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朱熹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一样，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朱学在浙东地区尤其是在宁波，地位不及陆九渊心学，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朱学在浙东的传播，受到浙东地方文化和浙东人思维习惯的作用，并转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成为浙东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浙东朱学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柳贯、黄溍、宋濂等为代表的金华朱学；另一支是以史蒙卿、黄震为代表的四明朱学。至明代，方孝孺、朱舜水也可归于朱熹理学的系统。
（一）史蒙卿和黄震
南宋四明朱学主要有两支：静清支派和东发支派，《宋元学案》分别载有《静清学案》和《东发学案》。无论是东发，还是静清，他们虽以朱学为宗，但并非一味墨守、照搬，而是对朱学的某些命题“独探微言”、“攻之甚力”，加以深入讨论，寻幽阐微，或批评反对，指陈其悖逆之处。这是一个学者治学的真正的独立思考，是务求自己“心之安”，与后来的阳明“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可称异曲同工，是浙东学术内在精神的反映。所以，人们称静清、东发的朱学是对朱熹之学的“修正”或“异化”。
静清，指史蒙卿，他自号静清处士，由此得名。史蒙卿（1247～1306年），字景正，号果斋，鄞县人。史蒙卿是鄞上史氏家族的成员，是史独善之孙。宋元时期的史氏家族属四明望族，曾有史浩等三人在宋朝廷中任宰相，在文化上也有建树。史蒙卿十二岁入国子学，博通《春秋》、《周官》。咸淳元年（1265年）中进士，授景陵主簿，历江阴、平江教授。其学传自人称“小阳先生”的巴陵学者阳岊。史氏家族子弟多为杨慈湖门人，但自史蒙卿始，渐渐转向朱学。
史蒙卿的学术转向，与宋理宗时开始的奉朱学为正宗的时代潮流有关。但静清之学，并非朱学的照抄，而是有所发展与修正，他的学术的最大特点是“务明体以达用”。
静清传播朱学，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朱学人才，其弟子中较有名的有程端礼、程端学兄弟二人。
程端礼（1271～1345年），字敬叔，号畏斋，人称畏斋先生。祖籍江西鄱阳，后来迁徙鄞县，受学于史蒙卿，著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畏斋集》六卷。程氏终身从事教育，历任建平、建德两县教谕，稼轩书院、江东书院山长，台州、衢州教授。在教育理论和方法上，他继承和程式化了朱熹的教育思想。朱子门人荟萃朱熹平日训言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程端礼在老师史蒙卿的指导下，由“读书法六条”编成《读书分年日程》一书。所谓“分年”，指将青少年教育分成启蒙、小学、成人三个阶段；“日程”指制订读书计划的时间周期，分别以读经四日为一周，读史五日为一周，读文六日为一周，作业十日为一周。新课、复习各排时间，井次有序。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一一登记，逐项检查。读书次序，先《小学》、《大学》，次《论语》、《孟子》、《中庸》，后诸经。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构筑了完整的理学教育内容和计划体系，对宋元时期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在明初，仍被读书人奉为学习准则。
东发学派的创始人是黄震。
黄震（1213～1281年），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南宋庆元府（今宁波）慈溪县鸣鹤乡古窑（今洋山乡黄家村）人。他是南宋后期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是四明地区传播研究朱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黄震的祖先由温州乐清迁入慈溪，至黄震时已历经七世，约二百年。
黄震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他幼承父教，熟读“四书”，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就读于余姚县学。三年春，他又求学于鄞县学宫，师从朱熹三传弟子王文贯。一年后，黄震开始以教书为生，同时也从事一些农业劳动。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乡试屡遭失利的黄震终于考上进士，可说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
由于黄震早年备尝生活之艰辛，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切身体会，所以日后为官，亦多能体察下情，有救民之实政。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待阙三年后，黄震被授迪功郎，出任平江府吴县尉，自此开始其仕途。由于他勤于政事，力克弊政，所任“皆有声”。
元灭宋后，他隐居山林，誓不仕元。关于黄震隐居之事，全祖望说得很详细：“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已而侨居鄞之南湖。又迁居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不久又避地同谷。”兵荒马乱，居无定所，为躲避元军的追杀，黄震四处迁移，后来隐居于城东宝幢山中。五年后，忧愤而死。
黄震为官，能关心民间疾苦，视名利如浮云，刚直不阿，清介自守，品格高尚，宋亡之后，又隐居不仕，体现了一个士大夫的崇高气节。其生前就有人将其誉为“以经术、行谊、政业为江南名卿”，黄震死后，学者为纪念他的业绩，在泽山附近建书院祀之。
黄震学术虽以朱学为宗，但他为学博洽，精于经史，于经学、理学、史学多有建树，其著述流传至今的尚有四种：《黄氏日抄》九十七卷，《古今纪要》十九卷，《古今纪要逸编》一卷和《戊辰修史传》一卷。
黄震的学术师承和渊源主要来自朱子，又及吕祖谦、张栻之学。全祖望认为黄震系朱门四传，是四明地区传播和发扬朱学的功臣。全氏认为，黄震对朱学的传承，一方面纠正了朱熹后学的注疏训诂倾向，深入探寻朱学精义；另一方面以求“心之所安”的独立思考，阐发自己的一得之见，因而使“徽公瓣香为之重振”。
黄震是一个正宗的理学家，在南宋末期风雨飘摇、积弊成堆的社会形势下，他提出了一些改革弊政、振兴国势的积极主张。
纲常为立国之本。在黄震的社会政治思想中，维护纲常礼教是治国的第一要件。他认为，纲常礼教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朝廷国家之所以立的万世不变之道。忠孝是立国之本，必须万世与守。他认为孝是一个根本价值，人的同情恻隐的善良心理，仁民爱物的行为举止，以至治国平天下的大作为，皆立足于孝。
他认为，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君主应正心诚意，虚心纳谏，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并以此自律，从而正己以化人。主张君主与士大夫共扶纲常，同治天下。为君者，当以仁心为立政之本，以德治理天下；为臣者，既要尊君爱君，又要以道事君。黄震的君臣关系论虽然仍来自孔孟的思想主张，但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专制主义理论却有天壤之别。
省事汰冗，宽恤民力。大凡儒家学者只要涉及论政治国，无不把能否得民心视为国家兴败的根本所系，亦无一不把恤民、利民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朝廷汲汲于求利，则下之小官必妄献利便以希合上意，故今日害民之事，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始。由此，他明确提出：唯有省事，即是便民，亦即减少职数，裁汰冗员，如此也就减少官吏盘剥百姓的机会，除此以外，更无他法。黄震清楚地知道百姓穷困的根源，但要解除百姓之困，就要对整个封建社会敲诈盘剥的压迫体系作根本调整，也意味着朝廷放弃剥削，这是他自己以至皇帝都难以做到的。
在理学思想上，黄震因袭了朱熹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他说：“理虽历万世而无变。”又说：“一事一物之微，一举一动之暂，无非天理之流行。”但黄震对程颐、朱熹关于“道”的论说却有所修正。他认为，“道”并没有超出事外。道就是理，人做事莫不由理，亦如人行走莫不由路。由此进一步，黄震认为，道不超出天地人事之外，道并非恍惚幽冥，亦非高深莫测，而是存在于日见日为的人事器物之中，从而得出“道在事中”的论断。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朱熹理学的范畴，而与陈亮“道在日用之间”的观点相近了。
黄震批判佛、道，并涉及一些受到佛、道影响的理学家，尤其是对陆九渊心学，他斥之为“借儒谈禅”。他批评程门弟子杨时、谢良佐，认为杨时不免杂于佛，谢良佐才尤高而弊尤甚，其于佛学不止杂而已，张九成、陆九渊、杨简等人“借儒谈禅”也是由于受到谢良佐的影响。禅学入儒，使“吾儒之祸，莫烈于此！”这些充分表明了黄震作为正宗理学家的卫道立场。
对于黄震的理学思想，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单列一章，称之为“东发学案”，其学派名为“东发学派”，可见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从黄震之学的家传来看，其三子黄梦榦、叔雅、叔英恪守家训，不移其学，都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杨维桢、陈桱，继续传播他的学说。
（二）方孝孺
四明朱学发展到明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方孝孺之死和“诛十族”。
宁波宁海大佳何镇西面不到10里处，南面是山岭逶迤的盖苍山（茶山），北面则是碧波点点的象山港，与薛岙、峡山等地遥遥相望。一支清澈的涧水从盖苍山北麓流下，因沿溪多桃树，故名为桃花溪。溪东有一村，其村民大多姓王，叫溪下王村；溪西的村民大多姓方，即为溪上方村。
现在，溪下王仍人丁兴旺，溪上方则已沦为田畦。不知情的人，很难相信这块种着各色庄稼的田畈上，曾经坐落着一座村庄。时序更迭，春华秋实，一个家族曾经在此静静繁衍了三百年。和其他所有村庄一样，村里有憩息的老者，妇人烧火的炊烟，还有孩童稚嫩的诵书声。然而，在六百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季，这个家族却突然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偌大的村庄，从此再也没有了人烟。这是明成祖朱棣一场灭族的屠杀带来的结果。
溪上方是方孝孺的老家。这场六百多年前的悲剧因他而起，因他而长久地穿透时空，至今创痛未消。
方孝孺是宋濂的得意门生，属金华朱学的传人。因其抱负之宏，学问之正，文章之萃，死节之惨，而被浙学大家刘宗周、黄宗羲许为“两浙斯文冠冕”、“程朱复出”、“明之学祖”。
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自幼“性资精敏绝伦”，六岁即能作诗，十余岁时，已好学成癖，“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乡人称为“小韩子”。幼年丧母，后又遭父亲被冤杀之祸。原来其父方克勤于洪武四年（1371年）任山东济宁知府，垦田兴学，颇有政声，太祖朱元璋曾予嘉奖。却被小吏程贡诬告，被贬到广东江浦作苦工，在年底即将释归之时，又因“空印案”牵连，于洪武九年（1376年）被处死。
方孝孺在父亲系狱时，即遵父命持平日所作文章拜谒江南大儒宋濂。宋濂是明初一代文宗，他博极群书，道德文章皆当世师表，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读了方孝孺的文章，对其大加赞赏，誉为“百鸟中见此孤凤”，又见方孝孺气宇轩昂，遂欣然接纳。方孝孺向宋濂求学问道长达四年，自此文章继宋濂而起，四方名士硕儒心悦诚服。但方孝孺并不想仅以文章留名于世，他的志向颇高，重教化而轻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认为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即使穷困，也绝不遁迹山林，诗酒自娱。因此，他平时视听言动、饮食卧起绝不苟且，律己极严，足见抱负之远大。
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于大学士吴沉、揭枢的推荐，朱元璋征诏方孝孺至京面试。朱元璋见方孝孺举止端正，文才出众，颇为欣赏。在应对中，方孝孺提出行仁政、轻刑罚的主张。其时朱元璋为解除最高统治集团中文臣武将争权夺利的威胁，稳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正实施极端专制和厉行镇压的措施，方孝孺的主张明显与之相背，因而朱元璋虽赞赏却说：“此壮士也，须老其才用之。”赐以酒宴、袍带，厚礼而遣还乡。此后十年，方孝孺隐居田园，读书著述，逐步形成他“以讲明道学为己任，以振作纲常为己责，以继往绪开来学为己事，以辅君德起民瘼为己业”的思想体系，被公认为当世文章第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臣僚多次推荐，朱元璋再次召见方孝孺，这次授他做了一名汉中府学教授（相当于汉中府公立中学校长）。后来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礼请方孝孺到成都，做蜀王世子的老师。方孝孺到蜀王府后，宾主极为相得。方孝孺原有一间书房名“逊志斋”，蜀王不久又赐书斋以新名“正学”，以此推崇方孝孺的人品、学问。所以方孝孺自编文集称《逊志斋集》，而时人则尊称他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死，惠帝（即建文帝）即位，遵照太祖遗诏，召方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次年又升为翰林学士，值文渊阁。惠帝尊以师礼，日侍左右以为顾问。帝读书每有疑处，即召孝孺讲解。后恩遇日重，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阶前批答。当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孝孺担任总裁。后又晋升为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人主持京考，试取天下贡士。
惠帝朱允炆执政后，听信老师太常寺卿黄子澄及黄所举荐的兵部尚书齐泰的话，在一年之内，相继废除叔父辈的四个藩王，将他们囚禁，逼得湘王朱柏畏惧自杀，这样一来也使燕王朱棣等人人自危。燕王朱棣聚集各方兵力控制了北京。接着，朱棣援引祖训，以清除皇帝身边的齐泰、黄子澄即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双方交战于淮河流域，朱棣的北军大败建文帝南军于安徽灵璧。六月，北军渡长江围南京。
朱棣杀进南京后，因皇宫大火，建文帝不知所终，遂“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燕王起兵时，亲信姚广孝临行曾对燕王说：“孝孺天下读书种子，不能杀，否则读书种子将绝也。”燕王朱棣当然知道方孝孺的大名，虽然对方孝孺为建文帝出谋划策，起草诏书、檄文以讨伐自己十分痛恨，把他与齐泰、黄子澄等并列为“奸臣”，但也想让方孝孺为自己即位起草诏书，遂把方孝孺从狱中请进宫内。但方孝孺却身着孝服进宫，上殿即放声大哭。朱棣强作欢颜劝慰：“先生何必如此痛心，我兴兵‘靖难’，进驻南京，不过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指建文帝）罢了。”方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喝问：“‘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己烧死了。”孝孺接着又追问：“那么何不立‘成王’的儿子为君？”朱棣支吾道：“国赖长君。”方孝孺又追问：“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无言可答，强压怒火说：“这是朱家内部的事情，先生何必管得太多。起草即位诏书，事关重大，久闻先生高才，是以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接过纸笔，愤然疾书“建文四年，燕贼篡位”八个字，写完把笔一扔。朱棣勃然大怒，大声喝道：“你难道不怕诛灭九族？”方孝孺厉声回道：“就是灭十族又能奈我何？”朱棣虽十分恼怒，但想起姚广孝的求托，还想设法逼他就范，命暂予收监。之后，朱棣将方孝孺亲属捕来相威逼，方孝孺仍哭骂如故。朱棣遂命武士“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朱棣终于怒不可遏，于七月廿五日下令将方孝孺磔死。方孝孺慷慨赴死，临刑前写下悲歌一曲：“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死时年仅四十六岁。方孝孺死难时，其弟方孝友同时被杀。其妻郑氏及两个儿子在家自尽，两个女儿投河自尽。
朱棣处死方孝孺，同时大肆株连方孝孺亲眷家族，实施“九族”之诛，再加上方孝孺的学生，共称“十族”，杀死老少八百七十三口人，被谪戍边的族众亲友不计其数，实施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屠杀。当然，朱棣屠杀方孝孺“十族”还只是为夺权之后进行报复屠杀开了第一刀，在以后数年之内，他共计屠杀近三千人，在明初政治史上写下了极为残暴血腥的一页。
方孝孺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逊志斋集》。据《明史》记载：“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这使其生前著述如《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文统》、《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武王戒书注》等均散佚。幸得门人王莫冒死抢出其遗稿，藏于家中潜录为《缑城集》。明代宣德以后，“国禁渐开，遗诗文始出于世”，遂定名为《逊志斋集》。“逊志”取自《尚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意思是谦虚好学，努力进取，才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方孝孺为了策励自己，把自己的书斋定名为“逊志斋”，故用斋名为其著作命名。现存《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四部丛刊初编》本。《明史》、《明儒学案》有传。
分析方孝孺的学术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中所包含的儒家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和人格追求。
方孝孺致力于求“道”。这个“道”，就是自孔孟至程朱一再申明的儒家的理想主义，或儒家的价值理想。在政治上就是以道辅主、“规正君德”，说明方孝孺当时受倚重的原因，是他在朝廷上以“道”辅佐建文帝，并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和天下，而是希望用圣人之道，恢复三代之风来使民自安，从而国自治。
方孝孺分析了评价历史的两个要素：“势”与“义”。“势”是现实的通行于历史过程中的力量，这种力量自然也是人不能不加以正视的；“义”则是隐于历史之中的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永恒价值，不仅是当时而且也是后世尊崇的准则和理念。这在孟子那里就是“王道”，朱子那里就是“天理”，方孝孺将其称为“大中至正之道”，这是评判历史的永恒的准则。他还从一个王朝是否得民心来论证贵正统、贱变统的论题。得民心，就是得天心，也就是合法的正统朝，否则就是变统。正统即是正，变统是非正，通过这样的历史评价方法，就可以起到褒贬、劝诫的目的。
如何评价方孝孺，尤其是他连带“诛十族”的悲惨结局？
关于方孝孺之所为，史书以正面评价为主。比如，认为方孝孺之所为，乃事关皇位大统和黎庶福祉，他的死，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也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但是，也有人对他的举动颇有微词，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他的意思是，朱棣之杀戮，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
现代人对方孝孺案仍然甚为关注，对其评价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方孝孺是因为“维护正统，被夷十族”；有人直接断定方孝孺之死是出于“愚忠”，意为不值得。学者资中筠将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之死相比较，认为，“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
资中筠对士大夫关心皇帝家事一说，与朱棣说法同，但在那时，皇帝家事也是社稷事、天下事，如果说士大夫只是关注皇帝的家事，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也低估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其实，方孝孺赴死是为“求一个是”。明代刘宗周曾提出同样的观点：“以九死成就一个是”。事实上，这个说法来自方孝孺本人。据《方正学年谱》载，当朱棣让孝孺门生廖镛、廖铭劝谕孝孺投降时，孝孺叱言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显然这个“是”是孝孺自己在困境中所坚守的，它应该是直接决定了他的生死的东西。这个“是”字的内涵是什么？绝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义之是非”，必须与孝孺的儒学修养结合起来才能解释得通。这是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精神的延续。
联系孔孟之原意，程朱之发挥与方孝孺之死的情节，这个“是”所包含的内在意义有四：一是对事实真伪的认定。朱棣所为是“清君侧”、“效周公辅成王”，还是“燕贼篡逆”？二是对价值善恶、仁暴的取择，朝廷与朱棣，孰善孰恶、孰仁孰暴？三是制度成宪的维护或毁坏的判断，要不要维护既有的制度？能不能以强势的暴力篡夺执政权？这里包含正义与邪恶的分别。四是一个士大夫要不要放弃自己自孔孟以来的学识、修养、价值、信念？集中到一点，是选择说谎、拟诏，做大官，还是坚持正义与正道，杀生灭门、诛十族？只有如此阐释，才能将这个“是”的全部内涵说清楚。
方孝孺的选择并非一时所激、心血来潮。他的决定是素有考虑的。绝非一时所激者——“致命遂志”而已。刘宗周对方孝孺之死评价说：“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这就告诉一切执掌超级暴力的专制统治者，他们并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世间还存在着凭一腔热血维护正义的殉道者，天地正气不会因为暴虐的权力而隳之不振，这就是方孝孺之死给予后人的永恒启迪吧！
（三）朱舜水
从余姚龙泉山公园的南大门拾级而上，进入“见贤思齐”月洞门，便可看见四先贤故里碑亭。这是余姚人为纪念汉代严子陵，明代王阳明，明清之际的朱舜水、黄宗羲四位先贤而立。严子陵碑和王阳明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朱舜水碑和黄宗羲碑均建于清末。朱舜水碑亭额是“胜国宾师”，赞颂朱舜水以明朝遗民身份受到异邦君臣尊重的德行，联是“东海蹈曾甘，家耄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大意是：他毅然东渡日本，甘愿流落异邦，贫贱守志，却同孔子一样肩负着保存华夏文化的重任；他像南明擎天的柱石，维护气节的心迹像水一样明澈可鉴，崇高的品格如江河行地，万古长存。如此评价，朱舜水当之无愧。
朱舜水是与黄宗羲、沈光文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他的人生经历及达到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日本，在他老家余姚，历史遗迹不是很多，人们对他也知之甚少。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朱舜水的声望渐渐高涨起来，在国内已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日本的一些人士，对朱舜水十分崇敬，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的“舜水热”。1982年，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纪念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在朱舜水的故乡，余姚龙泉山建造朱舜水先生纪念碑。是年5月20日，以参议员户叶武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一行专程来余姚，参加纪念碑的揭幕式。碑正面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的“朱舜水先生纪念碑”八字行书；碑后刻着“纪念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驱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周年”，落款是“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碑后种有两棵苍松，碑前为日本友人种的两棵柏树，象征中日友谊如苍松翠柏，万古长青。
2009年10月，一批日本朋友再次来到浙江余姚，参加“中日‘舜水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有1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究的主题有：“舜水学”的现代意义、“舜水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朱舜水的睦邻友好思想、“舜水学”与日本“朱子学”及“阳明学”的关系、朱舜水与明遗民、朱舜水史迹研考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重调查，重实证，重个案或细节研究；国内的学者则重分析，重比较，重推论。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有很浓的学术氛围，体现了日本友人对“日本的孔夫子”朱舜水的深深景仰之情。
朱舜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是浙东学术史上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朱舜水的经世学说，在日本，促使了日本文运的转变；在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革新。今天，学习研究朱舜水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朱舜水（1600～1682年），名之瑜，字楚屿，余姚人。舜水是他在日本时所取的号，其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表示永远不忘故土之情。
朱之瑜出生在一个官僚士大夫的家庭。八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甚至影响他继续求学。幼年师从朱契玄，后来，随长兄寄籍于松江府，为松江府儒学生，拜松江府学者朱永佑、张肯堂和吴钟峦等为师，精读六经，尤爱《毛诗》。由于他天资聪颖，从松江儒学生考取恩贡生，得到考官吴钟峦的赏识。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此时，朱之瑜却认为“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朝政紊乱，自己不能为官场所容，毅然放弃仕途，专注于学术研究。自崇祯末至南明永历末，朝廷曾先后多次征召，都被他拒绝。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亡。这年朱之瑜已四十五岁。此后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这时经江南总兵方国安等推荐，南明朝廷三次征召朱之瑜，都被他拒绝。由于他一年内三次拒绝征召，遭奸臣马士英等嫉恨，次年南明朝廷以“不受朝命，无人臣礼”罪追缉朱之瑜。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避祸，以行商为掩护。南明小朝廷不到一年即被清军攻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实行残酷的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屠城掠地，血洗大江南北，激起各地人民奋起反抗，朱之瑜当时参与了王翊领导的四明山人民的反清复明斗争。为了抗清事业，朱之瑜曾两次到安南（今越南），几次到日本筹措军饷，并企图借助日本兵力反清复明，均未成功。
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受郑成功、张煌言之邀，由日本返国抗清。第二年夏，郑成功和张煌言会师北伐，收复瓜洲，攻克镇江，朱之瑜都亲历行阵。至十六年（1659年）七月，郑、张的北伐军在南京城外被击败，郑成功退驻福建沿海，后又行师海上，不得已而趋兵台湾，张煌言则在数年后被捕遇害。朱之瑜鉴于复明无望，又誓死不剃发，于是，再次凄怆渡日，永不回到故国了。当时的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准外国人居留。幸有日本学生安东守约等人为其四方奔走，一年后才得到日本当局首肯，破例特许这位中国学者和抗清志士居留。安东守约等人十分钦佩朱之瑜的渊博学识和高尚道德，恳请朱之瑜长留日本。为他们的精诚所感动，朱之瑜遂托孤踪于东邻，实现自己“养志节而保明室衣冠”的心愿。这一年，朱之瑜已经六十岁了。
朱之瑜留居日本之后，揭开了他整个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康熙四年（1665年），他在长崎正打算购地躬耕自食其力之际，日本国副将军水户侯德川光国欲兴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朱之瑜再三谦让。次年六月，朱之瑜抵达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尽诚敬。德川光国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于是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舜水先生”之称来源于此。在德川光国影响下，一些日本学者、上层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自此，朱舜水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之间，公开讲学。由此，江户学风大盛，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除了传播儒学外，朱舜水也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和各种较为先进的实用科学知识和技能，将包括农业、医药、建筑、工艺等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他的许多日本学生，日后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以“舜水学”为中心的“江户学派”，其影响及至“明治维新”，对推动日本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朱舜水热忱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友好，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继鉴真大师之后，中日文化友好交往史上的著名人物。
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舜水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疮，卧床不起。第二年四月，朱舜水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墓地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
朱舜水在国内时并无多少著述问世。去日本后，其著作《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主要是对明代灭亡惨痛教训的总结和他在安南经历的记载。他在日本从事长达二十三年的教育活动，其间他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构成了他的著作的主要部分，具体内容包括诗、赋、疏、揭、书、启、议、序、记、跋、论、辩、赞、箴、铭、策问、杂帖、答问、杂说、碑铭、祭文、字说、札记、杂评、杂著等。由朱谦之整理的二十二卷本《朱舜水集》，是迄今朱舜水著作较为完备的版本。
朱舜水学术思想的主要部分，来自于对明清之际天崩地坼、国破家亡的社会状况的反思，也与其本人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及东渡日本长期从事教育传播儒学的总结密切相关，这与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的学术思想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他的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强调实理、实行、实功，主张“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学术的功能和目标是“开物成务，经邦弘化”。因此，朱舜水的学术是经世之学。
从提倡实功实用出发，朱舜水明确反对宋儒以来高谈性命、脱离实际的学风。他把这种学风比作在棘端雕刻沐猴，认为这种学问，其产品如同砂砾，毫无价值。朱舜水对宋儒的严厉批评，并不表明他对程颐、朱熹的学问的全盘否定，相反，他对程、朱采取的是理性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文献记载表明，朱舜水对程、朱是相当尊重的，他常在自己的著作中或言论中引用程、朱的相似论述作根据。他肯定明道先生（程颢）为人浑厚宽恕，而伊川（程颐）及晦庵先生（朱熹）只欲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疵之病。以上所举，无不透出朱舜水求真求是的态度。
王阳明之学在明代影响很大，朱舜水老家虽与阳明故里“燃灯相照，鸡鸣相闻”，但他却摒弃了乡曲之私，一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风靡天下的王学。他认为王守仁讲学，书中杂有佛书语。然而，他在自己的书信和谈话中，对王守仁解决各种现实矛盾、平定内乱、巩固明王朝秩序的功劳也一再加以称赞。他也肯定了王阳明哲学中讲求事功的合理因素。这说明他对王学的批评采取了十分可贵的理性分析态度。
朱舜水关注国计民生，认为学问之要就在于“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解决时代迫切需要的现实问题；他提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实学是“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道理，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而学问研究归根到底要能够付之于实行，取得实际的成效。
朱舜水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跨过了国界的爱国主义者。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物质方面，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朱舜水在日本传播的中国文化，其中既包括了精神文化，亦包括物质文化。他在日本的最大贡献在于教育、培养了一批在日本学界政界颇有名望的弟子。通过设立彰考馆，编纂《大日本史》，日本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水户学派和海西朱子学派，对日本的学术和社会、政治及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弟子德川光国之所以能开创独树一帜、颇有成就的水户历史学派，也和朱舜水多年的教育熏陶密切关联。
朱舜水对日本怀有平视、友好的感情，“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他看到了日本人民的长处，曾明确指出：“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日本），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朱舜水具有超越民族、地域偏见的非凡识见。同样，日本人民也给予了他极尊崇的礼遇，“上至列国之君，下逮承学之士，皆待以宾师，执贽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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