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酢理学是宋学中坚，其思维方式是宋明理学的典型。宋代，理学家们被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所驱使，他们意识到首先必须打破汉学的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民族文化才能发展。宋学即宋明理学，“宋学者，不第功汉儒而已也”。宋明儒者为学，重在发挥书中的义理，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宋学的这种学风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游酢起了中坚作用。
先是“二程”《经说》中竭力抬高《大学》、《中庸》在经书中的地位，抛弃原注而按己意发挥，并移易《大学》章次。接着是游酢“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诸儒论述》，清同治《游定夫先生集》卷首）。他所撰写的《易说》、《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宋学的典型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对于游酢在这方面的贡献，清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贤立言之本心。先生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朱子继起，乃合汉唐之训诂。宋诸儒之义理择之极其精、语之极其详，由是对贤之精义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切于人生日用而不可离。譬之农焉，朱子则陈列修治而为之疆畎者也。然非始有既勤敷菑如先生辈者，则朱子一人又岂易芟柞而耕获也哉。”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游酢等人的“既勤敷菑”，就不可能有朱熹的“芟柞而耕获”。朱熹断定《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讲男女之爱、《尚书》是历史文献记录等，这就把“五经”为圣人之言揭穿了，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异说学派，进而以儒融合释、道形成新儒学，把中华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高峰。上述方宗诚的见解，确实说中了游酢思想是由“二程”到朱熹集大成的宋学（义理之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事实正是如此。游酢对经书的诸多新见解，朱熹在《四书集注》和其他著作中多有采用。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采用游酢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则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侍君，以下则可以得民矣！”。再如，朱熹在注释《论语》“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段时，即采用游酢的解释：“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按指上引《论语》四句）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之人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朱熹据游酢的这一观点，确定《学而》篇“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翻开朱熹的《四书集注》等，采用游酢的言论多多矣。
游酢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应享有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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