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之虞氏家族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宗法社会，家庭、家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学问和教育系统，家庭或家族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子继父业的现象反复出现，“家学”传统极为突出，从而产生不少文化学术世家。

在浙东学术演变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文化学术世家，六朝时期，有虞氏、贺氏、孔氏、谢氏等；宋元时期有史氏、袁氏；明清时期更多一些，有邵代（邵廷采、邵晋涵）、黄氏（黄宗羲、黄宗炎、黄百家）、万氏（万泰、万斯同、万斯选）、郑氏（郑梁、郑性）、黄氏（黄式三、黄以周）、孙氏（孙衣言、孙诒让）等。这些学术世家为浙东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本篇从四明地区学术世家中采撷虞氏、黄氏、万氏三大家族的情况，以窥四明学术传承之一斑。

（一）虞氏家族

余姚城中有一条千年古街——虞宦街，现在称为新建路，这是民国18年（1929年）火灾后重建，为纪念王阳明封“新建伯”而改的名。这条路从南到北，七百多米，位于余姚市的正中心，龙山公园东侧，街两旁商店林立，热闹非凡。这条街和龙山公园堪称余姚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余姚城里的一块宝地。为什么叫“虞宦街”？这是1700多年前余姚最有名的世家大族虞氏家族的领军人物——东吴高官虞翻所相中的地方。从三国至初唐的五百多年间，虞宦街上豪门巨宅鳞次栉比，峨冠博带的官绅往来其间，卫士家丁前呼后拥。数百年间，余姚虞氏世家以诗书官宦相传，历战乱动荡而不绝，达则入仕朝廷，隐则优游林下，治学者则成一代名家。《南史》说，余姚“大姓虞氏千余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将余姚虞氏列为会稽三大家族虞、孔、贺之首，是名副其实的“江左豪族”。

自东汉至唐，余姚虞氏先后有二十余人载诸《三国志》等国史正传，加上见于其他历史典籍的五十余人，今日我们仍可从有关历史文献检索得到的余姚虞氏世家人物多达七十余位，其中封侯者七人，官至三公九卿者十余人，出任守令的更多，跨越东汉、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人物之盛，所建树的学术、艺术成就之多，堪称一时之选。

虞氏家族的文化学术活动，既是古越文化的一支重要延伸，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学术文化的一个代表和缩影，更是汉唐时期浙东乃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文化学术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东南地区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昌盛的重要源头。

虞氏家族并非余姚土著，而是在东汉中叶从北方东郡迁居余姚的。虞氏自虞意迁入余姚后，经过虞光、虞成、虞凤、虞歆等几代人经营发展，逐渐步入了世家大族的行列，但至东汉时在全国尚无声名。到三国，在吴郡、会稽世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孙吴政权，对这两郡的士族特别优待，虞氏家族众多子弟纷纷登上东吴政坛，尤其是经过虞翻的努力，虞氏家族由此确立了它在全国士族的地位。

虞氏家族自东汉始，历三国、晋、宋、齐、梁、陈、隋，直到唐代，繁荣延泽五百余年，才随着中国古代士族地主阶级的衰落而衰落。

虞氏自孙吴至唐初几百年间，文化名人辈出，巨著相继问世，先后有虞翻、虞喜、虞预、虞世南显名于世，于经学、史学、天文学、文学、书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虞翻（164～233年），字仲翔，初任会稽功曹，从孙策攻山越等地。孙策欲取豫章（今江西南昌），虞翻自荐前往游说，使孙策不用兵而领其地。后任富春长。孙权即位，任为骑都尉。虞翻是位著名的易学家，他是以象数释易的代表人物，在天文历法、诸子学等方面也有研究和建树，任职交州期间曾聚徒数百人开课讲学，大开岭南学风。虞翻一生著述宏富，今天所知有《易注》《周易日月变律》等十余种，受到同时代学者的很高评价，后来清代余姚大史学家、《四库全书》馆臣邵晋涵在《姚江棹歌》中对其赞道：“明流竹箭世无双，山水中开文献邦。”

虞喜（281～356年），字仲宁，《晋书·儒林》本传说他“少立操行，博学好古”，“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博闻强识，钻坚研微”。三次征辟博士、举荐贤良，均不就，隐居治学以终。

虞喜之学以天文为主，其最大成就和贡献是在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发现了“岁差”（即“天周”与“岁周”之差）。虞喜经过长年观察和计算，认为太阳从第一年冬至到第二年冬至向西移动过原先位置，并推算出“五十年退一度”（现代测定为71年8个月）。这一发现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世天文学家的影响很大，祖冲之、刘焯将“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大明历》《皇极历》，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的新纪元。

虞预（？—约340年），字叔宁，《晋书》本传称他“少好学，有文章”，长大后“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历官功曹吏、佐著作郎、散骑常侍，封爵西乡侯。

虞预是东晋著名史学家之一，著有《晋书》四十卷。该书采取纪传体裁，记述西晋及东晋初的历史，开当代人修当代史之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等所推崇。他特别留心地方文献的搜罗整理和编撰，所著《会稽典录》，今尚存《四明丛书》辑本等，记载上自春秋战国下至东晋八百多年会稽地区八十多位人物，为一地之古今人物专著，发浙江古方志之滥觞。另著有《诸虞传》，专载余姚虞氏历代人物的功勋、言论、文章等，为浙江人物志、古家谱之一。另有诗文集十卷，收其所撰诗、赋、碑、诔、论、难等数十篇。

为虞氏家族文化写下光辉一页的是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唐初著名大臣，书法家、诗人。其虞氏旧宅在鸣鹤山定水寺，今宓家埭解家村，晚唐时已属慈溪，故宁波、慈溪旧志称其为慈溪人。

虞世南出身望族，阀阅门第，簪缨世家，自小生活优裕。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是官家公子，一点未沾染封建恶少仗势欺人、声色犬马的坏习气，这也许和虞氏家族累代的良好家风和教育有关。他的曾祖虞权，任梁朝廷尉卿，永嘉太守；祖父虞检，任梁朝始兴王咨议。父虞荔，任陈朝太子中庶子，并负咨学重名；叔父虞寄，任陈中书侍郎。可这位老叔后继无子，世南便过继给他当儿子，其字“伯施”即源于此。

虞世南沉静寡欲，他的性格和生养他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解家村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草，可以听松涛鸟鸣，玩竹色花香，食鲜鱼杂果，他便是在这充满了灵秀的故乡山水间长大起来的。正是故乡的山水，培养了他的性情，给他的生命注入了活力。

虞世南少时与哥哥虞世基一起拜博学多识的顾野王为师，十几年间好学不倦，有时甚至十天半月忘记洗脸。又拜释智永为师学习王羲之书法，深得其传，由此名声鹊起。

虞世南生活的时代，正是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他生于南朝陈时，及长被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陈被隋灭后，于隋大业初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灭窦建德，以虞世南为秦府参军，转记室，授弘文馆学士。后迁太子中舍人。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拜虞世南为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才以知交起用。此时，世南年已古稀，他想退归林泉，图个清闲生活。但未获李世民的批准，这未始不是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个遗憾。这时他改任秘书监，封爵永兴县子。唐贞观八年（634年）晋封县公，故有“虞永兴”之称。贞观十二年（638年），授银青光禄大夫。同年五月某日，虞世南告别大唐王朝和他同时代的朋友，寂寞然而荣耀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后，皇帝下诏陪葬昭陵（在今陕西醴泉县九峻山），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这样的优遇，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的，虽然只不过是身后哀荣。数年后，又将其画像陈列于凌烟阁，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虞世南和李世民的关系，是一种亦臣亦友的关系，两人的交往在李世民为秦王时就已开始。虞世南为官忠贞耿直，外貌儒谨，弱不胜衣，但志性刚烈，议论持正，敢于进谏。而李世民是历史上少有的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的开明君主。有一年，“陇石山崩”，虞世南上书李世民整顿刑狱，救济灾民。高祖李渊去世，李世民本来打算大操大办一下，以显示皇家体面，世南援举古代皇帝厚葬之弊，力主薄葬，并为太宗采纳。太宗晚年好猎，世南劝谏节制狩猎，以免扰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虞世南的人品和才华，李世民极为赞赏。他称赞虞世南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并称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

虞世南历陈、隋、唐三朝，阅历丰富，加之他博古通今，长于思索，对历代帝王治政得失，多有独特精到的见识。为此，李世民经常召唤虞世南共观经史，商略古今，品评历代帝王得失，探寻治国理政之道。

《帝王略论》为虞世南所撰写，可能是他与太宗交谈内容的整理记录。《帝王略论》是唐初按时序先后和地域南北撰成的首部通史性历史著作，从大禹治水讲起，到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共分为五卷。书称“略论”，即有“略”有“论”。“略”指帝王的事略，即历代帝王的生平事迹；“论”是作者对帝王本人的德才和事业的评论。书中对三代以上的帝王有略无论，三代以下的帝王有略有论；重点谈兴亡之际的君主，守文承平、无咎无誉的君主不谈。这样，全书内容有详有略，眉目清晰，相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内容较少，却早出了四百五十多年。该书原来是专供唐太宗阅读的，后来流传开来，盛行于唐代，到宋代可能还存在（《宋史·艺文志》录有该书目），至元代就亡失了。清代人陆心源从盛唐时期赵蕤所撰《长短经》和中唐时马总所撰的《通历》中剔出两书所辑录的《帝王略论》中的有关条文，编成《论略》一文收入《唐文拾遗》，于今残存论58篇。

虞世南不仅是富有见识的政治家，以“名臣”风范为世人推重，也以其杰出的文化成就为后人景仰。他博学多才，其文化成就是多方面的，涉及文学、史学、书学等多个领域。

虞世南在我国书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的书法艺术是继魏晋以后出现的又一个高峰，经历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初唐是上承魏晋书风，下启中唐书学鼎盛的一个重要时期。虞世南早年从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学习书法，继二王传统，与欧阳询、诸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在书学大转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虞世南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也是贞观宫廷文学集团的领袖，其诗歌、词曲和散文创作均有较高的成就。他创作的《从军行》《出塞》等乐府诗，将酣畅之笔伸向荒寒之域，追琢精警，渐开唐风，对于后来边塞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启发和开创作用。

虞世南博学多识，是一位类书编纂大家。《北堂书钞》是他仕隋作秘书郎时编写的一部类书。因他在秘书省的后堂——北堂摘抄典籍，汇编成该书，因而名曰《北堂书钞》。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是流传到今天的最早而又有较大规模的一部类书。它虽然有引文不够连贯、出处未及注明等缺点，但由于成书较早，征引陈隋古书达八百余种（原书文已亡其大半），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四明先贤虞世南对祖国文献文化的突出贡献。

（二）黄氏家族

余姚人对前代先贤的敬仰和纪念是有传统的，你走进余姚城里，有很多主要街道、社区、公园都是以先贤的名字命名的，如阳明路、新建路、舜水路、子陵路、世南路、南雷路等，还有阳明公园、阳明街道、梨洲街道、舜水小学、子陵新村……然而，有时候过于注重用名人、先烈来作地名的命名，反而产生了不少牵扯不清的问题。例如，“竹桥黄氏”在历史上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名称，黄宗羲老家黄竹浦被命名为“梨洲乡”也相当合适，1949年以后，为纪念楼明山、周之伟两位革命烈士，又将“梨洲乡”改名为“明伟乡”。现在黄竹浦、梨洲乡的称呼已经不复存在，明伟乡由于位于姚城东郊，与城区已经完全联结在一起了，其地现在又以“梨洲街道”命名，也可以说是适得其所，复归原位。

不过，现在跑到余姚梨洲街道，还可以找到“竹桥黄氏”的种种痕迹，如竹山桥、竹山下等地名，也有企业以“竹山”命名，当然，也留下一些与“明伟”有关的名称，如明伟桥、明伟小学、明伟门诊部等。不管这些称呼之间有何差异，只要你了解了“竹桥黄氏”地名的沿革，你踏进梨洲街道，就可以肯定你已经到了名闻海内的余姚黄氏的故乡。

余姚竹桥黄氏也属于北方移民。黄氏族人原居金华，南宋建炎年间，其先祖任庆元府（今宁波）通判，始移居甬上。时金兵犯庆元地界，那位任庆元通判的黄氏先祖战死于守城之役，子黄万河为避兵乱，迁居慈溪凤凰山竹墩（今属余姚市丈亭镇），未及二世再迁居余姚竹桥，遂定居入籍余姚。

至明代，竹桥黄氏在学术文化上逐渐显露头角。据《竹桥黄氏宗谱》载，当时跟从阳明门下入学的黄氏宗人就有黄骥、黄文焕、黄嘉爱、黄元釜、黄夔等人，其名列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之中。特别是黄文焕，被称为阳明先生的高弟，是王阳明之子王正献的家庭教师。由于黄文焕对阳明的思想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辑录了阳明言论成《东阁私抄》一书，可惜今已不存。到晚明黄尊素，余姚竹桥黄氏尤其在经学研究、史学著述方面已颇有渊源积累，黄氏已具备出大人物和大成就的条件和基础了。用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到第十八世黄尊素时，竹桥黄氏“衣冠礼仪蔚然有序”，渐成为姚邑乃至浙东名门之一。

从黄尊素到其子黄宗羲、黄宗炎、黄宗会，再到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这三代人是竹桥黄氏学术成果和思想成就的杰出代表。

黄尊素（1584～1626年），字真长，号白安。其父黄曰中，精研五经、左史，尤好《易经》，曾以《易》教授于吴兴。黄尊素三十三岁中进士，此后历官宁国府推官、山东道御史等。他秉性耿直，以济国是、正士风为己任，特别痛恨弄权祸国的权宦，天启五年，终因弹劾魏忠贤而惨遭陷害，死于狱中，年四十三。直到崇祯时才被平反，追授为太仆寺卿，南明福王小朝廷时追谥忠端。他与思想家刘宗周相交深厚，遗命儿子黄宗羲师事刘宗周。又与顾宪成、高攀龙等相友好，同为“东林党”首领。他早年即注重实学，博通经史，特别擅长“当代史”，谙于掌故，也工辞赋，著有《忠端公集》六卷、《四书缄》八卷、《隆万两朝列卿记》二卷及《说略》等。黄尊素收藏了许多史籍古书，尤其注重收藏有明以来的史料，包括野史笔记等。

黄尊素生有五子：宗羲、宗炎、宗会、宗辕、宗彝，尤以前三子并负异才，人称“东浙三黄”。这是竹桥黄氏最辉煌的一代，也是历经动乱饱尝艰辛最痛苦的一代。时代激荡，终于在这一代黄氏人物中诞生了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这便是“东浙三黄”中的黄宗羲，世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前半生以反阉、抗清名闻天下；后半生则以著书立说、培养人才为事业。他在各领域都有独到研究，开创浙东学派，著述弘富，被推为清初海内三大儒之一。作为启蒙思想家，他影响了中国思想家、史学家达数百年。他著作等身，计有一百十种，一千三百多卷，两千多万字。今有《黄宗羲全集》行于世。（详见史学篇）

黄宗炎（1616～1686年），字晦木，学者称鹧鸪先生。黄尊素次子，早年承兄宗羲之教，崇祯中荐入太学，明亡后参与抗清。后亦从刘宗周学习。他博闻强记，于象纬、律吕、小学等诸学均有研究，兼长诗文，会山水画，著有《周易象词》《寻门余论》等七种。黄宗炎在哲学上有造诣，主张“理象合一”，重视践履。

黄宗会（1622～1680年），字泽望，学者称石田先生，早年也受业于兄宗羲，崇祯末拔贡，明亡后隐于浮屠。好学博识，自经史四部外，兼通释道二教，著有《缩斋文集》《缩斋日记》《学御录》《成唯识论注》《四明游录》等。宗会与宗炎都是浙东学派中经学方面的专家。

黄宗羲有三个儿子百药、百家、正宜，其中以黄百家最为出色。黄百家（1643～1709年），原名百学，字主一，号耒史。他幼丞庭训，博览群籍，在天文历法及数学方面尤有造诣，能吸收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其史学也极出色，最能传其父之学。康熙十九年（1680年），“明史馆”开，诏请黄宗羲入馆修史，黄宗羲以年老坚辞，后经黄宗羲同意，改请黄百家及宗羲甬上高足万斯同上京参与修史。百家将所学之长撰成《天文志》《历志》等。归里后，一段时期内着重协助年迈的黄宗羲著述，常笔录其父亲口述。黄宗羲生前来不及完成的《宋元学案》《宋文案》《元文案》，便由百家接着续写，实现黄宗羲宋元明“三案”的写作计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百家是我国公开介绍哥白尼日心学说的第一人，他在《黄竹农家耳逆草·天旋篇》中写道：“至明正德间，而有哥白尼则以太阳居中，而地球循旋于外。”同时黄百家也是首次将伽利略等人以黑子运动证明太阳存在自转这一新发现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

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延续了黄氏家族在学术上的余脉。黄炳垕（1815～1893年），字慰廷，号了翁。擅长自然科学，其著作有《两太交食捷算》《五纬捷算》《测地志要》《方平仪象》《历学指南》等。由于在天文、数学方面的出色成就，光绪初年，宁波知府宗源翰创辨志书院，特邀黄炳垕出任天算斋长，主讲十余年，一时“天算之学为两浙之冠”。其子维翰，继承父志，在测绘、天文方面亦取得了一定成就。

近代梁启超在给《余姚评论》信中评述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至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历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此说可谓中肯，也可见余姚竹桥黄氏的几代贤俊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之大。

（三）万氏家族

万氏是宁波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万氏现存于宁波的遗迹不少，在城区主要有万氏别第和白云庄。万氏别第位于宁波海曙区尚书街，现在已经被公布为宁波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点。据考证，这个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系万言之子万承勋所建。万言为浙东学术圣地白云庄主人万邦孚的曾孙、万斯同的侄子。

白云庄是国家级文保单位，不仅本身保护修缮十分到位，而且新增了白云公园，周边环境绿树成荫，幽静恬淡、古色古香，使人感受到舒适和宁静，已成为人们游览休憩、缅怀浙东学派先贤的好去处。

甬上万氏家族与朱明王朝有很深的渊源。万氏祖籍原在安徽濠州定远县，元末天下大乱，万氏祖上万国珍率部归顺朱元璋，朱元璋改其名为“万斌”。万斌为甬上万氏之始祖。万斌子万钟任职宁波，于是家族迁居甬地。万氏自万斌始，儿子万钟，孙子万武、万文，都相继为国捐躯，时称“三世四忠”，在甬上有口皆碑，族人深以为荣。万氏祖上向来有文武兼修的传统，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更是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儒将。也正是万表，使得万氏由世臣发展为甬上数一数二的望族。至万泰，则“弃累代戈矛之传，以文史代驱驰”，实现由武到文的转变。

万表（1497～1556年），字民望，号鹿园，是万氏宗族发展史上一位转折性人物。他以世职中正德十五年（1520年）武进士，任晋都指挥，以后又累任漕运参将、广西副总兵、淮安总兵、佥书南京中府都督同知，官位较高，社会影响大，所以万氏家族地位日隆，成为宁波望族。同时，万表是王阳明的弟子，与王畿、钱德洪、罗洪先、唐顺之、王艮等人交往密切，受王畿思想的影响较多。万表列于王学《浙中王门学案》，是集事功与学问于一身的人物。著有《学庸志略》《论语心义》《孟子摘义》《玩鹿亭稿》《皇明经济文录》等。

万表以后，万氏以儒术崭露头角，其子万达甫、孙万邦孚，皆有文才。到万邦孚的儿子万泰时，实现了弃武从文的转变。

万泰（1598～1657年），字履安，晚号悔庵。万泰师事刘宗周，崇祯九年中乡试，任户部主事。生前嫉恶如仇，曾和黄宗羲一起参与署名《留都防乱揭》，声讨阮大铖。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事败，避难奉化山中，直到局势稳定后才返回甬上。为躲避清廷干扰，万泰晚年出游，最后客死江西。万泰著有《续骚堂集》《寒松斋集》。他虽然没有安葬在自家的墓庄中，但他的声名已经烙印在浙东学人心中。这不仅因为他“以文史代驱驰”，倡导四明风骚，也不仅因为他有八个被称为“万氏八龙”的英俊倜傥的儿子，更是因为他把好友黄宗羲请到宁波来讲学，从此，开启了浙东甚至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崭新一页。

万泰有八个儿子，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斯同，才华各异，乡人称为“万氏八龙”。其中又以第五子万斯选、六子万斯大、八子万斯同成就最为出众。

万斯选（1629～1694年），字公择，人称白云先生，在理学方面有成就。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明亡后，隐居不仕。黄宗羲应万泰邀，来宁波讲学，他参与听讲，为十八个高足之一，以“躬行君子”著称，同辈视为模范，黄宗羲亦以诤友相待。一生以教授为业，先后执教于杭州、语溪和淮南，著有《事心录》《白云集》等。

万斯大（1633～1683年），字充宗，因患足疾，自号跛翁。生逢丧乱，不事科举，以授徒教学为业。万斯大曾携幼子万经，于杭州武林举办馆业，慨然以穷经自任。万斯大从康熙六年（1667年）起，偕同学十余人受学于黄宗羲，在宁波创建讲经会，一时胜友如云，质疑问难，号称极盛。他深入研读诸经，是讲经会中经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弟子，他提出“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这是他研习经学的名言，也是读经的心得。其生平刚毅有守，见有不可者义形于色。给后人留下《学礼质疑》二卷、《学礼偶笺》三卷、《仪礼商》二卷等著作。

在黄宗羲的甬上诸弟子中，万斯同博通经史，学术成就最为突出。在讲经会中，虽然他的年龄最小，但说话很有分量。同学者碰到难题，常向他请教，他多能“片言折之”。由于他治“三礼”卓有成就，受昆山徐乾学之邀，编纂《读礼通考》。后来又参加《明史稿》的编纂，并成为实际上的主编，其史学成就为世所公认。

万泰身后的第三代中，万言、万经是较为出色的两位。万言（1637～1705年），字贞一，万斯年子。万言小时与叔父万斯大、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得黄宗羲赏识。他长于古文，文笔相当不错，时人称其文章“兼有剡源、震川两家之妙”。梨洲称后起作者“惟言与慈溪郑梁二人”。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万言中举人，初为教习，期满授知县职。康熙十八年，明史馆监修徐元文、总裁叶方霭知万氏叔侄学问渊博而精于史学，于是，延万斯同入史局，荐为《明史》编修，兼修《大清一统志》，万斯同与侄儿万言北上修史。万氏叔侄抵京后，万言以七品俸在史局任翰林院纂修职达十年。他将明崇祯朝全部史料编为《崇祯长编》，并兼修《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其著有《尚书说》《明史举要》，现存有《管村集》。

万经（1659～1741年），字授一，万斯大之子。少年时代参加过讲经会。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万经入京，住在万斯同北京私邸，亲承教诲。斯同死后，他和斯同之子世标一同料理后事。他以斯同《明史》稿本为参考，与堂兄万言一同撰成《明鉴举要》一书。万经参加过《康熙字典》的编撰，又主持修成雍正《宁波府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万经中进士，选任庶吉士，官授编修、贵州学政等。万经博通经史性理及金石家言，增补万斯大《礼记集解》数万言，订证万言《尚书说》，重修万斯同《列代纪年》。工隶书，著有《分隶偶存》，卒年八十三。

万泰身后第四代的代表是万承勋。万承勋（1670～1735年），字开远，万言子。他和万经一样，曾是甬上讲经会的门生。少年时代随祖父万斯年学习，涉猎理学和经史，旁及古文等。承勋自少即以诗才闻名，查慎行赠诗称他的诗作是“翻澜涕泪随声出，彻骨冰霜炼句来”。他和甬上另三位故家弟子李暾、郑性、谢绪章互相唱和，时称“四明四友”。万承勋为人率真，与人交往毫无城府。雍正五年（1727年）授磁州知州，因积劳成疾去世。其著作有《千之草堂编年文钞》《冰雪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