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宗教观念的历史

一、政治宗教观念的历史

政治宗教这一术语起源何时无人知晓，迄今为止也没有论述其历史的专门著述，可是，已经知道的是，这个术语至少在16世纪时便以各种面目为人所用了。这个词作为独特的政治与历史分析工具出现其中的第一个历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启蒙运动的信徒、哲学家及文学名刊《德意志神差》(Der Teutsche Merkur)的编辑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将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门新政治宗教”，礼敬至高存在者，不宽容，暴虐，有传教色彩，还试图联合政治与宗教强权走向国家崇拜。^③富于洞察力的法国史家Jules Michelet后来间接地肯定了这种批评方法:有人问及为何法国革命没有联合新教一同抗击罗马教会，他回答说，法国大革命并不需要与任何一个宗教派别或教会发生勾连，“因为它自身已经是一家教会了”。^④

早期使用这个术语时，构成其核心要素的是对人文主义(而非基督教)思想的背弃、这种新型(18世纪末)且可精确称为后基督教时代的宗教排他性、其暴虐性质以及对现代国家政治领域的神圣化。但是，接下来欧洲几乎完全恢复了政治与宗教统治，这个术语便杳无踪迹了。等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历史环境了，而且其目标也很不一样。这次，欧洲要应对的是不同的一种“恐怖统治”，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像哲学家Oswald Spengler这样的保守思想家已经谈起了“西方文明的没落”。^⑤在他看来，西方已经“江郎才尽”，看来就要滑入斯宾格勒本人所称“过气的文明”这个最后阶段，这个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巨型城市肿胀发展，帝国主义全球泛滥。所有这些都指明，西方为主宰周边而出现中空，因此耗尽自身能量与精力。西方的根源开始涸竭，被他称为“次级虔敬”的非宗教，即一种后自由主义时代的灵修，一种一厢情愿的轻信、原始宗教与流行思潮的大杂烩开始大行其道，他预言这种思潮将会成为未来的独裁者。^⑥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学者开始质疑:人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宗教动物?人的原初宗教精神与原始驱动力还能不能为欧洲主流文化(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等次级制度与继承得来的宗教(基督教)所滋养或控制?^⑦在这样的文化悲观主义与极权主义兴起的氛围里，尤其是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德国的统治，^⑧政治宗教这个术语便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政治宗教旨在大部分情况下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来批判对政治统治与毁灭性世俗幻想的偶像化，许多观察者认为，这种偶像化似乎就是通过与原始或原初宗教精神再次勾连而获取能量的，无论怎么说，这种宗教精神就是教会无法施加控制的那种宗教情绪。^⑨

回过头来，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出，政治宗教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尽管Wieland和Aron都有过相当精辟的(后宗教时代的)观点，但是，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基督教偏见”，经常还是社会上保守与文化上悲观的一个思想系统。在这个特定背景里，政治宗教这个术语在两个层面上使用:首先，它是基督教护教学中的一个认知工具，也是面对宗教领域的新敌人的一个策略;其次，它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宗教以及政治分析的批评工具，也是自我观察的一个工具。正是这第二个用途为今天的研究带来希望。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观念在其原初背景中的意义，并使之与今天明显的世俗化用途有所区别:

政治宗教首先要定义为一种后基督教与后世俗化现象，它事先假定有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国家的存在、主流宗教(这里指基督教和世俗化)的没落，以及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自由主义的危机)。它的视角基本上还是基督教的，经常还带有明显的排他主义(反多元化)倾向。尽管如此，使用政治宗教观念的人还是可以坚持政治与宗教的差别，沿着与纳粹不同的一条发展轨迹搜寻，而不必像纳粹那样本着一种怀旧幻想寻找与自己的信仰、思想与生活的完全(和极权主义式的)认同。另外，这个观念还依靠若干主要的假定与预设。首先，是一种特别的人类学，根据这样的人类学，人类天生是有宗教精神的(Kraemer所说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动物”)，其宗教能量必须找到宣泄口。其次，它特别适合一种社会学，使其提供真正的宗教(通常是基督教)，带有维持社会和谐与目的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说一种文化垄断就一定不能容忍多元主义和多样化，也不是说宗教，无论何种宗教就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功能紊乱)。政治宗教观念并不解决实定宗教的政治化问题(这种情形在差不多各个历史时期都可见到)，而只是从分崩离析的宗教与文化的断垣残壁中，在目前尚没有得到满足的宗教需求的驱动下，解决某些形式的极权政治或政治独裁中的宗教化或政治神圣化。这里面隐含的教训，实则是回复至基督教专制主义的一面，这是一种精神的，但又受理论引导的群体控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