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构的风尚与文化研究的政治

一、经典重构的风尚与文化研究的政治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信息化革命的到来，文化领域包括人文研究领域交流对话的进程显得更加紧迫。可以这样说，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各国人民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变得从未有过的迅捷与频繁；而网络技术的出现，更是打破了海关与出版的疆界，使得各种思想、观点、信息得以跨越时空的交流。与全球化、信息化相并行的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一个巨大的“文化扩张”:新的消费文化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文化更显多元性的走向。肯德基、麦当劳、沃尔玛、欧尚、家乐福、宜家、星巴克、哈根达斯等带着跨国商业符号，进入中国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对这些新购物中心、消费场所的喜爱、认同变成城市的跨文化风景。因此，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状态: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诸多文化特性及其价值实践，在一种缺少相互间逻辑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相互集合在一个社会的共时体系之中；中国当代文化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22]。在显性层面上，这些多元的文化因素交错共生；在深层次上，整个社会正潜在地不知不觉地经历着并将在新世纪继续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大变迁和大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和转型。审美文化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便是一个显著特点。也许是源于缺乏精神维度的商业冲动和物欲冲动，消费时代甚至要将所有曾经是神圣的一切不加选择地变成消费品和装饰品以供人消遣娱乐，形成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因此，尽管近些年大量类似“世纪经典”、“大师文库”的选本相继问世，却很少能够得到学界自身和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可；在一个文化范式调整未曾到位的时代，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造成了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非正统因素对正统因素的挑衅等等。有学者针对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经典名文的“后现代”式解读，指出:朱自清（1898—1948）的散文名篇《背影》中的老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鲁迅（1881—1936）的散文《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因为垂涎过路女子的美色才特意把她绊倒……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语文”实际就是对经典的低俗化加工，是借用经典的名气追求商业炒作和市场卖点；当这种低俗和教育结合到一起时，对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来说是危险的，甚至会造成“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严重后果^[23]。其实，经典文化失宠的意味很复杂，其经典化铸造与经典化消解的过程必然涉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因此，经典的辨析与再造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文化发展课题。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24]恰恰就是要置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这就是所谓的“去经典化”。通过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文化研究用指向当代却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同时，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对经典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学艺术经典实施了致命打击。总之，文化研究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构铺平了道路。文化研究更多地秉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25]。

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对于经典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置疑，特别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深刻地置疑经典化过程所蕴涵的权力与不平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学史设定的经典标准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而后殖民主义者则致力于挖掘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与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总之，文化研究以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并不把经典视作是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甚至根本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用布迪厄的话说是“超功利的功利性”）。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揭露经典化中隐藏的精英掌控的等级阴谋与意识形态标准。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标准”等带有解构和反思意味的问题。同时，经典化过程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文艺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然而不可能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神圣化为经典，那么这样一种经典化行为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它甚至比“包含”还重要）的双重过程:有些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文学）被包含在经典中，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剥夺了民族文化代表的资格。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919—2010）在《经典与时代》一文中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认为:经典总是与权力合谋，它为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过去”，并将“过去”变为“现代”；因此，经典成了“反叛者”对抗权力的斗争必须占领的主要领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