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诏令全集》

何　静　庄　剑

摘要:本文回顾了古籍整理项目《宋代诏令总集》从选题策划与立项、组织与实施到书稿的编辑与校对等情况，总结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有效方法，希望对今后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选题策划和组织实施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关键词:宋代;全集;诏令;评论

2012年12月，国家古籍办资助项目《宋代诏令全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宋史专家粟品孝先生的书评《政事之枢机典故之渊海——评〈宋代诏令全集〉》。2013年12月，《宋代诏令全集》被评为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为川大出版社赢得了十多年来未有的学术殊誉。同时，我们编辑部也不时接到电话，收到函件。这些是学界的反响，学者们对《宋代诏令全集》有褒扬，有建议，也有批评。面对这一切，望着资料柜里堆积的四校书稿，想起项目从策划到编辑到出版的全过程，感触良多，一吐为快。

(一)项目的策划与立项

我社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古籍办)长期以来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自1999年以来，我社策划的两套丛书——宋元地理丛书和宋人文集系列，其中有不少项目即获得国家古籍办的资助，举其大者，如《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舆地广记》《宋元珍稀地方志·甲编》《宋元珍稀地方志·乙编》《舆地纪胜》《后村先生大全集》《司马光集》《靖康要录笺注》等，均是国家古籍办资助项目。可以说，没有国家古籍办的支持，我社的古籍出版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具体到《宋代诏令全集》这个项目，也与国家古籍办的支持有关。该项目的策划或许有一些偶然性。2010年5月，本书责编在与《全宋文》主编、著名宋代文化专家曾枣庄先生闲聊中，谈及选题问题，他说，《全宋文》完成后，有相当多的副产品，出版社可以关注。他列举了许多，其中就包括两宋诏令这个选题。笔者当时很感兴趣，随即进行了调查摸底。但调查的结果却让人有些沮丧，一是项目规模太大，恐非一两年能完成;二是投入太大，像我们这种非专业出版社做这种项目是否合适;三是王智勇先生(本书主编)有一定的担心，认为自己教学科研任务重，很难全身心投入，一两年完成此项目几乎不可能。笔者将这些问题提交社务会讨论，领导的意见出奇地一致:项目好，坚决上。会上决定:①马上报计划，做方案，争取国家古籍出版专项资金支持。②做好作者和作者单位的工作，出版社全力配合。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国家古籍办同意立项并给予专项资助;作者及作者单位也表示全力支持出版社的工作。就这样，项目上马了。

(二)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有了国家古籍办的资金支持，面对如此大的项目，如何做出精品，这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谋定而后动。确定编撰体例，将数万篇诏令统率起来是重点。为此，本书责编与整理者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三大编撰原则:科学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类要科学，要体现现代学术特点

八百多年前，南宋人编了一本《宋大诏令集》，这是一部类似帝王谱系的书。书中涉及皇子公主的，哪怕几天就夭折了的，也悉数收录。而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重大影响的资料，则大都付之阙如。我们今天编撰类似的书，显然不能走老路。经过对材料的摸底和分析，根据材料的情况和现代学术的特点，最终确定分为帝系、政事、学校、选举、学术、民族关系、地理等二十个大类，大类下再分小类。研究者可根据分类查找相关资料，省却了翻检之劳。在分类时，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即一篇诏令中往往涉及几件事情，如果分在不同的类中，则会大大增加篇幅。为此，我们采取互见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做既节省了篇幅，又为研究者利用资料指示了路径。

2．收录文献要做到尽量全

主编王智勇、王蓉贵先生在资料的准备上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功夫下得很深。他们返查、补查，在《全宋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3000多篇、近百万字的诏令。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宋代诏令全集》尽管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缺漏，但较之收文仅3800篇诏令的《宋大诏令集》，收文多达40000多篇的《宋代诏令全集》，无疑是收录文献较全的了。在强调收文全的同时，我们也力避滥收。如一些明清方志文献中的宋代诏令，从内容、格式看均有疑问的，显系后人伪托，对此，概不收录。

3．尽可能确切系年

系年是史学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在确定编撰体例时，要求整理者对每条材料均要系年。但在具体的编撰过程中，整理者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们共同确定了系年三原则:一是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二是根据诏令的内容，三是根据其他相关史事加以判断。对不能确定的，则采取暗分的形式，附于相关资料后面。

(三)书稿的编辑与校对

国家古籍办对项目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这不仅体现在对项目经费的审核和项目实施进度的督查方面，还体现在对项目编校质量的管理上。我社对图书编校质量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对于本项目，社里更是采取了邀请社外专家担任特约编辑，在正常的编辑流程基础之上增加校次等措施。不仅如此，社里还为每位编校人员安装了电子版《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以便随校随核。在具体的编校工作中，我们要求编校人员在审稿时遇有讹误(疑似讹误)、异文的，均要做好记录，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汇总后交给本书责编，责编初步处理后，送本书整理者，由他们核实、定夺。后面的编校实际证明，这套工作程序是行之有效的。

在书稿审读中，我们发现宋代诏令(包括制、诰、德音等)在格式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中相当一部分诏令是四六文，结构固定，对句工稳。责编将这一情况及时通报全体编校人员，并告诉他们可循着这个线索去审稿，如发现对句不工稳的情况(包括文字多少不等，字、词意思不同等)，就应该注意校核原文，看文字是否有倒、讹、脱、衍的情况。用这种方法校稿，还真的发现了不少问题，甚至还纠正了《全宋文》在录入、校对中的一些错误。这也算是编校工作的心得吧。

书稿的校对工作主要是核对校记和目录。由于本书的规模大，在提取目录时难免有误，主要表现为目录和正文的标题有的不一致。对此，校对人员分工合作，逐一核对目录，做到目录和正文的标题一致。在这一过程中，还统一了一些字的不同书写形式，发现了个别错字并予以改正。

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国家古籍办对项目的管理不仅仅要求严格，而且颇具人性化。在项目实施中，我们发现原来对项目实施的难度估计不足，如果在预定时间内突击完成项目，则很难保证质量。为了保证项目质量，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两次按程序向国家古籍办打报告，请求延期出版，均获批准。在这里，我们真诚地感谢国家古籍办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项目如今已经出版，也得了奖，已有二十多套书售往海外，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这一切，已固化为历史。我们希望《宋代诏令全集》这部兼具研究性质的大型资料性书籍能成为传世之作，而能否实现这个愿望，一则需要时间检验，二则需要得到读者的首肯。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