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市西部，距市区约二十多里地，有横街镇。镇东为古广德湖沉积平原，广袤无垠；镇西山丘连绵，崇岭纵横；境内良田肥沃，山林茂密，物产丰饶，素有“桃源之乡”的美称。林村是横街镇偏西的一个村子，这里已经是四明山余脉的山边上了，山上到处是竹林和松树，一片翠绿，景色怡人。据考证，这里就是宁波历史上有名的“庆历五先生”之一王说的老家。
王说把自己的宅地“酌古堂”改建成用于讲学的场所，取名“桃源书院”。这是发生在九百多年以前的一件事情。熙宁九年（1076年），王说的孙子王勋考中进士，上书宋神宗，得到宋神宗御赐“桃源书院”匾额。皇帝赐匾，百姓们自然欢呼雀跃，四处传颂，至此，书院名声大振，周边乡里生徒纷纷来就学。
桃源书院可能是宋代浙东书院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书院之一，为浙地造就了许多人才。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的传人杨简也曾讲学于此，并开创了“慈湖学派”。到了元代至正年末，乡儒张文海上书地方官员重修了桃源书院，后来张文海被贬，书院逐渐败落。到了嘉靖初年，书院被大火烧毁。
今天，辉煌一时的“桃源书院”自然是一片废墟。然而，一班学者们心有不甘，有这么好的历史人文资源总要好好发掘一番。于是，2010年4月9日，“首届重建‘桃源书院’及‘广德湖’文化史迹研究发起会”在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四明山居举行，专家学者齐聚鄞州，研究桃源书院的前世今生。他们要发起重建桃源书院，要使重建的书院成为国学的教育基地，这将是宁波的另一个“天一阁”。果真如此，善莫大焉！
（一）“庆历五先生”之生平事迹
四明地区浙东学术的真正孕育，起始于北宋时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位先生是其开拓者。五先生以教育为业，主要活动于宋仁宗庆历年间，被后人称为“庆历五先生”。
北宋时期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发展，是四明地区浙东学术孕育发轫的一个重要契机。
北宋以前，当时的明州由于处于海边，地处偏僻，经济、社会尤其是文化发展的水平不高。王应麟称明州“自唐为州，然文风寥寥”。有人查阅唐代著名诗人名录，籍贯为明州的竟一个也找不到。至北宋中叶，浙东地域之明州、永嘉的地位开始上升。这得益于宋代的文教普及运动。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文教的时代。宋王朝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宣扬读书学文的重要性，鼓励年轻士子埋首书册，研究学问，接受伦理道德的熏陶。在培养、选拔人才上，皆以文行为贵，并扩大科举规模，使之成为选拔各级官吏的主要途径。
朝廷的重文、兴教政策对明州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到北宋末年，宋朝廷相继掀起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使明州的教育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期。与全国性的兴学运动相呼应，雍熙元年（984年），慈溪县令李照文在县西建县学；雍熙二年（985年），定海县（今镇海）主簿建儒学；景祐年间（1034～1038年），奉化县令苏季成建县学；庆历八年（1048年），鄞县令王安石设县学。其时，明州教育发达的另一表现是书院的普遍兴起。明州当时最有名的书院是桃源书院、城南书院和汪隐君讲舍。书院的兴办和一批学者的传道授业，一时令四明学风大开，也直接推动了明州人才群体的形成。
从全国来说，北宋是理学的形成时期。宋初的胡瑗、孙緮、石介是理学的先驱，随后崛起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体系的创立者。浙东地区的学术思想与理学形成发展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庆历五先生”主要是与“宋初三先生”特别是胡瑗的思想产生共鸣，而神宗元丰年间的“永嘉九先生”则是把“洛学”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引入浙东。这一时期的浙东学术，主要是传播师说，学术思想尚未形成体系，创新力也不够强，因此，可称之为浙东学派之“草昧”时期。
全祖望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记载了“吾乡杨杜五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其教育文化活动。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乡人尊称他为大隐先生，为人醇厚介特。杨适以自耕、执教为生，淡泊名利，不以毁誉荣辱动其心；隐居积年而学识德行益高，于是名闻京师。朝官孙沔、范仲淹，太守鲍轲、钱公辅先后举荐他出仕，被他一概谢绝。卒年七十有六，圹篆“宋隐人之墓”。
杜醇，原为越之隐君子，后徙慈溪居住，学者称他为“石台先生”。他执“为己之学”，隐居不求人知。耕桑钓牧以养其亲，孝友称于乡里。庆历中，鄞建县学，县令王安石请先生出任学师；慈溪县令林肇立学，又聘先生为师。王安石对杜醇的品行学识十分器重，勉励他以“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自任，承担人师之职。
楼郁（1008～1077年），字子文，先祖系婺之东阳人，约在唐末时迁居奉化县。后徙居明州城内日湖左余庆坊，学者称他为“西湖先生”。楼郁志操高厉，沉潜于读书，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说无所不学，学问博奥，为乡人所尊。庆历八年（1048年）鄞建县学，应聘掌教县庠数年。皇祐中，置郡学，又延请教授郡学十余年。皇祐五年（1053年）及进士第，调任庐江主簿，因坐事而归。后以禄不及亲，绝仕进意，以大理评事终于家。归乡后，楼郁又主郡庠十余年，为州县士子师，前后凡三十余年，名满明州地区，众称“楼先生”。
王致（985～1055年），字君一，其先祖系睦州桐庐人，因任衙推于明州，迁居鄞之桃源乡。王致与同郡杨适、杜醇为友，皆以道义化乡里，诸生弟子师尊之。仁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不就。隐居于县西桓溪庄家，因他的讲堂称鄞江书院，故世称“鄞江先生”。
王说（1010～1085年），字应求，鄞县人，系王致侄子，杨适门人。曾教授乡里三十余年，以教育为其职业，无田以食，无桑麻以衣。因教学出色，师从者甚众。熙宁九年（1076年），以特恩补将仕郎，并授明州长史，推辞不就。敕赐其林村教学之所为“桃源书院”，子孙世守其学。
从上述“庆历五先生”的世系生平可知，五人中除杜醇原为越人外，其余四人的先祖都是唐末五代从外地迁居而至明州的。明州地处边远，文化相对落后，但唐末五代乱世，明州之地社会相对稳定，如此就成为北方一些世族的迁徙目的地。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外来人口迁居至此。
（二）庆历五先生的学术地位
五先生都以教育为主要职业。教育是基础，是当时传播文化价值的主要方式。宋初文明的发展和新儒学的形成，是通过一种学术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自东汉以下，朝廷博士制度已趋衰落，社会亦无讲学风气，学业限于门第之中。于是，至唐末五代时期，佛家寺庙起而担当起社会教育的职能，这也成为儒学不敌佛学的原因之一。到了北宋初，才出现重振儒家师道的势头。不仅朝廷设太学，郡县之学也逐步恢复，使国家教育与私人讲学同时得到复兴。“宋初三先生”也都从事教育活动。胡瑗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教育家，他力主苏州、湖州教育二十余年，其教育方法被采用为太学的教育法。“杨杜五子”的教育法及基本精神，与胡瑗的教育和学术思想是相当合拍的，可以说深受胡瑗的影响。如王说及其叔父王致，曾招楼郁、杨适、杜醇诸先生“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与胡瑗讲“明体达用之学”一脉相承。这说明五先生传播新儒学，重树孔子的权威，教学上既重经义，又讲实用。可以说，五先生对于浙东学术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人才，打好基础。
五先生的兴学活动和研究著述源于一种民间的力量，并得到地方官的鼓励，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特别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对于尊师、重教、兴学极有见地，五先生的教育成就与他的大力扶持有很大关联。从五先生的经历看，在官办学校执过教的仅有杜醇、楼郁两位，其他三人仅以私学师表后进。他们原本不求闻达，做过小官的也仅有楼郁、王说两人，中过进士的仅楼郁一人。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直接将他们推向社会，他们遂成为明州地区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虽然地位不高，但与官方的关系，并非上级与下属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朋友师道关系，坚持了自己的人格和学术品格的独立性，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尊重。正是五先生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民间性、独立性，以及与官方之间健康正常的互动，奠定了浙东学术独立和开放的品格。
五先生的教育和学术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的言论学说与安定（即胡瑗）“湖学”相应，属于切实有用之学；“黜浮屠、老子之说”，即反对佛教和道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他们研究理解经史的方法符合新儒学的要求，就是突破汉唐以来谨守训诂章句的经学樊篱，致力于发明儒典的内在精义；他们强调经史结合，注重学以致用。
他们既治经亦治史，杨适“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源”，曾自称“余三十年推援经史”；杜醇则“文章追班马之趾”，将史学研究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浙东学术后来“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源头。他们经史兼治，并开始有意识地著书立说，如楼郁晚年“日与诸生谈经著书”，王安石曾赞扬王致为“四明士夫立言之始”。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面向实际的，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们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但仍然“耕桑钓牧以养其亲”，推己及人，能以仁心视民，关心地方建设。
“庆历五先生”的文化贡献体现在：一是促进了明州教育和学术的发展。由于“庆历五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致使当时明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明州州学、县学和各类书院、家塾发展很快，士子生员人数上升。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合乎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特别是长期从事县学、郡学教育的楼郁，成绩更为突出。楼郁门下，“一时英俊皆在席下”。因此全祖望说，经过五先生的努力，“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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