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证的舆论价值

四、专家论证的舆论价值

具有丰富学识的专家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都设有专家栏目,大到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大型项目上马,小到公民的疑难纠纷,请专家论证屡见不鲜。在新世纪,崇尚专家论证已成时尚,一方面是因为专家大都能提出科学见解,另一方面是专家论证具有调动舆论的价值。公众相信专家,专家的话很容易影响人,引导社会言论。在电视广告中,不时看到一些生产商说其产品是经过专家论证的,以此来扩大产品销路,赚取更多的利润。官员们也在重视专家论证,有的用专家的话为自己辩护,掩盖自己决策的失误。这样一来,专家论证的舆论价值又可能成为某些人达到特殊目的的手段。

专家是知识的化身,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真理并坚持真理,他们的论证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有时甚至是政府决策的唯一选择。专家经常参与重大工程、司法、经济或社会环境建设等领域的论证活动,往往成为政府改变决策的决定性力量。决策是天下最难的事,因为要选择、也要放弃,随时面对众说纷纭的困扰。现代社会推崇民主决策,依赖于决策的“规则与程序”和“公众参与”两大制度因素。在实践中,“公众参与”赋予决策的民主性,使决策易于被公众接受,也为决策的落实消除某些潜在的阻力。专家论证则为决策提供最好、最科学的意见,为说服社会舆论揭示深刻的道理,成为科学决策的基础。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健全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成为公共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前提。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是专家、学者为民请命、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例子。这年3月,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致死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5月14日,三位青年法学博士许志永、俞江、滕彪以中国公民的名义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随后,又有贺卫方、盛洪等5位知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6月22日,国务院宣布废止施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消收容遣送,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专家的专业知识高出一般公众意见,以其优质的建议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许多重要公共问题上引领社会舆论。当代民意是遵循专家的正确意见逐步形成的,同专家高见抵触的只能是少量的众意,这样的众意也会最后消失。京沪高速铁路经过多轮论证后投入修建,专家曾称,对京沪高铁选择何种技术,民间和媒体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对此发表了意见,曾形成过舆论热点。公众意见对高层决策有参考价值,不过,正确的专家观点并不受公众意见的左右。一位参加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的专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专家们的论证是审慎的,舆论无论怎样评说,也不会干扰影响国家正在进行的论证和决策。到2008年初宣布京沪高铁动工时,几乎听不到对专家确定的施工方案有反对的声音。专家既要听取各种舆论,又不能放弃科学见解,正确的意见最终会为民众所接受。民主决策的要义在于协商和妥协,京沪高铁项目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专家意见重要,就在于科学与真理重要。

当然,专家并不总是对的,他们有时有意或无意、被动或主动地犯错误。他们的错误被媒介或官员放大,其危害性也随之放大。损伤专家论证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是专家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承担责任,难以抵制诱惑或顶住压力。有的专家被官方或利益集团收买,高额鉴定费或酬金堵住直言不讳的嘴巴,信口开河地乱加恭维。有的专家有跻身仕途的梦想,迎合官员的需要,为其错误决策歌功颂德,颠倒是非,假话连篇。意志薄弱、信仰不够坚定的专家,很容易在强权面前折腰,在金钱面前出卖自己的人格,不但起不到专家论证的作用,而且成为错误决策的吹鼓手。

如果一个社会尊重知识,崇尚真理,专家就有真正的话语权,论证价值就充分地体现出来。在科技决定国家实力的今天,专家们发挥能量的空间越来越大。在一个藐视知识,盲信权力的社会,专家不是权力的鹰犬,就是强权打击的对象,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被称为奠定基本国策第一人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57年就提出人口控制的建议。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建议。这一著名的《新人口论》,在“人多是大好事”的领袖格言的煽惑下,连连遭到批判,终于导致中国人口的极度膨胀。这一历史冤案,造成中华民族永世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