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

书评

孙飞宇

对于马尔萨斯这样一位处于18世纪、19世纪之交的英国人来说，在思考人类社会改善这一类宏大问题的时候，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世界与思想世界。当彼之时，霍布斯鲍姆所谓开启了现代性的二元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其间可视为时代特色的主流精神气质，是由孔多塞和葛德文等人所代表的现代启蒙运动式的雄心壮志。与之相应的，当然是笛卡尔在哲学领域、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对于确定性的、客观的知识的信念和追求，以及对于理性的坚定信仰。而在另一方面，在罗杰•豪舍尔和伊赛亚•柏林看来，在欧洲思想的历史之中，却也有着一股反潮流的思想线索，一股由傅立叶、蒲鲁东、克尔凯郭尔、尼采、托尔斯泰等人所构成的19世纪的“躁动不安的伟大的反叛者”的传统。这些反叛者所质疑的，乃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世界大同、科学以及进步等等。这些“反叛者们”各自不同的主张，如果说有某种共同特点的话，那就是：“某种有关自我和自由行动者的内在知识，某种无法消除的、特殊而具体的认同感”^[1]。这一传统，在上述主流思想史之外，构成了一股我们在20世纪结束之后，21世纪的初期来反思启蒙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遗产。

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马尔萨斯之子，正是在这样两种思想史传统之间，以《人口原理》一书，获得了其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性面向。

一

《人口原理》一书的第一版名字叫做《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正如李宗正先生为本书的中文版所做的书评所说，本书的历史背景，正是伴随着上述思想史潮流的英国和欧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自圈地运动以来，随着英国失地农民的不断增加，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失地农民们或者成为流浪汉，或者成为雇佣工人。总而言之，一种流动人口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在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为物质产品的丰富，人口增加和大规模失业人口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英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起来，而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随即暴露。

在此种背景下所爆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思想界引发了两种反应。无论是对旧制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所讨论的焦点都在于如何使得社会达到一种至善的状态。以葛德文和孔多塞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坚信理性的法则，相信在宗教社会之后，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知识和理性的充分发展，而达致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美丽新世界。而这一乐观主义，正是马尔萨斯在写作《人口原理》一书时，所直接面对的思潮。

所以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的开端，马尔萨斯即坦承，他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政治争论而提出人口问题的。这一政治争论与社会之“善”有关。马尔萨斯开篇明义：本书的写作由来，乃是对于“社会的未来改善这一大问题”的思考。^[2]也即，本书主旨并非是后来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只是一个更加宏观问题的善之问题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本书而言，首要问题就是，社会改善的问题是如何与人口原理关联起来的？

本书共十九章。在前面的七章中，马尔萨斯就当时思想界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对孔多塞和葛德文两人的思想进行了评论。在十七章之后，马尔萨斯的讨论进入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对于善的讨论。自始至终，马尔萨斯在本书中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也即当时思想界论争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人类社会能否改善至理想状态？如果不能，人类如何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善的状态？

针对这类问题的论争，马尔萨斯提出了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从这两条公理出发，马尔萨斯提出了如下命题：“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马尔萨斯认为，不受抑制的人口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则只会以算数比率增加。根据第一条公理，人口增值力与土地生产力是要保持平衡的。这就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而从整体的视角看来，“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觉到。”（马尔萨斯，1992：p.8）从这一推论出发，必然会得到全体人类之无限完善的不可能性。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基本命题，马尔萨斯提出了三个命题。它们分别是：人口无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因产生了贫困与罪恶而受到抑制。随后，马尔萨斯通过对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回顾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人口的增长导致了食物的匮乏，产生了贫困，罪恶也随之而来。所以，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就成为社会完善所需要采用的方法。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办法：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而所谓积极性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马尔萨斯，1992：p.26）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尔萨斯看来，无论那一种抑制的方法都不能彻底消除贫困以及罪恶，而只能缓和这两种人类生存的境况。也就是说，贫穷与罪恶是社会的固有疾病，人可以以一定的技术和策略来缓和，但是无法彻底消除。

对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在随后的章节里，马尔萨斯首先批判了孔多塞人类社会可以达致至善的观点，再一次强调了人类社会的不可完善性以及将人类一切的罪恶归于人类制度这一做法的不妥。在随后对葛德文的批评中，马尔萨斯提出，人类是可以完善的并不等于改善人类的努力总会成功。人类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但是人类却不会得知这种完善的确切界限，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最终完善是作为社会的个体所看不到也做不到的。所以总体而言上，马尔萨斯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展具有一种“忧郁的色调”，而在他看来，这乃是现实的反映，并非个人的性情所致。

二

毫无疑问，马尔萨斯清楚地认识到，在他的时代，人类社会正在“跨入一个充满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马尔萨斯，1992：3）。所以如何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来应对这些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人口原理》初版之时，英国仍在实行1601年伊利莎白女王所颁布的济贫法。马尔萨斯并不赞成此类法律。在他看来，此类福利性法律一方面使得人口趋于增加，而食物却不见得增加。另外，济贫院所收容的人，在马尔萨斯看来，“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然而他们消耗食物却不见得少。马尔萨斯在此提出废除教区法，开发新地，增加农业，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强迫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工作。在本书中，马尔萨斯明确表示出了对于济贫法以及福利政策的拒斥，和对于竞争的推崇。因为济贫法可能帮助了一部分贫民，然而却远未能使绝大多数的人摆脱贫困：“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理能力而陷于贫困看做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须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尔萨斯，1992：54）。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

不过，马尔萨斯的眼界绝非仅限于制度层面。恰恰相反，制度层面的讨论只是马尔萨斯在本书中的起点。在此，马尔萨斯敏锐地将竞争放在了制度改良的背景之下来讨论社会改善的问题。马尔萨斯批评葛德文的要点，就在于坚信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够带来人类社会截然和彻底的改善。葛德文将人类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制度。然而马尔萨斯指出，人类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这些规律、法则与个体的人性不同，也与宗教上所谓的原罪不同，而是一种社会层面上的机制。这一机制总会使得完美的社会工程学式的制度设计，有陷于贫困与罪恶之虞（马尔萨斯，1992：80）。也即，马尔萨斯并不认为通过某种彻底的制度改革，就可以获得一个社会的至善状态。所以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人类社会之改善的可能性，就只剩下了一种选择：对于规律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

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的机制，在于自然法则。而人类的应对之道，也即两种抑制又分为：道德抑制、罪恶，以及苦难。对于马尔萨斯来说，所谓的道德抑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即“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他的抑制，无论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抑制，尽管它们程度上差别很大，但都可以归到罪恶和苦难上去”（马尔萨斯，1992：p179）。

而一个政府开明与否的标志之一，在马尔萨斯看来，就成了是否能够通过道德抑制，来避免人口的急剧增长，因为“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马尔萨斯，1992：181）。由此，马尔萨斯完成了其复杂的关于社会改善的讨论。这一讨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马尔萨斯既不赞成人类未来可以达致至善的乐观理性主义精神，同时又认为人类社会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对于规律的掌握可以使得社会不断改善；既反对简单化的理性主张，又坚持通过理性（甚至是科学技术）来改造人类社会的可能性；既以神正论的态度来面对人类之恶，认为它是使得人类进步的刺激之物，同时又以避害趋利的个人幸福作为社会改善的目标。然而正是这些复杂的面向，使得马尔萨斯成为了一个在我们今天反思社会思想的传统时，必然要去面对的经典思想家。

三

对于德国的知识分子沃尔夫•勒佩尼斯来说，当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坛上回视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的时候，马尔萨斯似乎占据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现代性”的思想史的起始位置。说得更为具体一些，即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史无前例地将保持人类世界的“平衡力”的重大职责，赋予了人类自身。发生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造成了32000人的伤亡，并动摇了欧洲当时所盛行的乐观主义。然而，在马尔萨斯看来，在40年之后，即在他发表《人口论》之时，这一地区的人口令人震惊地迅速恢复到了震前状态：地震，作为一种灾难，似乎再无法履行其职责。人类数量平衡的重大职责，由此交付到了人类自己手中。即，人类必须自己采取某些策略，以确保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的平衡。

勒佩尼斯对于马尔萨斯的总体评价毫无问题：马尔萨斯的确希望人类自身能够运用某种积极的策略，来避免人口的增长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并因此而避免贫穷和罪恶。当大地震、洪水等等自然界的天灾都无法控制整体的人口增长时，人类社会自身的法则开始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的贫穷和罪恶，开始取代自然界，而发挥起控制整体人口的作用。然而人类在面临这一境况之时，并非无计可施。人类仍然可以通过道德性的措施，来避免人类之恶。恶之存在本身，在马尔萨斯看来，正是激发人类奋勇向前的动力，也正是缓解恶的基本可能性所在：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恶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马尔萨斯，1992：151）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一步理解，必须要放置在社会思想的传统下来进行。在标准的帕森斯式的社会思想传统中，马尔萨斯所承接的问题，乃是在十七世纪前后变得世俗化了的社会思想的中心问题：社会秩序的根据问题，或者说，社会的可能性问题。这一问题，“特别表现为在与国家强制性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性控制之下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问题”（帕森斯，2003：99）。而与这一问题的出现相并出现的，在帕森斯看来，乃是两种在后来成为社会科学基本思考范畴的思考方式：将人的行动与其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决定论式思考方式，以及受到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的影响，将上述社会条件的决定论法则与自然界的决定论理论等同起来的倾向。这一思考方式的典型表达，即为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著名的关于社会秩序之可能性论断。霍布斯这位“非典型性的”社会契约论作者（麦克里兰，2002：222），首次提出了理性的功利主义者在其自然状态中的种种不堪。而与其相应的，是霍布斯对于一个世俗权威的主张。这一主张随后遭到了许多人，包括洛克和卢梭的反对。然而，针对启蒙时代的理性-乐观主义，马尔萨斯通过对于社会自身运行规律的考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重新提出了霍布斯的问题。

与前述马尔萨斯对于葛德文的批评相对应，马尔萨斯也不赞成启蒙运动对于人类自身的信心：人可以发展成为某种全然理智的动物。这一主张，在当时关于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讨论之中，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很容易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帕森斯，2003：116-117）。而在稍后秉承着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将此种理性人的假设，直接视为是某种具有积极社会作用的竞争模型的前提。

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废止人类现有社会制度，依据每个人的追求自我幸福的本性来活动的人类社会，必然会陷入到饥饿的境地。而在饥馑面前，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尔萨斯才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赞成在制度背景之下的竞争。竞争，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规范性秩序的背景之下，才能达到社会改善的目的。马尔萨斯的这一规定，实际上隐藏着他的另外一条思考模式。在帕森斯看来，正是这一思考模式，才使得马尔萨斯得出了他那骇人听闻的结论。这一思考模式，即“实证主义的反智主义（positivistic anti-intellectualism）”。马尔萨斯以生物学的方式，来展开他自己关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在19世纪的社会学早期主要特征的开端：用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类行动。

这一思考方式在达尔文那里达到了极致，并影响了早期的社会学主义。不过，对于马尔萨斯这位“慈善心肠的功利主义者”（帕森斯，2003：125）来说，达尔文主义显然过于极端。在马尔萨斯看来，社会性的竞争必须要置于某种福利性的政策背景之下，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不过，正如沃尔夫•勒佩尼斯所说，马尔萨斯在对于社会之可能性的这类传统问题的讨论中，还是预示了另外一种已经悄然兴起的思考方式：将人类自身视为思考的客体，作为政策和制度执行的对象，以人类自身的力量，来达致社会改善和进步的实现。而与葛德文等人简单的乐观主义不同的是，这一人类自身的改善行为，必须要以对于社会之“客观规律”的尊重而非改造为前提。

对于马尔萨斯来说，既然已经发现了人类所遭遇的苦难的现实来源即社会，那么基于社会内在规律的社会学思考，自然可以成为人类自我改善的基础所在。在这一基础之上，如上所述，将人口问题作为对善的问题的入手点，可以追溯至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思潮。就思想史层面上来说，我们当然可以将本书作为由笛卡儿开始的，思考与人类自身之疏离传统的一个定型标志。在此，无论是人类整体还是单个的生命本身，都已明确的作为客体进入思想之中。对于个体而言，人本身成为值得观察、审视和理解的客体；对于国家而言，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因其数量性而开始成为实实在在可把握的，可操作的客体。牛顿关于自然力的解释，开始被应用于社会层面上，来理解人类群体的整体性结构变化。而这一客体的群体性结构，对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至关重要，并因此而成为国家政策必须要加以审视和筹划的对象。这正是后来的福柯用以追溯和理解现代人之形象与界限的起点。

人类自身，已经在马尔萨斯式的努力之中，同时拥有了两种现代性的形象：无论是在精神还是在肉体上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以及在可能更为实质的层面上，成为衡量事物和世界的标准。正如弗洛伊德通过重新诠释古典神话俄狄浦斯的故事，而揭示出的现代性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一样：人，成为了所有无限神秘的谜语之终极的谜底。

参考文献：

柏林，2002，《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帕森斯，2003，《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麦克里兰，2003，《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沃尔夫•勒佩尼斯，2011，《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李焰明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注释

[1]参见罗杰•豪舍尔为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所作的序（伯林，2002∶38）。

[2]“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像呢，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做出种种努力后，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马尔萨斯，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