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语义的延展与喜剧美学的内核

一、喜剧语义的延展与喜剧美学的内核

“喜剧”一词的包蕴性极强，它既是一种艺术类型和审美形态，也是一种审美范畴，它经历了由艺术类型到审美范畴的历史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它的外延和内涵都在不停地扩大和深化。喜剧首先作为一种艺术类型而出现，它与悲剧一样源自于古希腊，都是由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这是比较确定的事实。但这两种戏剧形式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不甚清楚。西方人把戏剧分为悲剧和喜剧两大类型，反映了他们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理解。在美学史上，早期理论家往往是对喜剧艺术下定义，而不是对喜剧范畴下定义。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在《斐利布斯篇》中借苏格拉底和普若第库斯的对话表达了这样的喜剧观:悲剧与喜剧一样，都引起快感与痛感的混合；而滑稽可笑大体是一种缺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3]

到了近代，喜剧开始从具体的艺术门类和艺术形象中抽象出来，开始向审美范畴过渡。作为审美的一种重要形态，喜剧美学包括文学艺术中的诸多门类和领域以及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喜剧性审美现象。各种笑话、狂欢仪式、相声、小品、脱口秀表演甚至连环漫画，都可看作是狭义的剧场喜剧的变种，它们共同加入广义喜剧的队伍。20世纪影视时代，喜剧片、贺岁片、卡通片和肥皂剧、情景喜剧等重要的影视剧类型使广义的喜剧带上了鲜明的时代标志。新世纪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游戏和各种网络恶搞视频等使广义的喜剧开始变得日益模糊。喜剧从封闭的剧场中走出，走向小说、诗歌、绘画、影视等艺术门类，同时与更具有民间娱情遣兴色彩的广义喜剧共同构成了喜剧美学的研究对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曾指出:“我们已经说过，喜剧性（komisch）一般是主体使自己的行为发生矛盾，又把矛盾解决掉，从而使自己保持宁静和自信。所以，喜剧（Komoedie）用作基础和起点的正是悲剧的终点: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一种达到绝对和解的爽朗心情，即使这种心情通过自己的方式挫败了自己的意志，导致了和自己本来的目的正相反对的事情，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仍然很愉快。但是另一方面，主体的安然无事的心情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他追求的目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实体性，或者即使有一点实体性，在本质上却与他的性格是对立的，所以作为他的目的，也就丧失了它的实体性，因此遭到毁灭的只是空虚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主体本身仍未遭到损害，他仍然安宁如前。”^[4]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喜剧和喜剧性是以理念或目的的非实体性作为前提的。一旦观众把理念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悲剧就被喜剧所取代了。然而剧中人物仍然把理念作为实体性来追求，但他实际上又是心不在焉的，即使遭受挫折也无所谓。这样，在有喜剧和喜剧性的地方，也就有笑，有滑稽，有轻松、有幽默，有嘲讽、有清醒。滑稽、轻松、幽默和讽刺、清明构成了喜剧精神的重要内容。

人们常常对喜剧有着误解，认为它是不着边际的、不严肃的。实际上，喜剧的滑稽和不严肃是表面的，它骨子里却是严肃的。它运用讽刺的手法对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因此它恰恰是最贴近生活的。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所说:“喜剧越是高级，与生活融合一致的倾向便越明显；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场面和高级喜剧是如此接近，简直可以一字不改地搬上舞台。”^[5]与崇拜理念的悲剧精神比较起来，崇尚幽默的喜剧精神由于解构了理念的实体性而更加显得充满活力。正如柏格森所强调的:“滑稽味正是一种生命活力，是在社会土壤的硗薄之处茁壮成长的一种奇异的植物，它等待着人们去培养，以便和艺术的最精美的产物争妍。”^[6]

喜剧美学的核心是通过喜剧性本身来表现本质和现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反常和不协调等可笑之处，从中揭示和反思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丑恶、缺陷和弱点，从而化解掉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实现对自我与现实的超越。所以，喜剧性就是生命中的狂欢精神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反思中以智慧实现超越和自由的喜剧精神。滑稽、幽默、讽刺、荒诞、反讽、戏仿等等是喜剧性的重要表现形态，“笑”则是喜剧显著的外部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喜剧美学又可称作“笑的哲学”。

对于喜剧和娱乐，我们曾经隔绝太久，现在则浸淫太深。“文革”及其以前的喜剧文化，承载了更多沉甸甸的社会主题，轻松和欢乐被阉割、改造并最终退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仅仅是为了主题的广泛有效的宣传。这与中国人的敦厚而整饬的民族文化心理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因素和日常礼仪制约，这就形成了一种对“一日三省吾身”和“慎独”的自我要求，对“玩物丧志”和“礼崩乐毁”的叹惜，对“愤怒出诗人”和“诗穷而后工”的偏好。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心理，形成一种对于“苦难”的由衷敬重和对“轻盈”的深刻警惕的文化传统。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冲破了悲剧中虚幻理想的樊篱，通过对“伟大精神”的降温，恢复了人、事物和理想的原初、寻常的含义，恢复了它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得到充分张扬，使人感受到轻松、爽朗和生命的不屈不挠。蕴含着喜剧性的大众文化无疑对推崇“沉重美学”的中国人起了很好的文化反拨作用，直接推动了新时期的精神解放和人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