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当地组织的文化活动
当地组织的文化活动包括节日文化活动、放电影、医疗法律知识普及、文化下乡、农民技能培训，还有如修家谱、祭祖，请神（大仙）、做礼拜等宗教活动。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分析，其中开展最多的是节日文化活动，浙江省内各农村的开展率为53.10%，略低于省外。其次是放电影、医疗及法律知识普及，在48%左右。同时修家谱祭祖和一些宗教活动，浙江省内的活动频率要明显高于省外，表明此类活动在浙江各农村比较盛行（见表4-2和图4-16）。
表4-2 省内外文化活动情况
图4-16 省内外农村主要文化活动比较
4.2.1 文体活动
1.节日文化活动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民众在节日里暂时忘却了繁重的劳作、琐碎的生活，把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不幸生活丢到脑后，充分地享受愉快和消闲。民众会用各种“狂欢式”的行为、艺术表达他们的心理需求，利用他们认为合适的形式一次次地强化实现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精神。
调查情况显示，节日文化活动全省平均开展率为52.35%，各地区差距较小，表明浙江省各农村节日文化活动兴盛，以政府驱动为主。概率最高为温州地区58%，最低为绍兴地区，两者差距为11.6%。其他概率较高的地区还包括嘉兴地区57%，杭州地区56.70%，金华地区55.20%和丽水地区54.20%（见图4-17）。
图4-17 浙江省各地区节日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数据说明各地区积极以节庆活动为平台，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注意挖掘传统文化精髓，通过节庆活动的形式，加强农民群众传统美德教育。加强对农民群众进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
以丽水地区的遂昌县为例。以汤显祖文化节为龙头，各乡镇特色文化节庆活动为骨干，村级文化节庆活动为基础，实现县、乡镇、村三级联动，每季度有节庆，二十四节气有活动，促进节庆活动常态化建设，开拓了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新阵地。其中长濂状元文化节，以杨守勤中状元为背景，组织固定村民进行演出，重现状元及第、洞房花烛等百年前的场景，提升鞍山书院文化内涵；石练七月秋赛会，迄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庆祝丰收和祈福消灾的一种仪式，节庆活动长达半个月，期间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节目有秧歌、腰鼓、莲湘、军鼓、龙灯、车灯等；龙洋河谷龙排漂流节，结合传承先民放木排的传统这一文化遗产，在乌溪江源头开发山乡独特的“赛龙舟”活动及龙排漂流活动；独山明文化体验节，通过展现明代场景和习俗、戏曲表演、明文化研讨等形式，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促进独山村经济的发展。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2010年，平湖市实施了“镇镇办节”活动，开展了林埭镇龙文化艺术节、广陈镇金龙门生态旅游文化节、新埭镇泖水文化节、新仓镇芦川文化节、独山港镇海洋文化节、曹桥街道行知文化节、当湖街道社区文化艺术节、钟埭街道企业文化节等。利用节庆开展的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群众中“活起来”。男女老少齐参与，邻居街坊共欣赏。把“送文化”下乡，与“种文化”在基层相结合，极大地激发农村群众内心的文化自觉。平湖的镇镇有文化节，走出了一条“政府牵头，群众主体，地方特色，老少皆宜”的“内生”之路。
2.放电影、演戏和庙会
因浙江农村目前开展的放电影活动基本都由政府驱动，故此部分内容参阅4.3.2政府组织送电影下乡章节（见图4-18）。
图4-18 各地区放电影跳舞和演戏比例
3.文化下乡
文化下乡包括：图书、报刊下乡，送戏下乡，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2010年，全省共送戏下乡2.03万余场，送书下乡166万余册，培训文艺骨干1.9万余人。“送文化”下乡，可以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种文化”在基层，激发农村群众内心的文化自觉。
调查显示，节日文化活动全省平均开展率为44.62%，各地区差距不大，说明浙江省各级政府在“文化下乡”活动的推动力度较大，以政府驱动为主，各地的开展率都较高。概率最高为舟山地区60%，其次是嘉兴地区，为50.70%，湖州地区49.70%。最低为绍兴地区，31.90%，两者差距接近两倍。温州地区和丽水地区的开展率也较低，分别为35.20%和37.50%。其他地区在43.20%～47.40%之间（见图4-19）。
图4-19 各地区文化下乡情况
在金华市，“浙江婺剧团”和“金华市婺剧团”等专业剧团在8个县（市、区）巡回演出传统婺剧大戏、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和“婺剧进校园”活动，还开展了“共享工程”优秀电影展播、“如何利用网络图书馆”现场咨询等活动。
淳安县针对辖区内山高路远、外出务工青年较多的特点，在春节期间连续开展十一届“乡村青年文化节”活动。在活动期间，淳安充分利用寒假大学生返乡的有利时机，组织他们开展文艺演出、义务写送春联等社会实践活动，宣传党的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组织动员广大外出务工青年利用春节返乡探亲的机会，开展科普教育和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
杭州市构建杭州群众文化网，通过网上预约平台，实现群众文化的网上配送服务，在全国属于首创。截至2011年1月，已通过预约配送方式，为基层服务点送演出400多场，观众达25万人次，从而形成三级联动、区域共建、运转有序、服务高效的群文工作组织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工作水平，推动群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4.体育比赛
农村体育特点是活动项目多样化、乡土化，活动时间农闲化，活动形式分散化。因此，要开展农民喜欢、充满农味的运动项目。竞技运动不适合过多地对农民开展。省农民体协每四年举办一届全省综合性农民运动会，还组织开展其他的比赛活动，如全省体育先进乡镇乒乓球比赛、三人篮球比赛、全省舞龙比赛、全省风筝比赛等。
问卷反馈得知，举办体育比赛最多的地区是舟山地区，概率为40%，其次是杭州地区和宁波地区，分别为34%和31.4%。全省的平均概率为24.27%。概率最低的地区是丽水地区，仅为11.80%。其次是温州地区和台州地区，分别为14.30%、17.10%，衢州地区21.10%（见图4-20）。体育比赛主要与各地体委主办方的重视程度有关。
农村体育活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民俗性和趣味性。一是乡村的传统习俗中就蕴藏有民间体育活动，武术方面的甩石锁、举石担、抛钢叉、船拳，角力方面的拔河、摔跤，水上运动的赛龙舟，健身游戏方面的跳绳、踢毽子、打陀螺、抖空竹，棋类方面的田字棋、五子棋、挑担棋等等。二是可以根据体育竞技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地生产、生活环境、方式特点进行内容的创设。如山乡可以创设山地越野的各种比赛，水乡可以创设划各种农船、渔船的比赛；负重跑、举重角力一类的比赛，可以用当地的各种用具或产品作为负重物等。传统习俗中的民间体育活动，一般都有较强的趣味性，也启示我们在创设新项目的过程中，注重它的趣味性，如体现技巧、动态滑稽、紧张刺激、场面热烈等。组织开展这一类活动的时机，最好能与相关习俗活动或者农时生产的节令相结合，以增强吸引力和参与度。
图4-20 各地区体育活动情况
构建以农村社区、农村学校和乡镇民营企业为依托的基层管理模式，创新县、乡、村三级管理体制，拓展由农民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等引导的农村体育保障系统。杭州市各级政府立足本地实际，深入挖掘健康向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项目，指导帮助农村社区、村组建木兰拳、花棍、腰鼓、秧歌、爬山、钓鱼、棋牌、篮球、排球以及舞龙、舞狮、龙舟等健身队伍，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鼓励农民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文化活动，让农民在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当主角，调动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通过调查得知，临安上家骆村的村级老年气排球队、萧山河上村的农民舞龙队、淳安的农民篮球队等，他们农忙时各自下地耕作，农闲时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排练舞龙、舞狮套路和龙舟划水技能，探讨切磋棋牌技艺，满足了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健身需求，展现了富裕起来的农民风采，体现了现代新型农民的精神。
坚持以构建和谐新农村为出发点，为农民群众“送”体育文化和健身技能，组织农民开展“乡村趣味体育竞赛”、“夫妻抬米”、“耙田”比赛，“新农村嘉年华欢乐乡村民间体育活动”，乡（镇）农民木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气排球以及“农民运动会”等体育竞赛活动，举办体育征文、摄影比赛和书画、文艺作品展等（见图4-21、图4-22）。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文化活动，贴近农民，贴近普通老百姓，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好评，活跃了农村的体育文化生活，增进了农民之间的情感，使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和谐向上的良好发展局面。
图4-21 杭州萧山区坎山镇举办的全民运动会
（http://www.xsnet.cn/img/xiaoshan/2007/1/8/259404.shtml）
图4-22 临安市板桥镇上田村武术比赛
（今日临安，http://jrla.lanews.com.cn/html/2012-02/29/content_7_1.htm）
相比于城市，村民体育健身意识淡薄，需要充分挖掘与开发农村民俗民间体育项目，培育农民健康理念，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一般而言，民俗民间体育项目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运动设施、经费和活动的组织都要求不高，能够激起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情，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民体魄、陶冶情操，也有利于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
4.2.2 培训技能比赛
1.医疗保健知识普及活动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
医疗保健知识普及活动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在全省得到了普遍的开展，全省平均普及率为48.24%，各地区差异较小。普及率最高的地区是嘉兴地区为57%，其次是衢州地区为55.20%，宁波地区为54.80%，杭州地区为50.30%。普及率最低的是丽水地区为40.3%，绍兴地区为41.30%，温州地区为41.70%（见图4-23）。
图4-23 医疗保健知识普及活动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情况
浙江省制订《浙江省全民健康促进行动工作方案（2011—2015）》，到2015年，建立起符合医改要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健康促进与教育体系，努力营造健康环境，培育健康人群，建设健康社会，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促进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民主、法制观念相对要淡漠一些。某些地区存在的家长制、尊官重长、人情世故等传统文化观念严重地造成了农民的依赖、依附、屈从等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伦理观念、心理素质和人治的文化环境。导致农民对自己的选举权依然相当漠视，对村民选举大会热情不高，有些农村干部本身也缺乏民主法制观念。经常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有助于加强农民民主法制意识和观念。
以湖州市德清县为例，根据“五五”普法的总体要求，县普治办特制定《德清县农村法律知识普及项目五年计划》和《2006年农村法律知识普及项目工作要点》，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措施，全县每年对农民普法3万人（次），至2010年全县50%以上农民接受普法教育。
2.农民技能培训
农民技能培训是培养新型农民的有效方式。省委、省政府为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全面提高农民就业致富能力，从2004年开始启动了“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目前全省培训农村劳动力1000万人。样本反馈，全省各农村农民技能培训的开展率为35.23%。其中，金华地区的开展率最高，为45.4%，其次是嘉兴和湖州地区，分别为41.7%和41.3%（见图4-24）。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衢州和丽水，农民技能培训也开展得较多，分别为40.8%和36.8%。开展率最低的是温州地区，为19.2%，其次是绍兴地区，23.4%，舟山地区32.5%和台州地区32.7%。究其原因，温州、绍兴和台州地区以乡镇企业为主，农民可实现就近就业，各企业进行培训。舟山地区以渔业为主，农民技能培训应以渔业养殖等为主。通过农民技能培训真正地使农民成为懂技术、会经营、有能力的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受惠的主体，增加其收入。
图4-24 农民技能培训情况
近年来，浙江省农民素质培训工程以市场需求和农民培训意愿为导向，以提高针对性与实效性为出发点，以创新培训方式为抓手，以转移就业技能培训为重点，探索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结合的长效培训机制，推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
衢州地区，乡镇为主办班是培训的主体，同时中介组织、企业、学校等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农民培训。绍兴地区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采用不同的培训方案。诸暨市根据实际情况，以被征地农民、经济欠发达镇乡农民为培训的重点对象，培训内容突出“方便、实用、有效”。“珍珠之乡”山下湖镇邀请湖南淡水珍珠养殖研究所专家发展技术培训；枫桥镇结合衬衫产业发展，大量培训裁剪青工。
浙江省目前农民技能培训市场日渐发育，投入主体日趋多元化，培训机构日益专业化。2010年，全省完成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108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30万人，培训后实现转移就业24万人，转移率81%；农村实用人才培训13万人。“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累计参训农民达到1002万人，276万农民实现培训转移就业。
3.劳动技能比赛
劳动技能比赛是展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成果，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2007年开始，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与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始联合举办了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大赛，比赛项目包括服装车工、计算机操作员、中式烹调师、车工等四个工种。
劳动技能比赛各地的开展率平均为18.15%，相对于劳动技能培训要低很多。开展率最高的是金华地区，为27.30%，与金华地区积极开展的劳动技能培训分不开。其次是舟山地区22.50%，宁波地区21.50%，台州地区20%。开展率最低的是绍兴地区，仅为8.9%，温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分别为13.60%和14. 60%（见图4-25）。劳动技能比赛作为劳动技能培训的延续和补充，能很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应该配合技能培训大力开展。
图4-25 劳动技能比赛开展情况
各地都举办各具特色的劳动技能比赛。以慈溪市为例，每年都举办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比武大赛。比赛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成，设有数控车工、车工、焊工、计算机操作、农家乐厨师等5个竞赛项目。2006年以来，慈溪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超过5万人次，转移就业率达80%以上，全市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工人已达8.6万名。
除常规技能比赛外，各地区举办一些地方特色的趣味比赛，比如乐清市清江镇方江屿村的农村妇女挑牡蛎劳动技能比赛，此次比赛的目的旨在通过提高农村妇女的劳动技能，发挥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比赛吸引了全镇16个村35名妇女参加（见图4-26）。
4.2.3 宗教宗族活动
1.修家谱、祭祖
宗族组织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等宗族色彩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宗族组织是农村中依据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性团体，具有稳定的组织和对其成员有系统的约束力。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组织活动和村民对宗族的认同，不仅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宗族的态度，更关系到人们对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
图4-26 乐清市清江镇方江屿村的挑牡蛎劳动技能比赛
（http://www.yqwomen.org.cn/news/200969141350214.jpg）
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受诸如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人才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宗族力量在我国特别是农村一直存在着，而且形成了一种宗族文化。宗族力量对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宗族组织要正确看待，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有利有“弊”。
从问卷反馈来看，修家谱和祭祖作为宗族组织的主要活动在浙江省内还是比较盛行，反映了宗族组织和关系在浙江历史悠久，尤其是农村。调查显示，浙江省修家谱、祭祖的平均频率为47.64%，省外为39.92%。频率最高的是温州地区，达66.70%，台州地区、金华地区、舟山地区均在55%左右。频率最低的是杭州地区，为36.30%，其次是绍兴地区38.3%，衢州地区40%，嘉兴地区40. 8%和宁波地区41.4%（见图4-27）。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浙东南地区修家谱、祭祖活动相对浙北地区要兴盛，这与浙东南地理位置、地缘关系有关。另外从一项祠堂的拥有率也能反映宗族活动的兴盛程度，将在后面章节的农村文化设施情况调查中阐述。
2.做礼拜和请神（大仙）
浙江省是宗教历史悠久、教徒人数众多、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信教群众人数约180万，其中基督教信徒150多万，天主教信徒20万左右，伊斯兰教信徒10000人左右，佛教僧尼约5500人，道士、道姑约3500人，佛教、道教信徒人数无法统计。浙江省宗教信徒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为82.46%，就浙江农村而言，宗教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基督教发展最快，佛教、道教次之，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同步。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图4-27 各地区修家谱、祭祖情况
①在家庭和社会公德建设中发挥团结和睦作用。一般信教群众基本上都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做到与人为善，在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等方面能互相谦让。由于宗教道德的约束，信教群众中很少有偷盗、赌博、嫖娼、吸毒、斗殴等行为；在经济活动中，也基本上能坚持诚信原则，较少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
②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丰富农村精神生活的作用。针对农村教徒文化素质较低，对宗教教义理解不够的情况，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教堂办文化补习班，专门为村民进行文化补习。如温州农村的基督组织为了能使信徒读懂圣经，对当地村民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开设识字班。识字班和少儿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少儿的文化水平。教堂成为村民的活动的公共场所。在教堂中交流感情，抒发郁闷，宗教仪式洋溢着真诚祥和的氛围，有力地补充了农村人文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空白之处。
调查中，选取做礼拜和请神（大仙）这两类较为典型活动分别代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佛教（道教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活动进行调查，进而分析两类宗教活动在农村发生的频率。样本显示，做礼拜全省平均频率为22.26%，请神（大仙）平均频率为19.41%，做礼拜的频率略大于请神（大仙）。宗教活动各地区有较明显差异，最显著为温州地区，做礼拜频率为41.70%，请神（大仙）频率为31.30%（见图4-28），远高于全省平均值。其次是台州地区，做礼拜频率为22.40%，请神（大仙）频率为26.30%，另外杭州地区和宁波地区都高于全省平均值。宗教活动相对较少的是金华地区，做礼拜频率为11.90%，请神（大仙）频率为16.10%。
宗教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毕竟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精神寄托和思想崇拜，它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是根本对立的。宗教活动及信徒主要集中在农村恰恰也反映了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另一方面，也反映农村在文化设施和医疗条件等方面配套不足，农民需要依靠宗教来获得心理安慰，驱除疾病，并将家人的健康和个人的发展都寄托于宗教，也容易造成个人消极的思想。这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图4-28 各地区宗教活动分析
①宗教热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宗教组织的活动影响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
在浙江一些宗教力量过分强大的农村，宗教组织要求信教群众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以至于基层组织无法有效地去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承担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职责。宗教势力经常组织集会，不断向群众灌输宗教信仰，时间一长，一些群众就对宗教笃信不疑。农村基层宗教狂热，使个别党员干部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投身宗教组织。随着宗教力量在农村日益增强，宗教势力不甘于只在民间发展，开始逐渐向基层组织中进行渗透，力图获取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浙江许多农村地区重新兴起修族谱、宗祠、寺庙的热潮，许多农民皈依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组织，宗教活动日益兴盛，更有甚者，不少党员也参与其中。
②乱建寺观庙宇教堂，给村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管理困难。
农村宗教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无法回避、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目前在农村干部中更多的是从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角度出发去认识、看待、分析宗教，而对消极影响重视不够。
鉴于此，对农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活动应加强教育和正确的舆论引导，积极营造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农村社会舆论氛围。各级政府应把实践“三个代表”和农村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创建农村“三个文明”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快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让真正的先进文化向广大农村渗透、普及和推广，让崇尚科学成为农村社会文化活动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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