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众利益，首先是教辅消费者（老师与学生）的利益。任何时候，公众利益都是第一位的。符合公众利益基础上的企业利益才是正当的企业利益，符合公众利益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才能健康长远地发展。而消费者最大的利益在于能够自由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目前教材社授权面为狭窄，有的干脆不进行任何授权，许多市场上的优秀品牌并未获得授权。而一些地方的操作中，将授权作为合法销售的前提条件——无论这些教辅是否侵权。也就是说，保护教材版权，是合理合法的。同时，还应该明确侵权界定，规范授权行为，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读者保留优秀教辅。
客观来说，目前的教材维权的现状是：一方面，教材版权确实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教材社维权中又存在许多泛化倾向，并引发一些新的问题。建议政府主管或相关机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解。
相比于2011年4月人教社等5家教材社与11家教辅公司座谈的情形，目前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当时座谈时，双方分歧很大。一方面，教材社授权条件较高，具体操作也比较严格，一般教辅机构很难接受；另一方面，许多教辅机构依据惯性仍觉得教材是公共产品，不理解教材社的维权诉求。
随着维权事件的不断升级，教材社和教辅机构都面临一些困扰：
一方面，目前授权存在许多局限，一些地方被授权机构借机强化垄断，为学生推荐优秀教辅的评议公告，被操作成几部委屡次禁止的教辅推荐目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评议公告成为许多地方强化垄断的重要手段，客观上并不利于教辅市场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
另一方面，维权风波不断，许多教辅企业惶恐不安，经营也受到很大影响。多数企业也认识到，教材版权应当受到一定的尊重，如果界定公正，版税合理，愿意向教材社支付版税，并恢复行业的正常秩序。
因此，建议教材社与教辅机构通过座谈协商解决此事，化干戈为玉帛。在相关法律人士的参谋下，对于侵权形成相对明晰的界定。同时制定一定的授权标准，通过相对广泛地授权，让各方在行业的版权规范与公平竞争中实现权益。
在较有分歧的侵权界定与授权版税方面，有如下参考建议：
（1）侵权界定方面：教材教辅的版权关系，首先是个法律问题，应由法律界定。目前正值产业转型期间，教材社对原来的判例存在一些疑问，而目前的界定仍不够清晰，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在认真研究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参照海外相关做法，考虑我国实际国情，形成几条相对明确的界限，以方便企业的操作，化解不必要的产业纠纷。
（2）授权版税方面：建议确定公平合理的授权版税。反观与我们教材出版改革有相似经历的台湾地区，教辅版权也是随着教材出版的完全开放而逐步完善的。如果部分教辅真的侵权，教材社授权最好有个相对明确统一的授权标准，以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
（3）建议相对开放地授权。建议相对开放地授权。如果授权面过泛，可能损及教材社的声誉；如果授权面过窄，也不利于为学生保留优质教辅。对此，建议教材社相对开放地授权，授权具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出版配套教辅，或授权部分品牌较好的民营策划机构编写教辅。如果有些教辅涉及侵权而未取得授权，教材社有权依法追究。
教材与教辅的版权纠纷已经成为关系全行业的大事，任由企业博弈，也出现许多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整个行业已经多年，近3年更是愈演愈烈，许多认识开始渐渐清晰和统一。建议由政府或第三方搭建一个平台，由教材社、教辅机构双方充分参与讨论，法律专家、法院人士指导建议，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考虑国情与背景，通过利益的碰撞与妥协，达成一个标准和共识，全面公正地解决教材与教辅的版权问题——除了市场份额最大的人教社，还有80余家教材社也出版教材，各家诉求不一，需要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
如果能通过各方协商解决此事，则有多方良好效果：一是教材机构合理权益得到保证，借维权滋事的企业和机构也失去借口，有利于维护教材社的声誉；二是通过合理授权，获得授权的企业可以正常经营，一些缺乏竞争的小企业必将退出市场，有利于进一步净化教辅市场；三是经过合理授权促进教辅市场更加规范，也助于企业形象和整个行业形象的提升。
这样既维护教材社和教辅机构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行业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市场的规范竞争和多元发展，是中国目前出版政策和市场格局下较为合理的选择。
总之，泛化维权会加剧市场混乱，而合理维权则可以一箭双雕，解决当前行业最为头痛的版权纠纷与教辅乱象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出版企业，应该在维护自己合理权益的基础上，推动市场的公平与规范，尽量为读者保留优秀产品，这是社会读者的利益，也是行业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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