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抵抗的批评与价值判断的审美

二、思想抵抗的批评与价值判断的审美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仍是现代性的建构，因而当前的重点是推动大众文化的人文化和民间化，使之有利于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现实任务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目标。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必须能够穿越大众文化领域，更需要警惕和防范知识分子的努力仅仅变成另外一种娱乐形式，而没有真正的反抗与制衡。传媒素养的提高、喜剧性审美的启蒙是迫切的，这将决定公众自身能否拥有过滤信息和理性行动的能力，因为长期沉浸于大众文化中的民众的这一能力正在逐渐萎缩。所以，有必要告诉所有人，即使是在大众的商业宣讲中，也需要能轻易获得的、受公益驱使或关心公共利益的新闻和信息来源。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们应该做一些智力工作——设计一种比现在更加有公益心的交流系统，并且防止其下滑。因此，对待大众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秉持平和、宽容的心态关注大众文化崛起带来的一切变化，不做无原则的吹捧或棒杀，同时又不放弃必要的审美批评和人文提升；而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文化道统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刚柔相济的人文生态^[34]。

大众文化的工业化高技术已经编制了一个高密度的“形象”世界，并把我们的生活编织在其中，正如我们难以逃脱声像制品的包围和诱惑，我们的生活已成为一种“形象”活动。“这种形象意识产生了存在对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态，使主体无原则地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于形象的标新立异。”^[35]大众文化凭借外在形式的充分技术化效果而遮蔽了文化内涵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欣赏者满足于对象外观的快适而无心在静观中体味对象的文化意蕴，心理化的审美活动往往变成一种感官化的直接操作。同时，大众文化以其商业性和娱乐性消解了“审美非功利性”的诉求，文化工业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36]驱逐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37]。因此，康德以来的欧洲美学传统受到了作为“自在的美学”的大众美学的质疑，“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的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38]。康德由于始终持一种“贵族式的精英趣味”立场，采取了对低级趣味加以压制的路线，并试图走出一条超越平庸生活的贵族之路，将其美学建立在文化分隔与趣味批判的基础上。的确，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建构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但是，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艺术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审美与生活的割裂使得美学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小，最后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坚守的一种精神乐园和身份表征。与此相反，在当代商业社会，不仅波普艺术在照搬大众商业广告，而且众多古典艺术形象也通过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出现在大众用品上，大众可以随时随地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沟壑似乎被完全填平了。

作为人类整体反思的一部分，基于现代性反思立场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是针对技术理性和物欲至上思潮的一种文化哲学思考与辨析。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将之一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那里，作为资产阶级解放话语的启蒙思想，被看作人奴役自然、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一切仍然寻求以某种同一性本质为基础的自由解放都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的隐性同谋。阿多诺哲学开启的这种走向后现代思潮的理论端点、全新的面对马克思的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关键的理论基础，同时却又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深刻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在这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与青年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的“生产物化”、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实践异化”一类的本体性动摇不同，这种理论倾向已经彻底溢出了现代性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思考构架，从而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批判逻辑^[39]。针对技术主义的不断升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早些年就指出:“新时代技术的行星运动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规定历史的伟大作用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而且是什么的一个——政治制度来。”^[40]尽管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有多种多样，然而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不断质疑大众文化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揭露其中潜藏的物化性与意识形态神话，引导大众文化超越欲望宣泄，实现肉身与精神的直接统一与完美结合，大众文化并非没有光明前途。对于风风火火的大众文化，我们既应该怀有深深的同情，又不能放任自流^[41]。

当今时代，人们需要鲜活实际的“思想”而不是巧舌如簧的教条“主义”，需要拥有真正“思考”的权力但拒绝巧立名目的唬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研究来说，需要的不是包打天下的批评理论，而是面对文学实践时能够从容相待的“应用诗学”——摆脱理论的形而上“预设”的、对文艺现象进行艺术诠释的一种经验性归纳与实践论提取，重视具有代表性的具体事例的“范例”作用。套用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在其《批评与诗学》一文里的话说，“文学研究的未来实质上属于批评与诗学间的交流和必要的杂交”^[42]。我们应当终结那种以抽象代替具体、以搬弄大词代替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理论做派”，就像胡塞尔（E.Ed-mund Husserl，1859—1938）要诸位未来的哲学王们“不要大钞票，要小零钱”那样，真正回到具体而实际的“生活世界”的语境，以一份负点责任的态度而不是哗众取宠之心，作出“实事求是”的言说^[43]。所以，如同当今的社会建设早已选择了改革而告别了革命一样，人文思想领域应该明确提出“改进理性”而“告别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