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第三节　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社会发生着重大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这些不同角度的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舆论的深刻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但由于不同地区、城乡、产业结构的发展不平衡、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大，特别是利益分配调整后的利益分流，使得我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群体结构逐步重新组合，总体上呈分化的趋势，于是昔日全国上下相当“一致”的舆论表达，也呈现相对分散的状态，涉及局部、地方利益的舆论远远多于全局性的舆论，各种舆论间的差距拉大，其具体情形相当复杂，增加了大众媒介引导舆论的难度。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叙述：

群体利益的凸显和舆论的分散

计划经济体制下，各个群体的利益相对平均化而且较为恒定。改革开放调动了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同时亦创造了许多新的群体组合的机遇。即使是原有的群体，也不再是纯粹的一种宏观意义的社会阶层，而分化为带有更多的相同利益、规模较小的群体，例如农民，处在不同地区、从事不同劳动（种地的、从商的、务工的等）的，都会形成不同的关于自己利益的舆论。城市的群体分化更为复杂，个体户、三资企业、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及新出现的三教九流的社会群体，形成了相当多样化的舆论，以致主要在城里人中抽样的各种舆论调查，除了少数全局性的、抽象性质的问题还会形成相对集中的舆论外，若不是调查要求在几种回答中做强迫性选择，围绕具体的舆论客体经常形不成舆论（即没有一种意见的一致程度达到形成舆论的基本数量），只能说是一些代表性不大的意见。例如1996年上半年，《南方周末》组织的一次四城市地位意识调查，开列了13项职业供选择，结果最集中的一项职业不过10.03%，其他均是一位数（郑万辉，1996）。1996年下半年，零点公司进行的一项我国四都市市民相互印象调查，由于提供了10个选择项，结果相互总体印象每项计算的百分数绝大部分只有一位数，所获40个数据中，在5%以下的数据22个（凌月，1996a）。

即使是原来意义上的较大社会群体，由于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也表现出舆论的相对分散特征。1989年，武汉、兰州、深圳的社会心理调查，分别就改革意识、经济改革观念、政治改革观念、文化价值观各自设计了十几个问题、每个问题划分为七个演绎阶梯，各个问题意见集中的程度，绝大部分仅能勉强构成舆论（30%多的一致程度）。调查者划分的七种群体（企业职工、商业职工、专业人员、机关干部、个体户、城郊农民、大学生）之间的意见差异较大。这四组数据的标准差^[2]显示：“改革意识的标准差较大，反映出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和期望存在较明显的分歧。……由于涉及人们经济上的切身利益，观念上的分化仍是明显的。……在政治主体意识上，各群体仍有较大的差异。文化价值观的标准差是最高的，这表明在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观念变动的群体差异最明显。……总合的标准差更鲜明地向我们展示，现阶段我国社会心理的分化已经达到了较为显著的程度。”（刘崇顺，1993：303-304）

人们的生活明显地改善了，却更为关注利益分配的公正、人际关系的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从市场经济中得到利益的差异、获取利益的道德评价的分歧，也会进一步造成群体舆论的分散。就在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久的1992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在青岛市进行了一次千户居民抽样调查。调查划分的8种群体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差距相当明显。例如对“青岛人现在生活属于比较好的”的评价中，个体户和离退休人员的综合指数在“基本同意”区位；经济管理人员、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属于“说不清”区位；教科文卫人员、机关工作人员虽然也属于“说不清”区位，但靠近“不大同意”区位，领导干部几乎贴近“不大同意”区位。而对“这几年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心情却不大舒畅”的评价中，机关干部、工人属于“基本同意”区位；商业服务人员、经济管理人员、离退休人员和教科文卫人员属于“说不清”区位；领导干部和个体户的区位偏向于“不大同意”区位（喻国明，1993：60）。这两个问题一正一反，不同群体舆论的接近或疏离，均十分显著。

地域经济发展差异与舆论的分散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地域上。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形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其次是南方与北方发展的差异。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存在着东、西部的差距，但在当时全国舆论单调而一致的情况下，由于地域差别形成的舆论差异很不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一般地说，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价值观念的演变也就越剧烈。生活在现代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公众，倾向于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放弃传统观念，发展一种具有进取精神、开放的、求变的价值取向，公众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确立得也较早。而经济不发达和次发达地区，在接受新观念时，或表现出种种惶惑，或极为激进，与已经相对稳定的发达地区的舆论形成对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组，在对不同经济发展地区青年观念对比研究中，发现了许多由于地域不同而形成的舆论差异。在政治选择的意见来源方面，次发达地区的青年选择“自己”的比例最高，选择“党政领袖”这一项也高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对“专家学者”的选择高于不发达和次发达地区，选择“政党领袖”的比例居第三位，选择“自己”的比例则处于不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之间。这说明接触了新观念不久、同时经济发展已经起步的次发达地区的青年舆论不够成熟、稳定（仅在舆论表层抢购新观念），而发达地区的青年舆论相对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楼静波，1993：207-208）。

在法治与人际关系的观念方面，经济发达地区青年的亲缘关系淡化得很快，越是亲缘关系的纠纷，越要找法院仲裁；而其他地区则以“忍受”为主；经济发达地区非亲缘的纠纷，选择“找人调解”的多于找法院，其他地区的则找法院或向上级反映的比例很高（同上，212）。看来，重人际关系、轻法治的传统对所有青年来说尚不能完全摆脱，相对来说发达地区的观念有所进步。不发达和次发达地区以血缘亲族划分亲疏的舆论压力相当大；而发达地区看重的是一般人际关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希望能与其他人相处融洽。

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产生的舆论分散，在同一个中国广大的国土上由于对比度鲜明，因而具有自身的特色。上面谈到的青年调查表明，在具有现代人格特征的价值观方面，发达地区的青年并不比不发达和次发达地区有更多的认同，而是相反，更多地选择了中庸、和谐、知足的生活态度；越是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青年进取欲望越强烈，对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的否定率越高（同上，224）。

从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公众接触媒介的程度，以及人们对信息种类的选择偏向，也可以看到舆论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大众媒介的资源配置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处于次发达地区的黑龙江省肇东县，1992年初农村户的电视机拥有率仅为44.86%，而且其中39.81%为黑白电视机，他们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仅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0.31%（肇东卷，1993）。处于发达地区的广东省惠州市，1993年初的调查显示，该市的电视机已经普及，本市出版自己的日报、晚报，有当地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年播出新闻2-400条（惠州卷，1994）。可以看到，不同经济发展地区所接受的外部信息量差距很大，而新的舆论通常是在外来信息的激发下形成的，社会流通的信息量的差距，拉大了不同地区舆论的距离，从而造成全国总体舆论的分散。

但是，根据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的媒介与观念现代化全国调查（N＝1-447）的分析，媒介接触的频率对于现代化观念（这可以视为一种新舆论）的影响并不大，关键在于选择媒介内容的范围和对具体内容的偏好，公众的文化程度又对媒介内容选择或偏好有决定性影响（孙五三，1994）。若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同样可以看到很大的差距。全国百县市调查中，属于不发达地区的甘肃省永昌县，1992年抽样调查的538户（2-409人）中有文盲499人，另外还有从文盲到初小（即仅识几个字）水平的781人（永昌卷，1995）；而广东惠州市抽样调查的501户（2-402人）中有文盲365人（惠州卷，1994），比例小多了。由于发达地区公众的生活与外界情况的变动紧密相连，因而利益的驱动正在逼迫更多的公众关心时事，而相对减少娱乐性的媒介内容。这种情况同样会使两地舆论的距离拉大。

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舆论的分散

现代社会的舆论中心始终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然而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而最初的社会结构转变发生在农村，并且带动着城市的改革，那个时期社会的舆论，一定程度上是农村领导新潮流。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进一步决定了全社会的舆论必然以城市的舆论为主导，因为城市天然与市场联结在一起。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相当快，到1994年，城市人口和从事工业、第三产业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6.3亿比5亿）（祝华新，1994a）；而据1997年3月20日北京电台“新闻大视野”的报道，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又降到了2.5亿。也许统计的标准依据不同，但是城市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发展相对缓慢，变动不大的舆论与城市急遽变动的舆论之间，差距拉大，社会的舆论呈分散趋势。

舆论是一定环境的产物，即使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其郊区农村与市区由于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差距，也会导致舆论的差异。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例子：1994年北京的一次城乡少年消费方式的小型调查（N＝550），在回答“你现在最想买什么”这个问题时，市区孩子理想中想买电脑的比例最大，而农村孩子想买书、报刊的比例最大，都各自形成了关于理想的舆论。研究者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少年第一想买的电脑，在乡村少年中无一人提及。”调查显示的城乡少年月消费结构说明，城市少年用于个人发展的消费占总消费的22%，而郊区农村少年只占12%；绝对数字差距更大，城市为51.18元，农村为8.62元（浦卫忠，1996：179、176），相差近6倍！显然，经济实力的差距直接造成了这种现实理想舆论的差异。

我国城市化具有与一般国家发展的不同特点，即城市的扩展和乡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而且主导趋势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乡村城镇化（姚俭建，1994：302）。许多农业人口被乡镇企业吸收，镇的人口已从80年代初占全国城市人口的30%，上升到50%（1992年）；很多城市本身是城乡结合体，乡村区域不表现为城市的郊区，而是城市被纳入乡村网络成为乡村的发展中心。这对于减少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社会震荡，促进乡村繁荣是有利的，但也形成两种新的情况，即“城市中心的分散和城乡的相对分离”（李培林，1992）。城市本来应当是具有相近的现代意识的舆论中心，狭隘的地方意识比乡村小得多；而一旦城市被纳入到乡村网络之中，各自非常强烈的传统的地方利益，便造成众多城市的差异较大的舆论，舆论呈分散趋势；极少的大都市舆论与带有乡村意识的地方小城市舆论之间，距离亦会拉大。

而都市舆论本身，也在呈现着分散特征，群体因利益的分化而逐渐小型化，舆论则利益化，以利益为转移，而真实、稳定的舆论，主要发生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朋友之间。

在城乡之间，还流动着数千万离开体制控制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他们通常来自较落后的地区，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使他们有了高于原来生活环境的新观念，同时对城乡生活的反差感触很深（王海光，1995：92）。但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他们的舆论往往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多少偏向于乡村。于是，在本来分散了的舆论中，又多了一类社会流动人口的舆论。

社会信息化与知识沟的形成

按照一般的想象，社会信息化会带来更多的媒介接触的平等权利，有利于共同舆论的形成。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不同公众群体接受能力的差异，于是美国学者蒂其诺（Tichenor，P）等人于1970年提出了“知识沟”（knowledge gap）理论，其要点是：假如输入社会体系的大众媒介讯息增加，该社会体系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得到讯息的要比地位低者快。因此两者间的知识鸿沟不是变小而是在扩大。而决定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文化程度。随着接受讯息量的增多，由于理解力不同，接受的讯息越多，文化程度差距较大的群体间的知识积累越为悬殊。1976年，另一位美国学者罗杰斯（Rogers，E）进一步提出了“传播效果鸿沟”（communication effects gap）理论，即以变迁为主旨的传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差距会扩大。这里的原因如德国学者邦伐利（Bonfaelli）所说，有供给信息不平均、公众接受信息的不同兴趣、解码能力三个原因（李金铨，1987：225、231；单纯，1993：186-187、191）。

台湾省的舆论学研究者王石番就知识沟理论写道：“针对一项论题报道得越多，注意这一论题的人会留心搜集资料，自然比其他人知道得越多。民意的形成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与认知息息相关，对一个问题认识的深入程度必定影响态度的情感和行为层面，如果社会对于一公共事务的论题，由于接触大众媒介的行为差异，产生两种不同的知识模式，从而影响民意，共识因而不能建立，不但公共事务问题不能解决，而且阻扰社会安定，的确令人惋惜！”（王石番，1995：193）显然，知识沟理论企图说明，社会信息化可能形成舆论（王石番的“民意”即我们所说的“舆论”）的分散化。但是现在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内地尚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不过，这提醒我们注意公众解码时的差距，以便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由于理解的歧义造成的舆论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