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新的浙东学派正在书写新的一页优秀的学术绝不是抽象的教条

新的浙东学派正在书写新的一页优秀的学术绝不是抽象的教条

时间:2023-03-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浙东学术治学范围与现代学术相距甚远。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宁波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与浙东学术的内在精神具有密切关联的四个方面的特点。传承百年的宁波帮为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浙东学术恰恰是这种巨大商业成功的精神基础,宁波商人的诚实守信、理性经营、稳健作风无不与这种基础息息相通。
余音不绝_未完结的结束语_千年文脉:浙东学术文化

如果以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为旧学与新学的分界线,那么,前面所述“浙东学术”可以归属于“旧学”的范畴;如此,至二十世纪初,“旧学”意义上的浙东学术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然而,“浙东学术”所包含的内在的真精神并没有完结。一方面,迄今为止,浙东学术仍然拥有一大批研究者、阐扬者和创新者,并且不断涌现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浙东学术的精神已经深入地渗透到区域内老百姓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鲜活生动地体现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四明浙东学术向近代新学过渡的阶段,我们不能不提到王梓材、徐时栋、董沛、张寿镛等学者先贤,他们继续浙东学术研究并有所作为。王梓材所作《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其中补遗达七八百条,接续了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未竟之事,意义重大。徐时栋是晚清甬上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位于月湖烟屿,曾名噪一时,可惜毁于大火。同治年间,他主持宁波方志局,经十余年努力,所校刊的《宋元四明六志》,被时人誉为“志中上乘之作”。他又辑《四明旧志诗文钞》,作《烟屿楼文集》《烟屿楼诗集》等流传于世。董沛是徐时栋的好友,他从徐那里接手志局,继续修志,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纂成《明州系年录》,以编年体记载自周代至清朝同治二年明州一郡所发生的史实,为后人留下珍贵史料。他主讲宁波崇实、辨志书院多年,精于史学,其诗、古文亦负盛名,并为后人留下了《甬上宋元诗略》《六一山房诗集》等著作。

张寿镛是四明地区晚清到民国年间的杰出学者。他主持编辑了《四明丛书》一到八辑,其中收入的甬上学者著作有178种,1177卷;抗战期间,他联合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在上海等地抢救沦陷区古籍,所收古籍15000余部,又收得故家藏书及抄本,所得珍本、善本4860部,普通本11000多部,其总藏书达16万卷之巨,分别藏于“约园”等十一个藏书楼中,这是他对四明及国家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图1 徐时栋校刻《宋元四明六志》书影

图2 四明丛书

从现代学术——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即所谓“新学”的视角看,“浙东学术”主要归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其中一部分也涉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而文化史、思想史的内容居多。可以说,浙东学术治学范围与现代学术相距甚远。然而,当我们面向未来之时,历史和文化恰恰是我们的生存之根,研究、阐发、传承、创新浙东学术意义重大,它已经成为许多学人当仁不让的职责。有人断言,新的“浙东学派”正在形成,事实乎?戏言乎?这是一种期待,一种希冀,真正的学术就是这样,既需要源远流长,更需要生生不息;我认为,优秀的传统和学术肯定具有不可小视的生命力,她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可以肯定,今天的“浙东学术”正在书写新的一页。

优秀的学术绝不是抽象的教条,因为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浙东学术的内在精神已经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贯穿于他们的日常伦理、洒扫应对、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人生的各个领域各个阶段之中,这是浙东学术经久不衰生命力更为重要的体现。

如何界说浙东学术的社会影响力和生命力,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我以为,这种界说应该考察基于浙东学术本身的精神特质,区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突显于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同特点,以及这二者的有机关联,如此陈述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宁波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与浙东学术的内在精神具有密切关联的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勉力工商。传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朝廷的政策,还是儒学的宣教,都将工商贬入社会的谷底。宁波地区依山傍海通河,从事工商业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加上宁波人刻苦勤奋,极富商业才华,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宁波帮”。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宁波人或传统宁波人,都自然地认同儒家伦理学说,同时,也十分信服地接受了浙东学术巨子“工商皆本”的思想。宁波人是实在的,他们认为,只要能谋生,从事工商业,并没有什么丢人的地方。这一点与王阳明所言不谋而合。阳明先生早在明代中期就提出要反对行业歧视,“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的职责是修治,农的职责是具养,工的职责是利器,商的职责是通货,社会各个成员根据自己的职业爱好,尽力本职工作,都为社会所需,他们的工作都很重要,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黄宗羲从国家经济政策的角度强调“切于民用”、“工商皆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之说。思想家的这些论述,既是四明地区人民现实的生产生活实践的观念反映,亦是对他们重视工商、勉力工商的精神支持。

宁波人致力工商的成就是巨大的。早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宁波商人就活跃于京城内外,在药材业和成衣业上卓有建树;至清乾嘉时期,宁波商人已经形成著名的“宁波帮”,居十大商帮之一;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十大商帮演变为晋帮、粤帮、闽帮和宁波帮四强争雄的格局,而以宁波帮为最具潜力。上海开埠后,宁波帮迅速成为其工商业的中坚,并涌现出一大批商业巨子。传承百年的宁波帮为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浙东学术恰恰是这种巨大商业成功的精神基础,宁波商人的诚实守信、理性经营、稳健作风无不与这种基础息息相通。

二是崇学向善。浙东学术的发展演进与教育紧密相关,其中许多思想家也是名扬天下的教育家。如“庆历五先生”大都以教学为终身职业,其中楼郁主持县学和郡学前后凡三十余年,被宁波地区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楼先生”。杨简的心学思想十分精深,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大教育家。阳明先生堪称全才,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其教育成就十分突出。阳明心学风靡天下,固然是由于他的学说能慑服人心,也是由于他的心学教学实在是精彩绝伦,连一些很有学养的官僚和学者也纷纷投之麾下。由于一代代浙东学术思想大家的不懈努力,四明地区已成为教育的沃土,其尊教崇学之流风余韵,百年传承而延绵不息。

宁波人喜欢藏书,喜欢读书,以耕读传家为荣,以书香门第为尚,推崇知书达理,即使家庭并不富裕的普通人家,也要送子弟上学堂念书;生意人在外面赚了钱,有了一些积蓄,也很乐意帮助家乡发展教育事业;当然也不能忘记宁波的地方官员对教育的支持,历史上做得最好的就是王安石和史浩。正是这种深厚的崇学传统,使四明地区人才辈出,在现代更成为著名的“院士之乡”。

与崇学传统相得益彰的是宁波人的向善之风,宁波是有名的“爱心之乡”。从文化底蕴而言,孔孟的“仁义”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教;阳明的“致良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以及佛教的“慈悲为本”、“救苦救难”之训,在宁波这块土地上相互交融,交相辉映。一般宁波人都服膺阳明的良知学说,即做人要讲良心,也喜欢到天童寺、育王寺拜拜菩萨,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懂得拿捏为人做事的底线。同时,宁波人对行善、助人极为热心,对有困难者、需要帮助者,会热情伸出援手。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11年,宁波市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款物累计超过30亿元,这是一个爱心城市的骄人成绩。一些爱心人士的善举不仅使世人沐浴了人间大爱的春风,而且也经常成为各种地方报刊以至国家级媒体报道的对象,这成为这个充满爱心的城市的特别风景。

三是开放意识。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是专家之学,其中的重要特征就是能开风气之先,救弊补偏。也就是说,开放开拓是浙东学术一大精神特质。考诸浙东学术历史,可以说,这种特质贯穿其演变发展之全过程。王应麟是南宋后期的大学者,他的许多工作,在中国文献学的发展中具有开拓之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堪称后来乾嘉考据学的鼻祖。阳明先生创建致良知之学是为了救正当时的学术之弊。他指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珍贵在于“得之于心”的独特创造,这种创造高于一切既定的权威。梨洲先生秉承心学的精神,竭力倡“殊途百虑之学”,强调学者需“自得”、“学有宗旨”。所谓“学有宗旨”就是学者的“工夫所致”的得力处,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也就是最可宝贵的创造。

受浙东学术开放、开拓、创新精神的长期熏陶、耳濡目染,宁波老百姓的脑子是聪明活络的,他们的思想不保守,愿意接受新事物,并不断作出超越前人的创造。宁波帮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创造过上百个中国第一,在许多工商业领域中皆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今天,宁波市仍然是中国有名的“品牌之都”,其成就令人瞩目。与“中国的犹太人”——温州老百姓相比,宁波人的行为方式略显拘谨和内敛;温州人显得更大胆,更野性,其经济发展的民间意味也更浓重,“温州模式”一时名重天下。但从较长时间阶段来看,宁波人在开放开拓之中又不失理性和稳健,在保持既有的民间性的同时,与官方和外商的联系却更多一些,其表现可以说是略胜一筹。总体而言,二者都是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十分宝贵的生力军,并各有所长。

四是家国情怀。浙东学术的发展与浓厚的家国情怀分不开。所谓“家国情怀”,说的是人们对自己的家乡和国家的深厚挚爱与眷恋。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为什么能名动天下、历经百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代代的后继学人,他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先贤,敬慕其人格,深研其学问,从而发扬光大,使学脉代代相传,学术的地域色彩得到良好的突显和保持。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你翻开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满眼看到的都是对家乡山水的无尽眷恋,对抗清英烈的崇敬褒扬,对先辈学问的搜罗承继。朱之瑜到日本之后之所以自号“舜水”,是因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表示永远不忘故土之情。前后延续百年之久的“姚江书院”,是余姚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等一些学人,出于对阳明心学的崇敬,致力于阳明心学的研习与传播,从而发动兴办起来的。

这种家国情怀为宁波老百姓所共同信仰与遵循,已经形成优秀的传统,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宁波帮商人群体。宁波商人由于经商这种特殊职业活动的需要,必须走南闯北,闯荡江湖,因而在时空上与家乡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产生的感觉一方面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所谓“思乡心切”;另一方面也产生对家乡更多的朦胧的美好的印象,所谓“距离产生美”。宁波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就典型地反映了出门在外游子的这种心理状态。如此,在宁波帮商人群体中产生一大批爱国爱乡的楷模式的人物,他们历经坎坷而又事业有成,最懂得乡亲乡情的分量,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于是,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创建学校,兴办医院、扶危济困、奖教助学……真诚地奉出了一颗颗赤子之心,为家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勉励工商,崇学向善,开放意识,家国情怀,浙东学术的内在精神影响着代代宁波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推动着区域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先贤远逝,踪迹湮灭,精神的力量不绝如缕、万古常新。今天,我们研究、阐发、弘扬浙东学术及其内在精神,既是学术发展之必需,更是区域社会进步和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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