风险，不仅和政治经济力量整合在一起，也和环境力量整合在一起。由布莱基(Blaikie)等提供的临时定义，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概念之一:
我们所说的脆弱性，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预期、应对、抵抗自然灾害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和特点。这里涉及的是一套组合因素，它们决定在自然和社会中分立和可区分的事件，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人们的生命和生活。[7]
脆弱性产生于潜藏在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制度中的一系列根本原因，产生于具有人口、社会经济或生态特性的不断增加的压力，产生于一些特殊的危险状况，它们和自然灾害结合起来制造灾难。这种对脆弱性更为复杂的理解，使研究者能够从观念上理解社会制度如何造成这样的条件:根据阶级、种族、族群、性别或年龄对人加以区分，相对于同样的灾害和事件，他们所承受的风险度却不同。通过纳入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量，与具体的环境特征相结合，灾难的原因被放到了社会和环境界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隐喻目的，灾难也有转喻作用。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隐喻和转喻之间做了区分[8]。这两个概念虽同属比喻，但它们的产生过程不同——隐喻基于本不相同之物间的相似，而转喻基于部分和整体间的毗连或联想。因而，飓风米奇(Hurricane Mitch)是对实际灾难的转喻，它包括给洪都拉斯社会和环境带来如此毁坏的所有技术建构和社会建构的脆弱性。
通过聚焦某特定社会形势下的总体关系，通过聚焦在环境力量的协同下造成灾难的条件生成，脆弱性表达了灾难的多维性。威尔谢－肖(Wilches-Chaux)区分了脆弱性的11种形式——自然、物理、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生态和制度的脆弱性[9]。皮埃尔·布莱基等人提出的模型把这些不同形式归入一个因果链[10]。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分布，布莱基等人把这些意识形态置于解释链的脉络中，认定它们是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他们坦率地承认，意识形态、具体动态过程和非安全状况的关联并不那么确定，而准确找出具体事件的原因也是困难的。使关联性得以建立和保持的那些社会文化形式，仍有待深入探讨。在自然和社会的制度不断全球化并彼此互动的脉络下，这些关联变得更加复杂。从根本上说，脆弱性的概念需要解析，不一定像古斯塔夫·威尔谢－肖做的那样拆解其不同形式，而是从理论上拆解其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寓意。要拆解脆弱性，就要做一些紧要的理论工作，以便揭开深埋于通常被认为是环境扰动的事件之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根源。
如果按照脆弱性理论家说的那样，灾难与其说是某种自然产物，毋宁说是社会产物，那么，涉及文化、社会和自然同时作用的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灾难作为社会产物出现的大致情况是什么?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形式以及典型的脆弱性状况，如何刻写在环境中?文化的解释与风险、威胁及灾难打击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后，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阐述?
三、自然和社会的建构
第一项理论工作涉及对产生脆弱性状况，造成灾难的自然－社会关系的文化建构寓意进行分析。尽管脆弱性把文化和社会结构与环境置于因果链中加以联系，但没有明说这种因果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这是任何意识形态体系的支柱之一。人类学者的资料证明，社会－自然关系表现为跨文化的纷杂形式。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自然关系模型，因其称霸历史并不断扩张而尤其值得关注。这个模型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它过去并非总是如此。虽然这种对立可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但是，在中世纪时期，自然一般被认为和人类有合作关系[11]。人类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人类的目标是了解自然和上帝[12]。许多这类基本上更具整合性或保持性的态度，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存续到现在。但是，对于自然界更为功利性的视角也变得更加彰显，最终在17和18世纪占据统治地位[13]。
这种意识形态转换同时反映了地方习俗变化和新全球体系的出现。当时的科学和哲学的话语，开始从本体论上把人类和自然区分开来。确实，自然提供了一个比照范畴，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著作中据以将人类身份定义为文化的而非自然的。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以“他者”一词而被识别的人类范畴，因关涉“在自然状态下”这个词语显得更有特色。现在就像过去，在需要的时候，某些人被列入“自然”范畴中。因此，在脆弱性方面，自然/文化二元性就变得重要起来:那些被归入自然范畴的人，也常常最容易受到灾难(如流行病、屠杀、强迫迁移等等)的打击。
笛卡尔也把自然看作是“他者”，与人类和思想世界分隔而外在，从而他把自然物化为一种本身没有意义的存在[14]。由此分离或脱嵌的立场出发，西方的人—自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主体－客体建构出来的[15]。自然建构成一种资源库，人类不仅有权挪用它，也有权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任意改变或支配它。此外，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启蒙理想，也与控制和使用的观念紧密联系[16]。针对英国17世纪生产和财产关系的制度变迁，洛克强调个人生命和自由的自然权利。他声称上帝把大地赋予人类，每个个体都体现所有人类，所以每个人都对他或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成果享有权利[17]。洛克的主张不过是关于无拘无束地开发自然与人类自我实现之间关系的最明晰表达之一。确实，自然暴虐被认为是人类将从中得到解放的暴虐之一。这种自然自由观很快成为亚当·斯密关于自我实现和社会利益与特定市场制度相联系这一思想的基石。
对于社会统治的这种信念进一步提出，自然也会从人类行动受益。西方意识形态经常唤起充满野蛮与暴力的大自然形象。丁尼生(Tennyson)关于“残酷无情自然”(Nature，red in tooth and claw)的意象，滋生于视自然为堕落和罪恶的基督神学。由灾难观出发，这种视野也含蓄地将暴力、自然失序与人类文化和文明并置起来。这样就导致把灾害建构成失序，建构成与人类世界冲突的自然世界造成的秩序中断或破坏。且不提自然的恩惠或暴虐，它被看成是可塑的，最终可被制服或可按照人类目的被改造。
墨菲所称的“可塑性神话”(plasticity myth)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理性可用来任意重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理性给失序但基本上可塑的自然带来秩序，让它符合人类目的。人类理性把人和自然区分开来，不受自然局限，因为我们施加在自然上的理性既可以征服自然，也可以解放人类。因而，人类“能够操控、驯服、重塑、重建和收获自然”[18]。18世纪德国森林业对森林的一体化管理，是人类理性征服失序自然的缩影。清除商业价值较低的其他树种，清除杂草，使树木排列整齐，这些都导致昆虫、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多样性的减少，使森林更容易遭受风暴、火灾和虫害的袭击[19]。尽管如此，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个人或集体生产目标的驱动下，对人类理性的积极运用，是自然被征服、人类得解放的主要手段。
即便当下对生态退化的批评，也大多建立在社会必须学会关爱和保护自然的观念之上。根据其他批评视角的拟测，人类世界与某种假设的自然秩序脱节，能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人类世界回归到与自然秩序的和谐关系。尽管难以对此立场的精神提出异议，但这些立场仍存在缺陷:它们建立在根本上的二元对立视野中，社会作为人类建构和关系的集合而存在，环境“外在于那里”，等待着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命而对它有所作为。问题被潜在地表述为:人类要形成妥当的方式应对环境或与环境和谐相处。这样的关系仍然表现为二元对立，两个分立的实体处于某种健康的或是扭曲的互动之中。对于灾难来说，这样形成的观念可能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和实践，使我们陷于不断重复的同样做法，因为当我们试图应对标本的同时，它们又各自衍生出来。再者，仅就发展着的人类生态理论而言，这种建构的内在二元观把人们引向死胡同，甚至引向两个并行的死胡同。
四、征服带来的危害
现在的证据有力表明，许多传统上归咎于自然原因的灾难，看来至少在部分上更像是由人类行为集体或积累造成的。许多古代文明的兴衰，从地中海到墨西哥，与长时段模式的人类开发和造成农业及社会崩溃的环境破坏密切相关。最近的考古学研究清楚地表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有些带来极端后果，并不仅仅出现在近代[20]。但是，这些本可以从史前和历史学习的教训，却被迅速扩张的西方制度及其征服自然的表面能力所遮蔽[21]。确实，包括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在内的整个灾难研究领域，可从脆弱性的历史致知(historically informed)法分析中获益[22]。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今天许多灾难都和当下环境状况的恶化密切相关[23]。实际上，社会和物质的行为与自然过程结合，常常发展成为新形式的灾害、潜在灾害和真正灾难。目前环境的恶化，有的因追求利润造成，有的则由那些在此利润追求中处于从属不利地位的人无意造成，导致了相对于世界上自然和技术灾害的严重脆弱性状况。最近，关于西方自然－社会关系的观念导致不当形式的自然资源开发的著述已经很多。但是，对于问题的真实本质，并不总能达成共识。绿色运动批评者严厉批评西方经济制度，说它不承认环境的自然限度，拼命追求经济利润，不断超越限度。生态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主张，人和环境的关系通过生产的双重纽带与人类关系本身捆绑在一起。他们争辩说，环境毁坏最终不是自然的限度被超越的问题，而是社会建构的问题，是生产制度和社会剥削的表达[24]。这个争论在何种程度上与提高我们对于灾难的认识相关?灾难能教育我们知道环境限度吗?或者说，我们从灾难知道的，只不过是在生产过程中，由生产过程构建的人类社会格局所造成和强加的脆弱性状况的个案?灾难研究如何澄清环境限度相对于社会定义的限度的关系问题?
尽管存在不同程度的弹性，自然系统毕竟有限度[25]，而人类只能在社会制度中通过与自然的文化建构关系来体验。生态危机和灾难(即便不相同)产生于社会特征和自然特征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社会建构的生产制度耗尽了维持环境的基本和绝对程度的资源，这将造成环境危机抑或灾难，从而影响人口。作为自然特征的地震可以代表对人类福利的普遍而永久的挑战，但是，只有在具体社会中和在脆弱性的典型模式下，它才成为灾难。尽管环境局限或挑战是自然特征，但是，人们只把它们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格局所导致的结果而加以体验。以纯生态系统观理解诸如20世纪70年代萨赫勒地区(Sahelian)旱灾之类的主要环境灾难之不确，使许多人相信在大范围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框架下分析环境问题的必要性[26]。麦卡比在讨论图尔卡纳人(Turkana)适应干旱和国家、国际援助机构介入时，提供了这种分析的极好例证[27]。对环境状况和灾难的更加细致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包括自然能动作用和社会能动作用辩证互动的方法之上，要认识到环境是由社会协调的一种力量和经受人们积极和消极体验的脉络;同样，社会也通过环境表达自己。
为了探讨环境如何表达社会建构的脆弱性，灾难增扩与当代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制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必须得到确立。随着18世纪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把自然和社会分隔开来，人类命运尤其和主要由市场交换构建的一系列物质实践发生联系。市场的自我中心意识形态迅速转型成经济学科;市场也因此被建构成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福利的主要载体。所以，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在实际上还有义务用上帝提供的手段即自然界来改善自己。随着自然被贬低到实现人类福利目的手段的地位，随着受生产主义(productionist)思潮驱动的市场交换的迅速膨胀，人们有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制度手段，比较不受拘束地控制自然界并加以无节制开发。此外，意识形态和科学(经济学)相互促进，产生了一套制度化的物质实践，人类由此追求控制、完成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新目的。
物质实践的导向，受只能通过市场制度获取的价值形式的左右。由于市场竞争的作用，从定义和需要出发，这种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没有止境。价值的创造至少始于对自然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要求从征服自然和可塑自然的观念获得正当性支持，使交换价值超越可能赋予自然的任何价值。拥抱这种基本上注重短期效益的理性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前所未有的环境破坏程度，以及迅速扩大的由社会建构的脆弱性。
社会主义经济也同样深受可塑性神话和生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主要特征，但是，资本主义所表达的动员生产力、控制自然的人类理性力量，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28]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通过表达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目标的集体劳动，试图参与征服自然。实际上，其运作前提都是自然是可塑的且能够被人类理性征服。这样的做法既造成污染、资源枯竭，也造成服从于生产目标的其他形式的环境变化。
应对自然的物质实践及其对文化价值系统的支持，借助自身刻写在自然界之上的社会关系得以实施与表达。物质实践改造自然界。它们生产既能维持日常生活也能不断导致社会再生产的生态状况和环境，从而把具体社会关系制度刻写在环境中[29]。这种刻写过程在物质上反映社会制度中以及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内在矛盾[30]。所以，社会关系的矛盾通过物质实践在环境矛盾中得到表述[31]。灾难可能最生动地表达了这类矛盾。
既然人类环境是社会建构的，这些实践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折射出社会关系的制度。于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在自然中的实例化，会产生具有自身特点的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通过物质实践(建筑工程、城市规划、交通)刻写于被改造和建设的环境中，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表现之一，是以脆弱性的形式出现的。总之，享受环境安全优惠的，主要是在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关系中受益的那些人，但是，不会总是有十全十美的关系。文化价值可以歪曲这种关系，让富人相信生活在飓风海岸和风景优美的断层带是安全的。即便如此，一般只限于富人享受的优质工程，也大大降低了脆弱性。保险业减轻了损失，诱使人们居住在危险地方。不过，富人和穷人都与脆弱性的建构有牵连。富人通过市场过度消费土地和水之类的资源，从普通民众的使用中分流出大量的此类资源。此外，他们不断地再生产财富，经常卷入对公共资产，如空气和海洋的攫取，从而进一步酿成普通民众的脆弱性[32]。贫穷的多数人不顾一切地、有时不适当地使用或过度使用他们拥有的少量资源，不仅造成环境恶化，也给自己带来危害，这大多是由于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用品的其他适当替代品所致。
五、灾害的文化建构
在许多方面，对于灾害和灾难性质的理论探讨，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抛入关于文化相对于物质现实之性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纠结之中。我们在这里转了一整圈，又回到自然与文化的争论，重复了唯物主义和文化主义之争的许多问题[33]。一些从事灾难研究的学者认为，灾难完全是社会文化建构——即一种危害的存在或发生和影响，不一定导致灾难发生。发生灾难的所有必要条件，是关于存在灾害威胁或影响已经发生的公众感知。这种观点建立在社会心理原则之上:定义某事物为真，不管是灾难还是(例如)巫术，社会后果确定了其“真实性”[34]。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一个人是否相信巫术，在塞勒姆(Salem)被吊死的那些受害人的命运，几乎毋庸置疑。即便在社会承认一种威胁或影响的时候，对于灾难的建构因社会身份和环境的不同而极为不同。克罗尔－史密斯(Kroll-Smith)曾与一位来自怀俄明小镇的19岁男子访谈，该小镇正在经历地下甲烷羽流的膨胀和收缩。被问及家人对此有何感想时，他说:
我爸说这是一场灾难。他没完没了地说他的生意亏本，政府没有怎么帮忙……妈妈?她认为这是场灾难，但和爸爸的说法不同。她觉得如果其中一个羽流爆炸，我们差不多都会死……［你呢?］我不知道。我看它像洪水，或者像旧金山地震，是灾难……好像是昨天，我确实说过，如果我的女朋友因为这些毒气而搬走，这会是场大灾难。我现在手头还没有汽车[35]。
即便在此家庭个案中，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关于某个灾难的观念和感知，从经济损失到人生危险和死亡，到(人以修辞方式想象)心上人可能离乡外迁。
灾难中，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具体物质环境与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联系，将其视为人们试图与现实妥协，建构意义和逻辑，以便能够让个人和群体理解他们遇到了什么，让他们发展策略，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灾难的发生造成极端状况，常常挑战人们的世界观，提出深刻的存在论问题，与环境相合的意义必须得到详细阐述。一个社会中使人们在相当程度上结构化的社会特色，将对建构这些意义和解释的方式发生作用，广泛揭示一个社区内部差别，突出绝对或客观地确定灾难性质的难度。霍夫曼探讨了不同群体对奥克兰风暴性大火的不同建构和经历，显示对灾难解释的巨大差别[36]。对于风险、脆弱性甚至影响的感知，显然会接受语言和文化的过滤。毫无疑问，对于危险或者灾难影响的解释范围极为广泛，大体上属于个人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功能，主要涉及解释程度和群体权利关系[37]。
文化理论曾一度寻求用社会分析的一个层面上得出的全然有效的结论，在相当高的层面上强化语言现象的作用。语言不仅塑造感知，而且作为社会生活嵌入其中的根底，还获得了决定所有社会关系的力量。由此立场出发，语言有霸权，无所指，以至于世界被缩减为只能从中得出相对论理解的文本[38]。最近出现了对纯粹理性符号学的重要批评[39]，有人呼唤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符号以外的领域，如经济发展和政治冲突[40]。这种“改造的”符号学探讨社会脉络下的征象(sign)，把它与世界历史、政治及经济领域相联系。
在社会－环境网结中构成的灾害和灾难，为追求更加综合地理解心智性和物质性提供了一个脉络。一方面，说把灾难理解成社会建构，并不能使它从世界的物质性中脱嵌。确实，坚持自然纯粹是社会建构的理论潮流，在本体论层面上受到灾难物质现实的明确挑战[41]。灾难的物质存在，确立了独立于人类感知而存在的自然能动作用。但是，人类与建构能动作用的自我表达形式和规模，毕竟有深深的牵连。当这些灾害被感知和认知以后，其影响迅速肯定了这个能动作用，但也同样地建构了既可能减小也可能加强此影响的一个社会文本。我们可以把灾难“读作”在其具体脉络下打开的一个社会文本，然而，生成它的自然力量，乃至由技术推动的灾害过程，却作为符号外的独立能动者而存在;这个能动者按照终属于前文本(prediscursive)并“外在于”文本的物质过程运作，而并不顾及事后有多少关于这些物质过程的文本被建构出来。
即便在灾难纯属本社区感知的时候，为了立论严谨，其建构也指向物质世界的物质运作。由关于某小镇上面水坝溃决的虚假谣言造成的逃避和疏散行为，和提顿坝(the Teton Dam)真正溃决后人们的逃避行为似乎没有区别;二者都被看作是灾难[42]。前面一个镇的人对谣言做出反应，制造了关于灾难的一个社会文本，并根据这个文本采取行动，逃跑和疏散。但是，他们借以建构文本的灾害过程，终究独立于他们的解释。水坝的存在当然是社会文本的一部分，物质客体也不例外。如果水坝真的溃决了，那是由某种物质过程造成的;这些物质过程的确“外在于文本”，甚至与文本相左，而同样外在于文本并与之相左的某些物质后果也会出现，从而会被纳入文本。也许此个案表明，我们需要把灾难和被称为“危机”的更为普遍的范畴区分开来;一些“危机”可能出现在纯文化框架内，其他如灾难之类的“危机”则出现在物质和文化杂合的领域内。由于灾难的物质表现，它们发生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关联中，其文化建构属于这样一类现象:“既不纯属于客体(自然)，也不纯属于主体(社会话语)……它们介乎互相对立的认识论两极，固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中。”[43]较之固化于二元对立，它们更多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然和文化交接处显露的现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建构，因而同时属于物质的和符号的。如比尔扎克所说，现实建立在“由人类生活在‘非此非彼’、非物质亦非文化、恰恰是二者兼有这样一个事实中推论出来的不相称性”[44]生态之上。
因而，从直观的物质感觉和符号感觉出发，灾难出现在社会和环境互构的矛盾中。如亨利·勒菲弗指出，“空间在被阅读之前就已经产生，但它不是为了被阅读和理解而产生。毋宁说，它是为了活生生的人类生活而产生。”[45]无疑，我们的文化生活深深嵌入于我们对物质生活的建构中，反之亦然;但生活在其能被阅读之前就必须被生产出来。我们关于栖身之处、营养、安全和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也影响到借助产生这些价值取向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制度，在自然和社会互构的环境中制约我们的相对脆弱性。文化阅读既不能消除也不能创造自然灾害。如果文化阅读能领会灾害的存在，它不一定能够通过改变实践来减小或夸大灾难风险。历史上到处有残破社会，他们在文化上不能与自然灾害相妥协，不能和在自身环境里的生产物质实践中部分由他们自己参与构成的力量相妥协。自然灾害主要不是作为社会建构而存在;它们在根本上也不仅仅是我们只要停止言说就会消失的那种社会话语的产物[46]。灾害和灾难表明了自然的外符号(exosemiotic)能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是牵涉到通过物质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互构而得以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六、灾难及自然与文化再展望
由脆弱性和灾难观念提出的各种力量和状况之间的互渗，把灾难研究和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关系的当下努力联系起来。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在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促使文化与自然划清界限，成为人类研究相应的焦点[47]。加之，文化与自然之分也使(对自然的)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自然本身)得以区分，而这是(例如)生物科学的基础[48]。
如前面提到，关于自然和文化关系的他类(alternative)观点开始生成更具综合性的立场，如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性[49]。一些观点更愿意强调某种批判现实意义的立场，强调社会对自然的建构与自然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之间的平衡[50];其他观点则更多追求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强调社会对自然的建构[51]。这些立场和其他立场是一种努力，它们寻求更全面地认知人类如何通过概念化理解“生物－文化综合”来塑造自然以及被自然所塑造[52]。比尔扎克称之为“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53]，它要应对把自然引入文化领域而又不“抹杀自然相当于文化领域的自治”所带来的挑战。
然而，生态学和社会理论的整合，并不意味着把环境和自然“文化化”到让它们消失在汪洋话语中的地步。与将文化“生态化”的那些人一样，将生态“文化化”的那些人，也面临既揭示也遮蔽的危险，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灾难扮演的角色方面尤其如此。灾难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存在于任何环境中的自然力量对社会都有极强的影响力，但是，让潜伏的灾害变成现实的，却是社会。该视点力图使人认识到，灾难发生其中并引发物质需求的客观环境，是社会历史产物。
环境中代表危险或损失的那些特征，在被如此看待时，也会入选成为人类脉络下的环境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一些社会承认风险，视情况采取或不采取步骤加以缓解，选择碰运气。许多自然灾害并不那么频繁，或者不经常造成灾难，以至于人们不经常把它们看作是危险，从而没有与人类环境整合。佩因指出，当实事求是的评估毋庸置疑地指向威胁时，风险可受到文化上的否定[54]。不过，即便在人们感知和经历风险的时候，社会的某些成员还没有资格采取必要步骤来减轻或防止灾难的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脆弱性的本质。
脆弱性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从“外面”把自然带进来，有利于在概念上重组自然－社会关系，从二元对立走向交相互动。如英戈尔德(Ingold)称，环境史和人类史不可分离，各自卷入对方的发生过程，各自促成对方的恢复力和脆弱性。[55]灾难属于这样一类现象:对它们的分析要求拆除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障碍，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关系转变为交互关系。如果不能单独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来定义灾难，那么，把它们看作是关于自然与社会如何完成互渗互汇的一种暴露模式，尽管一致性和矛盾性交织其中，倒似乎更有建设性[56]。
然而，以这种方式分析灾难，就必须承认诸如地震、飓风、洪水和水土流失之类的环境特征和生态过程，属于社会生活特征;就必须承认诸如商品、土地市场和资金流动之类的社会和文化要素，在生态上起作用[57]。灾难研究者居独特地位来推进对此自然－文化关系的理解;同时，他们可以借此为自己的研究议程重新定位，指向更讲过程的政治－生态探索。从最直白的意义上说，人类和环境的这种互构，使我们获得理论上的支持——我们建构了自己的灾难，因为灾难发生在我们自己生产的环境中。
七、全球化、脆弱性和灾难
目前的几种趋向似乎表明，经济、社会、人口、意识形态和技术等要素高度错综复杂的复合效应，导致日渐增多且已经显得复杂化和多维性的灾害及其引发的灾难。最近的研究表明，更多数量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侵袭，这部分是由于人口增长，但更多是由于他们居住在危险地区[58]。此外，我们也制造了新的灾难能动形式。技术总是有可能出问题，有时带来灾难性后果，而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全新技术，仅就其应用而言，无论是潜在事故还是已发事故，都会带来环境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深远影响。许多这类新技术，从有毒化学品到核电厂，都已经列入目前威胁社区的灾害清单;它们虽然不会带来物质毁坏，但它们毕竟带来全新的生物性灾害，制造了新形式的伤害[59]。人类的技术干预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提供了更多安全，但在其他情况下却给现有自然威胁增添了更多复杂性。此外，诸多事实业已表明，自然灾难会接着引发技术灾难。
过去20年中发生的技术灾害，仅举最著名者如埃克森·瓦尔迪兹(Exxon-Valdez)油轮泄漏、博帕尔(Bhopal)杀虫剂厂毒气泄漏和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泄漏等，显示了这种情势的寓意。这个阶段也见证了自然精神占据优势的效应，对自然灾害打击的扩增脆弱性见于飓风雨果(Hugo)、吉尔伯特(Gilbert)、戴维(David)、安德鲁(Andrew)和米奇(Mitch)，地震洛马普列塔(Loma Prieta)、墨西哥城(Mexico City)、印度和哥伦比亚，旱灾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和苏丹，这里仅举标题新闻事件。不过，把任何关于经济问题的具体立场与脆弱性的建构相联系，就要求同时忽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糟糕环境记录，也忽略许多古代社会在所谓的自然灾害中扮演的自我毁灭角色[60]。
姑且不提复杂人类制度的普遍罪责，当今世界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市场组织起来为广泛多数人服务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扩张，对于脆弱性程度具有令人担心的寓意。私有财产的攀升使市场取得绝对优势，其发展使私有物品得以交换，但不会去规约如何使用私有物品。市场也不那么善于处理公共资产;总体上说，市场在保护大气、海洋、河流或(许多在情况下)土地方面，并不成功[61]。人类活动在世界中不断扩张，现在几乎成为市场的专有功能，它超越了人类适应能力的限度，也耗尽了大自然的恢复力。人类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空气、土地和水的影响，正在缓慢超越自然系统的弹性，直到它们触发骤变，影响人口健康，影响资源再生，影响地方社区的福利[62]。
再者，贸易和移民的全球化导致生物物理现象日趋全球化，并通过减少异质性，来强化和制造横跨空间范围的关联和问题。例如，货船从一个生态系统中装入压载水(ballastwater)，又释放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中，把经常是无天敌、无繁衍控制的新物种带到那里，促生了一个在生态上后果不可预测的全球生态系统[63]。时间尺度(temporal scale)也发生了变化。自然系统拥有某种程度的恢复力，为知识不足、错误和恢复留有余地。不过，自然恢复力也提供了某种滞后时间，使贪婪或无知得以逃脱责任。开发程度的提高正在减少系统的自然弹性，缩短不可逆破坏发生前的迟滞反应时间[64]。戴尔和莫斯利(Dyer and Mosley)都探讨了在文化和环境恢复力被灾难减弱的境况中，社区和文化如何延续、变迁和存活。
今天，造成包括灾难在内的许多地方问题的根源、导发动原(triggering agents)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会出现在地球的另一端。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问题基本上变成非线性因果和时空不连续问题，使之在本质上不可预测，基本上不大适合传统上用来观察变化和适应的那些方法。人工引导的变化，把社会和自然系统推向基本上不可知的地带，这对二者的要素都具有进化寓意。如已经论争过的那样，在本地相对分立的脉络下，社会和自然总是处于共同进化中。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人、经济和自然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它们以陌生的方式相互影响，其相互影响的范围也对我们传统上关于结构和组织的理解形成挑战;这对人和社会的适应力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寓意[65]。这些研究成果突出了灾难的变化性质，强调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同进化关系。挑战在于如何详细说明在我们的社会和环境中生成破坏力的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关联性。现在，对于星球范围内不断强化的过程来说，灾难是起某种守望作用的事件。如何解释这些守望性事件传递的信息，仍然是事关重大的问题。
八、结语:人类学与灾难研究
随着媒介和贸易全球体系的扩展使世界日趋整合，某地点的技术或环境的变化，会在另一个半球触发极端事件或让过程发生变化，导致灾难发生。尽管对此类灾难的法律责任不易确认，但是，技术灾难的增多，尤其是那些有长期毒性影响的灾难，不可否认地涉及人类能动作用;在一些人看来，这会危及对人类制度的信念，让人怀疑或质疑文化本身的正当性——如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看作是对生活有限预测的一种含蓄保障的话。巴顿和拉詹(Button，Rajan)讨论了沃本(Woburn)和博帕尔在落实灾难责任的难度，即便在前因后果比较清楚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的讨论突出了问题所在[66]。霍利克-琼斯(Horlick-Jones)提出，今天甚至可以把现代灾难看作是“暴行和背叛”，因为它们表明制度没有完成其预定的使命[67]。可以认为，脆弱性的扩展状况和经历，构成了这些焦虑的显著内容。确实，尽管让人有点回忆起安东尼·F．C．华莱士(Anthony F．C．Wallace)在其里程碑式著作中将灾难问题与文化危机及其回应相联系的焦点关注，埃里克森(Erickson)把这种由这类事件和过程酿成的可怕经历称为“麻烦新品种”(a new species of trouble)。
埃里克森如此富于表现力地加以描写的这类麻烦，似乎象征了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敦促人类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和生活中要面对的那些挑战，当时他提到“麻烦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rouble)。拉帕波特呼应瓦伊达和麦凯，后者号召生态人类学者去研究威胁人类生命且需真正加以应对的危害，而不是那些不一定构成地区问题的生态问题[68]。然而，当下灾难的增加和扩大及其对于个人和社区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过程的脉络下，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探讨，需要有一种分析方法来包容导致其发生的所有因素。此外，有一种普遍倾向，尤其是在涉及人类能动作用之时，把征候(“麻烦”)混同于原因。在应对灾难疑问时，人类学者利用作为本学科标志的全观框架(holistic framework)，可以澄清征候、灾难事件、过程本身与主要是社会性的潜在原因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种全观视角独一无二地能够捕捉到灾难的多维性，这样就可以扩展人类学理论，对减灾重建做出贡献。
我要感谢本次灾难与文化研究“席明纳”的所有参加者，感谢他们有价值的评论，尤其感谢已故的沙龙·斯蒂芬斯(Sharon Stephens)，她的洞见和建议极大地促成了本文的改进。我也非常感激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环境研究系的劳拉·奥格登(Laura Ogden)所提供的中肯评论和重要建议。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注释】
[1]J．Stephen Kroll-Smith(1998):Legislators，Interpreters，and Disasters:The Importance of How as Well as Which is Disaster?In What is a Disaster?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2]E．L．Quarantelli(1985):What is a Disaster?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Research．in Disaster and Mental Health:Selecte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S．Solomon，ed．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E．L．Quarantelli(1991):More and Worse Disasters in the Future，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Agenda for Future Action，UCLA，Los Angeles，July 10－12．
[3]Kenneth Hewitt(1997):Regions of Risk，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Disasters，London:Addison Wesley Longman．
[4]Robert Paine(2002):Danger and the No－Risk Thesis，in Catastrophe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5]Andrew P．Vayda，Bonnie J．McCay(1975):New Directions 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6]Kenneth Hewitt，ed．(1983):Interpretation of Calamity，Winchester:Allen and Unwin．
[7]Piers Blaikie，Terry Cannon，Ian Davis，Ben Wisner(1994):At Risk:Nation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New York:Routledge．
[8]Roman Jakobsen(1956):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in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ed．Gravenhage:Mouton．
[9]Gustavo Wilches-Chaux(1989):Disasters，Ecologismo，Y Formacion Professional．Popayan:Servico National de Aprendizaje(SENA)．
[10]Piers Blaikie，Terry Cannon，Ian Davis，Ben Wisner(1994):At Risk:Nation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and Disasters．New York:Routledge．
[11]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Raymond Williams(1980):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New York:Verso．
[13]Charles L．Redmond(1999):Human Impact on Ancient Environment．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4]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Nurit Bird-David(1993):Tribal Metaphorization of Human Nature Relatedness:A Comparative Analysis．In Environmentalism: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Kay Milton，ed．London:Routledge．
[16]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John Locke(1965):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Mentor．
[18]Raymond Murphy(1994):Rationality and Na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
[19]James C．Scott(1998):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s Have Faile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Charles L Redmond(1999):Human Impact on Ancient Environment．Tusc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1]Timothy C．Weiskel，Richard A．Grey(1992):Environmental Decline and Public Policy．Ann Arbor:The Pierian Press．
[22]Charles L Redmond(1999):Human Impact on Ancient Environment．Tusc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Joseph A．Tainter(1988):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Ann Varley(1994)，ed．:Disasters，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London:Wiley;Maria Augusta Fernandez(1996)，ed．Ciudades en riesgo:Degradacion ambiental，riesgo urbanos，ydesastres．Bogota:La Red．
[24]Jane Collins(1992):Marxism Confronts the Environment，in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rocess，Sutti Ortiz and Susan Lees，eds．Monograph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no．10．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5]C．S．Holling(1974):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Ecol．Syst.
[26]Andrew P．Vayda，Bonnie J．McCay(1975):New Directions 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in Annual Reviews in Anthropology;Susan Lees，Daniel Bates(1990):The E-cology of Cumulative Change，in The Ecosystem Approach in Anthropology．Emilio Moran，e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7]J．Terrence McCabe:Impact of and Response to Drought among Turkana Pastoralists: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d Hazards Research，in Catastrophe ＆ Cultur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8]Raymond Murphy(1994):Rationality and Na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
[29]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W．Cronon(1983):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 W．W．Norton．
[31]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Raymond Murphy(1994):Rationality and Na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
[33]Aletta Biersack(1999):Introduction: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1:5－18．
[34]E．L．Quarantelli(1985):What is a Disaster?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Research，in Disaster and Mental Health:Selecte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S．Solomon，ed．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5]J．Stephen Kroll－Smith(1998):Legislators，Interpreters，and Disasters:The Importance of How as Well as Which is Disaster?in What is a Disaster?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36]Susanna M．Hoffman(2002):The Monster and the Mother:The Symbolism of Disaster，in Catastrophe ＆ Cultur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37]Mary Douglas，Aaron Wildavsky(1982):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8]R．Palmer(1990):Descent into Discourse: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39]M．Gottdiener(1995):Postmodern Semiotics: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Forms of the Post-Modern Life．Oxford:Blackwell．
[40]Aletta Biersack(1999):Introduction: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1:5－18．
[41]S．Woolgar(1988):Science:The Very Idea．Chichester and London:Ellis Harwood and Tavistock;K．Tester(1991):Animals and Society:The Humanity of Animal Rights．London:Routledge．
[42]E．L．Quarantelli(1985):What is a Disaster?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Research．in Disaster and Mental Health:Selecte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S．Solomon，ed．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43]Matthew Gandy(1996):Crumbling Land:The Postmodernity Debate and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
[44]Aletta Biersack(1999):Introduction: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1:5－18．
[45]Henri Lefebvre(1991):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asil Blackwell．
[46]Hans Radder(1992):Normative 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2.
[47]S．Horigan(1988):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Discourses．London:Routledge．
[48]Michael E．Soule(1995):The Social Siege of Nature，Reinventing Nature?Responses to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Michael E．Soule and Gary Lease，ed．Washington，DC，and Covelo，CA:Island Press．
[49]Aletta Biersack(1999):Introduction: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1:5－18．
[50]Susan Stonich(1993):I Am Destroying the Land!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s in Honduras．Boulder:Westview Press．
[51]Peter Ingold(1992):Hunters and Gatherers．New York:Random House;Arturo Escobar(1999):After Nature: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 Political Ecology，Current Anthropology，40(1).
[52]Alan Goodman，Thomas Leatherman(1998):Building a New Biocultural Synthesis: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i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53]Aletta Biersack(1999):Introduction:From the New Ecology to the New Ecolog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1:5－18．
[54]Robert Paine(2002):Danger and the No-Risk Thesis，Catastrophe ＆ Cultur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55]Peter Ingold(1992):Hunters and Gatherers．New York:Random House.
[56]Antonius C．G．M．Robben(1989):Sons of the Sea Godde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7]David Harvey(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8]E．L．Quarantelli(1985):What is a Disaster?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Research．Disaster and Mental Health:Selecte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S．Solomon，ed．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9]E．L．Quarantelli(1991):More and Worse Disasters in the Future．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Agenda for Future Action，UCLA，LosAngeles，July 10－12．
[60]Timothy C．Weiskel，Richard A．Grey(1992):Environmental Decline and Public Policy．Ann Arbor:The Pierian Press．
[61]Raymond Murphy(1994):Rationality and Na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
[62]C．S．Holling(1994):An Ecologist＇s View of the Malthusian Conflict，Pop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K．Lindalhl－Liessling and H．Landberg，e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3]Raymond Murphy(1994):Rationality and Na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
[64]C．S．Holling(1994):An Ecologist＇s View of the Malthusian Conflict，Pop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K．Lindalhl－Liessling and H．Landberg，e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5]C．S．Holling(1994):An Ecologist＇s View of the Malthusian Conflict，Pop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K．Lindalhl－Liesslingand H．Landberg，e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6]Gregory V．Button(2002):Popular Media Reframing of Man-Made Disasters:A Cautionary Tale，Catastrophe ＆ Cultur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S．Ravi Rajan(2002)，“Missing Expertise，Categorical Politics，and Chronic Disasters:The Case of Bhopal”，in Catastrophe ＆ Culture: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usanna M．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eds．Santa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67]Tom Horlick-Jones(1995):Modern Disasters as Outrage and Betray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3)．
[68]Andrew P．Vayda，Bonnie J．McCay(1975):New Directions in Ecology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