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话语与消费优先的理念

二、思想解放的话语与消费优先的理念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27]。“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中特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入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同时，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正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为据点，不同程度地扩散渗透到社会各区域，显影出一幅幅参差的消费文化图景:到处矗立的巨幅广告，豪华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不断推出的商业展览，精美的工业设计，媒体制造的信息和影像以及比过去拥有更多闲暇的城市居民……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增长。”^[28]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大量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种符号之流实际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的商品—记号理论:在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之中，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意义上的记号；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小至七情六欲的私人生活，大至振兴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商品已成为种种欲望、意向的载体，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漂浮的能指领域，而广告、电视、电影则传送着源源不断的影像之流；一切都在无声地指明:以中心城市为先遣队的当代中国开始步入消费时代^[29]。

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快速推进下，城市各个层次的商店和卖场满足与区分了不同的消费群体。对“流行”“品位”的学习与选择，增加了人们对商品“符号”的主观体验与社会异质性。从考察代际意识、阶级意识的差异中，我们就可看到，中国消费文化的繁荣直接作用于个体人格发展与重塑，使价值选择越来越多样。革命时代那种“做革命人、读革命书”的同质性文化结构被彻底消解了。消费文化的繁荣使原先单调的革命社会出现了多元化、大众化和生活化，日趋跨文化，同时又小众化、差异化和个人化。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的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在消费的范围内，有的人把文化当成一种经验，有的人则把文化当成一种装饰；有的人像包法利夫人，愿意像小说中那样生活，想让自己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有的人则只想收集有特色的作品；青年人第一次读到某部作品时，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心中感到震惊，成年人则像品茗一样琢磨作品，自己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要变也是读书时想象中的变，放下书则又恢复了原样；如果我们不说在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话，至少也可以说这两种人是不同的。艺术家也分成了两种人，有的是学院派的艺术家，有的则是边缘性的艺术家；有的艺术家在创造其艺术时极其巧妙地利用规则，有的则像喷发的火山能将一切规则打破甚至使其创造超出艺术的范围……

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经典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弱势格局，但是，面对文学经典越来越被边缘化以及世界性的人文教育滑坡、碎片化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现代以来，文学在中国大地上曾多次承担社会公共议题的设置，发挥过促成舆论交锋从而达成社会共识的功能。这种“公共性”使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性”的衰减与文学“边缘化”的窘境构成了恶性循环，使文学应有的思想文化功能变得相当微弱。要改变文学在消费时代的“颓势”，必须让文学重新走入民众的生活，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30]。同时，重新思考文学研究“公共性”的重建问题，促进文学研究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振兴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当务之急^[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