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行语与舆论的显化
涌现大量新语汇,特别是贴近现实情境的特定语汇,是潜舆论从室语走向公开议论的起点。潜舆论冲破室语,公开传播新的消息,对眼前事物发表意见,出现各种简短的判断。新的流行语伴随对新事物的评价,社会意识出现细微的生气,标志社会舆论的微显。
词汇是舆论中最鲜活易变的部分,直接、迅速地反映出意见的变动。时下层出不穷的流行语和发烧词汇,普遍运用于媒体及人们的日常交际,浸透着先锋思想与前卫意识,反映出社会的最新变动。进入本世纪初,“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绿色食品”、“基层自治”、“山寨文化”、人肉搜索等语汇连连出现在媒体、官方讲话和群众交谈中,因为新的社会气息出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流行起“阴阳界”、“官皮文人”、“青春叛逆”、“公款吃喝”、“水中月”等这类牢骚话。大众耳熟能详、适用于庄重与特定场合的话语,置入生活化的场景,致使语义产生某种变异,达到一种奇特的意见效果。这是潜舆论浮出水面的象征。
90年代初,随着个体商业和私人企业的创办,从南方传来“老板”、“掌柜”、“打工”的说法,一时被捧为最时髦的词。这些消失近50年的词又回来了,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人们称许这种变化的合理性,表明一种新观念的确立。一批亿万和千万富翁的出现,接着又出现了“大款”、“款爷”、“富豪”等流行语,反映出的社会情绪很复杂,很难说对巨富是羡慕、恭维还是含有贬义。更为典型的是,曾经很严肃的政治术语开始了活用,并注入了公众的热情和偏好,显示了大众的情绪和要求。20世纪90年代末,“下岗”、“失业”、“买断工龄”、“街头摆摊”、“化公为私”、“鲸吞国资”、“暴发户”、“腐败分子”、“败家子”、“打点”、“低保”、“杀熟”、“坐台”、“女工卖肉”、“喂领导”、“啃老族”以及“他妈的”、“黑得很”、“狗杂种”等咒骂的语言,突然在大众中流行,民众反对国企的低价转让或零资出售,表现出百姓的强烈不满。
一句俗语出现,是社会生活嬗变引发的舆论微颤,在经济和政治生活变动中找到它们的根源。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经济成分和新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不断延伸,势必引起语言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人们渴望用一种新语汇表达新气象,成为社会思潮的表征。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经济飞速发展,使人们从过去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心理世界的改变表现在语言世界中,显露出崭新的时代特色。
流行语渐渐转化为俗语,成为舆论的神经末梢,不仅在生活领域,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也不断发生激变。像80年代流行的“信息”、“开放”、“政治体制”、“官员”、“承诺”、“合同”、“法制”、“军民共建”、“责任制”、“承包”、“综合治理”、“抛售”、“创收”、“罚款”等5000多个新词,在30多年前几乎见不到。但进入21世纪它们已经陈旧,渐渐从社会舆论中退出。俗语涉及的范围几乎延伸到各个角落,牵动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借用轻松、形象、幽默的语言反映社会的变动,表现为人们对舆论的简洁表达。
有些俗语看上去粗劣、低级,但却是大众舆论监督的锋芒。面对社会污泥浊水的种种倾向,大众的愤恨显露出痛快的抨击行为,例如“做水货”、“研究研究”(烟酒烟酒)、“玩深沉”、“泡妞”、“包二奶”、“单身贵族”、“月光族”等俗语,随着“严肃”时代的结束飘然而来。低级的俗语反映出一些人的腐化或轻浮,既是社会正义的呼声,又表现出舆论监督的锐气。
流行语大量、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议论中,标志显舆论已经形成。可见,显舆论是一定社会群体(25%以上)使用稳定的话语,共同表达公开意见,使流行语成为议论圈中时髦的语言。显舆论的出现取决于公共问题迫在眉睫,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议论的都是利益与兴趣相关的人,利益推动公众发表意见,以至促成舆论的强势。公共事务触动公众利益,引发公众舆论;触动一群人的利益,引起群体舆论;触动整个民族的利益,则导致民族舆论的出现;如果涉及全国人民的利益,就会形成民意。意见之所以会有分歧,在于利益或兴趣不同;意见的统一则在于利益的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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