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密码的书

官藏搜集

一、官藏搜集

(一)隋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给官藏造成巨大的破坏。正如《魏书·儒林传序》所云：“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在这段时期里，对官藏破坏较大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永嘉之乱，苏峻之乱，齐末兵火，侯景之乱，元帝焚书，尔朱之乱。所以，隋朝建国之初，政府藏书较少，只有一万五千余卷。据《隋书·经籍志总序》记述：“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这是隋文帝从北周政权接管的官藏的全部家底。同书《牛弘传》亦云：隋初“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这个数字略多于西汉末刘向父子校书时的数目，而且种类也不齐全。梁武帝时期，官藏曾达八万卷，而梁元帝聚书更是登峰造极，达十四万卷之多，此时却降为一万五千卷，由此可见，战乱给官藏带来的破坏是何等的巨大。

此时，南方的陈政权还在隔江对峙，全国尚未统一，在这种局势下，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接受了负责官藏的秘书监牛弘的建议，“诏购求遗书于天下”[1]。随着诏令的颁布，政府还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快补充国家藏书，在“分遣使人，搜访异本”[2]的同时，又威利并施，“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3]，来征集图书，并奖赏主动献书者，“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4]。由于政府的高价收购，一时民间掀起了献书的热潮，致使出现伪造图籍换取赏金的事件。据《隋书·刘炫传》记载：“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由此可见当时献书之热。当时政府除搜集四部书外，同时还注意搜聚佛经、时人手稿和碑铭等书籍文献。文帝崇佛，广建寺院，大写佛经。据《隋志·佛经序》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又《陈书·姚察传》记载：“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由于政府所采取的求书措施得力，所以“民间异书，往往间出”[5]，“一、二年间，篇籍稍备”[6]。明朝学者胡应麟在其《经籍会通四》中说：“隋之书籍，所以盛绝古今，奇章力也。”[7]奇章者，牛弘也。牛弘在中国官藏史上是很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正是他奠定了隋朝官藏的基础，使炀帝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据《隋书·牛弘传》记载：牛弘(546－610)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本姓氏，后赐姓牛氏。好学博闻，北周时专掌文翰，主修起居注。入隋，开皇初担任秘书监官职，因主持官藏事务成就卓著，进爵奇章郡公。后修《五礼》，定雅乐，官拜吏部尚书。炀帝时进位上大将军，旋为右光禄大夫。牛弘笃好坟籍，是隋初搜求典籍、充实官藏的积极倡导者，他于开皇三年上疏隋文帝，请开献书之路，以古鉴今，宏论官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极具说服力，遂使文帝下决心颁诏求书。该文是中国古代官藏史上的重要文献，其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www.guayunfan.com)1．阐述官藏的重要性。认为象尧、舜这样的圣主名王，也要读书学习，商、周时期，即有官藏，以供君主施政参考。因此，得出结论说：“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

2．历述了隋朝以前官藏所遭的“五厄”，即秦火、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刘(聪)、石(虎)之乱、元帝焚书，说明了兵燹和社会动乱是官藏遭受厄运的直接因素，隐寓着官藏的兴衰也是国家政权的兴衰。

3．建议应重视官藏建设，立即恢复和发展官藏事业。他说：“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这是巩固政权的最佳方法，“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如今是搜求图籍的大好时机，应广开献书之路，并配以“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的手段，“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

牛弘的《请开献书之路表》是隋朝以前官藏发展史纲要，条理清晰，文笔流畅，言简意赅，是我国官藏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

开皇八年(588)冬，隋文帝派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率五十余万大军伐陈。翌年，灭掉陈朝，“及平陈，晋王广令(裴)矩与高收陈图籍，归之秘府”[8]，南方数百年来的官藏从而被保存下来，隋朝官藏有所增加。但是这批书籍，质量不高。《隋志·总序》说：“检其所得，多太建(陈宣帝年号)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文帝命人进行了整理，“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鈆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隋炀帝即位后，进一步充实其官藏。炀帝在历史上虽以暴虐著称，但在官藏文化建设上却成就卓著。他凭藉国家的经济实力，发使四出，广搜博征，与此同时，诏命书手大量抄录，以增加官藏副本，从而使其藏书达到空前的规模。据《新志》记载：“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又《资治通鉴·隋纪六》炀帝大业十一年(615)记述：“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述、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錠。”当时，隋朝政府设置东、西二都，西京的嘉则殿和东都的修文殿成了官藏的中心。《隋志·总序》说：“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又，唐人杜宝《大业杂记》云：“制成新书凡三十一部，总一万七千余卷，入观文殿宝厨。”[9]秘阁和宫禁如此宏大的藏书规模，真乃前所未有，难怪后人对隋朝官藏之盛赞叹不已。《旧唐志序》称：“炀帝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郑樵《通志·图谱略》“索象”条又道：“隋家藏书，富于古今”。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再云：“历朝坟籍畜(蓄)聚之多亡如隋世……隋文父子笃尚斯文，访辑搜求不遗余力，名山奥壁捆载盈庭，嘉则殿书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书契以来，特为浩瀚。”

隋炀帝在大量搜聚图书的同时，还搞了一次焚书活动，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炀帝禁毁谶纬之书事件。谶纬之书起源于汉代，这类书籍大多宣扬神学迷信，时常被叛逆者用来蛊惑民众，为自己篡权造势，所以南北朝以后就开始被执政者取缔。《隋志》经部“谶纬类序”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同书《高祖纪下》就有政府禁藏谶纬书的记载：开皇十三年(593)二月“丁酉，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炀帝即位后，“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10]这次焚毁纬书规模是很大的，动用了大批的官吏，遍查了民间的藏书，几乎焚绝了官、私所藏的纬书，并且为此还杀了人，可见此次焚书之烈。从此，这类书籍与学术几近消亡。

隋朝后期，由于炀帝的残暴统治，引起了朝野的反抗，社会出现了大动乱，进而导致了官藏的严重破坏。《隋书·儒林传序》云：“(炀帝)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宏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灭于煨烬矣。”《旧唐书·经籍志》也说：“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同书《儒学传序》又说：“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鉩，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南宋王明清的《挥尘后录》卷七引唐人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亦载：“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11]显然，这又是一次书厄。

(二)唐代

唐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很重视搜集图书，高祖、太宗深谋远虑，志量宏大，深谙马上得天下、文德治天下的道理。于是，高祖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12]，保存下了隋西京的部分图籍。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军东征，讨伐隋朝大将军、后于东都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在李世民击败前来增援王世充的窦建德军队后，“世充惧，率其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请降，山东悉平。太宗入据宫城，令萧瑀、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索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13]，“得隋旧书八千余卷”[14]。很不幸，这批图书在水运西京途中，行经砥柱时，船翻书坠，损失惨重。《隋志·总序》记道：“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唐初，第一位倡导求书、恢复官藏的人，是担任秘书丞的令狐德芬。据《旧唐书·令狐德芬传》记载：“(武德)五年，迁秘书丞……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芬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显然，高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十分支持，诏拨钱款，增加吏员，购募缮写。通过这次征书缮写，使唐朝官藏初具规模，据《新唐志序》记述：“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首倡恢复官藏者令狐德芬(583－666)，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德盞博涉文史，早岁知名。高祖武德初为起居舍人，迁秘书丞，在他的奏请下，国家藏书很快得到充实。德芬后又奏请修梁、陈、周、齐、隋五朝史，并自领周史，又领修《晋书》。高宗朝官至弘文馆学士、太常卿。他因修实录而获奖赏，晚年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太宗时期，官藏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贞观之治”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也体现在文化上。太宗为太子时，便“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如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15]。后来他登上皇帝宝座，继续经营官藏，首先选用名臣硕儒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人，相继担任司典官藏的最高长官—秘书监，诏其全力建设官藏；其次支持他们的建议，收购天下之书，并采取“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的措施，大规模地缮写书籍，“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16]，这项工程贯穿贞观年间。《旧唐志序》云：“贞观中，令狐德芬、魏徵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经过贞观君臣的齐心努力，结果获得“群书大备”的丰硕成果。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宏文馆”条记载：“武德四年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至九年三月改为宏文馆，至其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贞观时期官藏得以增加，并得到整理，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三人功不可没。

魏征(580－643)字玄成，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钜鹿曲成(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魏征少年孤贫，落拓有大志。隋末，为武阳郡丞元宝藏典书记，后归唐，授秘书丞。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迁秘书监，参与了多部史书的编修，写了大量的评论，时有“良史”之称。其有功于官藏之事迹，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受学顾野王十余年，精思不倦，善于属文。隋炀帝时为秘书郎。太宗贞观间，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其整理官藏事迹，据《旧唐书·崔行功传》记载：“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显，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于属文。唐初，官中书舍人，专掌机密。太宗贞观中，与魏徵等撰修《隋书》。尝受诏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多所厘正。其整理官藏事迹，据《旧唐书》本传载：“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

贞观年间，太宗还曾令吕才等整理阴阳杂书。吕才(600－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南)人。年少好学，精通阴阳、方伎、舆地、历史，尤精音律。贞观三年(629)，经温彦博、魏徵举荐，太宗征之，令直弘文馆。因仅用一宿，就图解了周武帝的《三局象经》，从此知名。累迁太常博士。关于其勘校阴阳杂书之事，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由是而知，这次整理阴阳杂书，共有十余人参加，吕才为领校人，贞观十五年(641)整理完毕，编成《阴阳书》五十三卷，太宗颁行于世。

太宗之后的高宗，承继其业，依然写书不辍。据《旧唐书·崔行功传》记载：“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直至乾封元年(664)，还在校书缮写。《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记载：“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即秘书少监)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馞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当时制定了极严的缮写制度，缮写之书如若不合规制，检校官收存了，一旦被查出，将以渎职罪惩处。如《旧唐书·李怀俨传》记载：“怀俨颇以文才著名，历兰台侍郎，受制检校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污，左授郢州刺史。”其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样整理缮写后的书籍，自然质量较高，官藏也在迅速增加。

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其薄于艺文，故而官藏文化事业进展缓慢。非但如此，而且这期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地方藏书还遭到一次毁损。据《新唐书·李敬业传》记载：武则天秉政，引起柳州司马李敬业不满，光宅元年(684)九月，李敬业在扬州起兵叛乱，武则天派兵前去镇压，结果，“敬业与敬猷、之奇、求仁、宾王轻骑遁江都，悉焚其图籍。”史籍既然记述此事，说明当时所焚之书较多。

至中宗时，由于长期管理不善，致使官藏有所散佚。中宗知悉后，于景龙三年(709)六月，“以经籍多缺，使天下搜括”[17]，再次派使臣到全国各地搜求图书，以弥补官藏不足。可是不久，中宗被韦皇后所害，这次求书无果而终。中宗之后的睿宗，即位后较为关注官藏文化事业，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官藏建设，并继续向天下求书，例如景云元年(710)，“改太史监为太史局，隶秘书省”[18]；二年(711)二月，“改修文馆为昭文馆”[19]；三年(712)二月，又于秘书省增加少监一员；同年六月，“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20]。可是，睿宗不久就退位了，他的建设官藏规划未能如愿，其官藏建设也未有太大起色。

到了唐玄宗时期，唐代官藏又出现一次高峰。唐玄宗在历史上是一个功过分明的皇帝，其统治前期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亲贤臣，明赏罚，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整军备边，遂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开元盛世”之称。后期则惰于朝政，日趋腐败，终于导致安史之乱。

唐玄宗个人文化素质较高，除明习经学外，音律、历象、书法，一皆通晓。《旧唐书·刘宽传》云：“玄宗在东宫，留意经籍。”及即位，礼贤下士，崇文重儒，“诏群臣及府郡举通经士，而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21]。他懂得官藏文化事业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曾在诏书中说：“国之载籍，政之本源……三五以还，皆率兹道也”[22]。当时，自高宗以来，官藏由于长期疏于管理，“或诠次失序，或钩校涉疏，或擅取借人，或潜将入己，因循斯久”[23]，致使“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24]，而宫禁藏书也是“渐致遗逸”[25]，“甲乙丛倒”[26]。开元三年(715)，玄宗在一次宴会上与褚无量、马怀素谈及官藏时，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27]马、褚二人身为皇帝侍读，又是一代儒学宗师，他们对官藏文化建设比常人更重视、更热衷，闻听此言，立即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28]。马怀素在奏疏中说：“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29]褚无量则“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30]，玄宗自然非常支持，立即命他们二人分别组织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求书、校书、缮写、编目工作。马怀素为修图书使，秘书少监卢鱸、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他们采取的措施是边求书、边整理、边缮写、边贮存。当“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31]之后，马怀素又于开元五年(717)奏请增加博识多闻的元行冲、齐遆、王繤、吴兢、韦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32]，以加快进程。期间，玄宗得知许多公卿家中多有异本而未献出后，便于开元七年(719)“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33]，皇帝颁诏借书缮写，公卿士庶只得将其珍藏拿出，官府调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抄录缮写，“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34]。

褚无量受命后，先在东都乾元殿开展这项工作，随后，又在西京丽正殿从事之。《旧唐书·褚无量传》记载：“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玄宗“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35]。于是，“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36]。开元六年(718)，玄宗从东都洛阳返回西都长安，“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37]，无量继续进行求书、缮写、雠校工作。政府将抄好的书籍分藏在两都，“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38]。两京所聚图书以甲乙丙丁为序，分列经史子集入库。从此，我国开始有了图书以经、史、子、集分类入库贮藏的制度，也有了“四库”代表图书分类的名称。

如此众多的藏书，使政府不得不开辟新的鰃书处所，扩充司典人员，以便管理和提供使用。据《新唐书·艺文志序》记载：“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名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开元五年(717)置知书官八人；翌年，又置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拓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39]。从开元三年开始的这项征书、整理、缮写工程，持续了数年时间。这次官藏文化建设的倡议和主持者是马怀素和褚无量，他们二人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这项工程，在他们的辛勤操劳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憾的是，此项工程尚未告竣，他们就先后病逝了。

马怀素(659—718)字惟白，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代以学闻。怀素年少聪颖，博览经史。玄宗开元中，三迁秘书监。其奏请求书、编目之事，据《旧唐书》本传载：“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此事仅开展两年，他就去世了，后由另一学者元行冲接续其事[40]。

褚无量(646－720)字弘度，杭州盐官(今浙江盐官)人。幼年孤贫，励志好学，后举明经，迁国子司业，兼修文官学士。玄宗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据《旧唐书》本传讲，玄宗接受无量搜补、整比内府书建议后，“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充备”。工程进行得很顺利，怎奈无量年高有疾，中途带着遗憾病逝了，“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

嗣后，这项工程又持续进行了十余年。据《新唐书·张公谨传》记载：公谨孙张悱，“仕玄宗时为集贤院判官，诏以其家所著《魏书》、《说林》入院，缀修所阙，累擢知图书、括访异书使。”同书《萧颖士传》亦载：“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据《历代名画记》卷二记载，开元年间“充使博访图书”的，除张悱、萧颖士外，还有徐浩、史维则等人，他们在访书中“悬以爵赏，所获不少”[41]。当时，献书者“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42]。到了开元十九年，官藏已很富赡。《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记载：开元“十九年冬，车驾发京师，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书”及“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年奉诏缮写”之书。这个数字与唐初重复相糅的八万卷书是不同的，这是经过整理之后的单本藏书数。

天宝十一年(752)，玄宗又“敕秘书省检覆四库书，与集贤院计会填写”[43]，并“敕秘书监李成裕排比四库书，先具奏闻”[44]，这是要秘书省与集贤院的藏书互相填写补充。从天宝三年到十四年(744－755)“库续写书又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卷”[45]。由上述记载可知，唐玄宗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里，政府一直在搜求、缮写着图书，故而其官藏在不断增加。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序》所言：“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这与天宝前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盛世是相称的。

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从强盛走向衰败，安禄山先后攻占洛阳和长安，使唐玄宗苦心经营的两京官藏遭到了浩劫。据《旧唐志序》载称：“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史馆藏书也焚烧无遗，同书《于休烈传》记载：“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修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十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受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由此可见史馆损失之惨重，更可见社会动乱时期收书之难。唐中期建立起来的以集贤院为中心的官藏完全被毁。

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回到长安后，重议聚书之事，并屡下诏书，遣人购募[46]，以冀尽快恢复官藏，但收效甚微。宝应元年(762)，代宗嗣位，当时元载为相，倡议购书，“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47]，尽管政府出价如此之高，所购图书仍然很少，代宗不得不遣使臣到南方购求。经过艰辛收聚，官藏有了显著的增加。

代宗之后的德宗，继续恢复官藏，由于乱后国库空虚，不能象开元时期那样，随拨钱粮，建立庞大机构，集中大批人才写书校书，于是决定由各地官府出钱出粮，供应纸张，以供写书之用。《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记道：“(贞元)三年八月，秘书监刘太真奏：‘准贞元元年八月二日敕，当司权宜停减诸色粮外，纸数内停减四万六千张。续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书功粮钱，已有到日，见欲就功。伏请于停减四万六千张内，却供麻纸及书状藤纸一万张，添写经籍，其纸写书足日即请停。又当司准格，楷书八年试优，今所补召，皆不情愿。又准今年正月十八日敕，诸道供送当省写经书，及校勘五经学士等粮食钱，今缘召补楷书未得，解书人元写经书，其历代史所有欠阙，写经书毕日，余钱请添写史书。’从之。”德宗对官藏建设的重视，刘太真的奏请，最终结果，史载不详。

德宗以后的宪宗、穆宗、敬宗，总共统治达二十余年，两《唐书》中未见有他们经营官藏的记载。大和元年(827)，文宗即位，文宗在藩邸时就喜好读书，为帝后，任命许康佐、柳公权为侍读学士。三年，郑覃担任宰相，据《旧唐志序》记载：“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这次诏求遗书成效较佳，经过近十年的搜括缮写，至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据《新唐志序》讲：“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

《旧唐书·文宗纪下》记载：开成元年(836)七月，“御史台奏：‘秘书省管新旧书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长庆二年已前，并无文案。大和五年已后，并不纳新书。今请创立簿籍，据阙添写卷数，逐月申台。’从之。”这是秘书省要求建立图书登录制度的奏请。因为以前疏于管理，秘书省缺乏记录，丢失、毁损多少，全然不知；如今，由于藏书量太大，不再接受新书，建立登录制度后，可以根据缺损记录添写；同年九月，同书《文宗纪下》又记：文宗再“敕秘书省、集贤院应欠书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一卷，配诸道缮写。”这是根据登录统计，要求地方缮写并呈报中央的图书数量，至此，唐代官藏基本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状态。宣宗时写书采取了新的办法，即不再突击式的大规模缮写，而是根据不同需要，每年仅写三、四百卷。《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记载：“大中三年正月，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应写书及校勘书籍，至岁末闻奏者，令勒楷书等，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四年二月，集贤院奏：大中三年正月一日以后，至年终，写完贮库，及填缺书籍三百六十五卷，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五年正月，秘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

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外逃，因为兵燹，“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48]。广启元年(885)正月，僖宗从成都返回长安后，重又购募，遣使收聚。《新唐书·董昌传》载：“僖宗始还京师，昌取越民裴氏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授兼诸道采访图书使。”经过一段时期的搜求，官藏重又达两万余卷。但好景不长，由于军阀李克用觊觎帝祚而兵逼京畿，僖宗再次出逃，官藏又有所损失。《旧唐志序》记载：“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从广明元年至光启元年(885)，前后不过五年时间，西京官藏遭到两次破坏，可谓“书厄”频频矣。

龙纪元年(889)，唐昭宗登基，他颇有兴复唐王室之志。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他即位之初，“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寝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在官藏建设方面，他倒是做了一点事情。《旧唐志序》云：“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缺，渐令补辑。’”昭宗非常赞同，并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官藏，先是颁诏，令军阀孙惟晟交出劫走的图书，收回充于教坊的秘籍，撤走占据藏书处所的军队。据《新唐志序》记载：“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然后“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但是，由于当时“外患以成，内无贤佐”[49]，唐之大势已去，昭宗凭个人之力难以回天。天皊元年(904)，军阀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移都之时，官藏再次遭损。《旧唐志序》记道：“及迁都洛阳，又丧其半。平时载籍，世莫得闻。”不久，唐王朝也随之灭亡。

(三)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持续分裂和战乱，严重影响了官藏文化事业的发展。《宋史·地理志》云：“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寓县分裂，莫之能一。”同书《艺文志》又载：“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尽管如此，一些政权还是从事了搜聚图书的活动，构建和完善着自己的官藏。

后梁开国皇帝朱全忠，虽然是一位缺乏文化素养的君王，但也进行了聚书活动。据《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三》记载：开平元年(907)十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此事同书《赵匡凝传》亦有记载，道：“初，匡凝好聚书，及败，杨师厚获数千卷于第，悉以来献。”另外，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好儒学，聚书至万卷”[50]，后兵败降梁，不久遭戮，其万卷藏书也尽入梁府。

五代中，后唐君主最为重视官藏建设，成果也最丰硕[51]。后唐四帝曾多次颁诏求书、编书、刻书，这与他们的治国理念有关。庄宗认为，国家藏书之府，应当充盈，他说：“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52]所以他非常支持朝臣购求坟籍的建议，在《授献书人官敕》中，他表示：“史馆提举赦书节文，购求经史，颇为允当，宜许施行。”[53]明宗在《令道路置碑晓谕路人敕》中更加明确地阐释了书籍的作用，他说：“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54]又说：“教导之本，经籍为宗。”[55]他认为，书籍能够启迪人的智慧，教导人遵循规程。正因为有此认识，所以他赞同冯道等人校刻开成石经的建议，以使“经书广布，儒教大行”[56]，开了官刻经书的先河。之后的闵帝(即位时间仅数月)、末帝，仍然坚守着这样的理念，继续从事明宗未竟的事业。

后唐一些重臣，也有同样的认知，其中郭崇韬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本人不仅注意收集书籍，而且多次向庄宗建议搜求图书，以使“乡校庠塾之业，渐阐皇风；金石丝竹之音，无虞坠典”[57]。据《旧五代史·唐书·郭崇韬传》记载：唐天祐十九年[58](922)，部将“李存审收镇州，遣崇韬阅其府库，或以珍货赂遗，一无所取，但市书籍而已。”翌年，庄宗灭后梁，即皇帝位。登基伊始，他连下诏书，征求亡佚。据《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记载：同光二年(924)二月，庄宗下求书诏，曰：“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爰自乱离，悉多遗逸，须行搜访，以备讨寻，应天下有人能以经史及百家进纳者，所司立等第酬奖。”决定以奖励形式酬报献书人。四月，庄宗又采纳郭崇韬的建议，再下诏求书。同书本卷再记：“枢密使郭崇韬又奏曰：‘伏以史馆司四库藏书，旧日数目至多，自广明年后流散他方，宜示奖酬，俾申搜访。伏乞委中书门下再行敕命，遍下诸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经史百家之书进献，数及四百卷以上者，请委馆司点勘，无脱漏于卷轴，无重叠于篇题，比外写札精详，装饰周备，当据部帙闻奏，请量等级除官，仍仰长吏明悬榜示。’”庄宗欣然接受，并颁敕：“史馆提举赦书节文，购求经史，颇为允当，宜许施行。今宜添进，纳四百卷已下、三百卷已上，皆成部帙，不是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此次加大了力度，以官爵的具体等级奖励献书人。五月，大臣薛昭文又上疏陈十事[59]，其中有谏求遗书内容，由此可见后唐朝臣建设官藏的积极态度。

明宗即位之初，即遣使求书。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三》记载：天成元年(926)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三川乃前蜀政权辖区，时前蜀甫被后唐所灭，前蜀曾集四部书以充其宫[60]。明年十二月，传美返回，据《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记载，传美此次访书仅获千余卷，“并付史馆”。二年七月，刑部郎中王骞又“奏请采访图籍”[61]，明宗从之。长兴二年(931)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腄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62]。次年，明宗采纳尚书吏部侍郎王权的建议，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各进图经一本[63]。同时，要求诸衙司将诏令、中央和地方的奏对档案、公文等悉数送史馆保存，以备修史之用[64]。十一月，史馆又奏：“宣宗已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65]明宗再次敕准。正是因为朝廷重视，所以后唐官藏文化事业才得以顺利开展，监本《九经》开雕于此时绝非偶然。

后晋、后汉、后周三个政权亦有充实官藏的举措。《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第五》载：天福六年(941)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史馆所阙唐朝实录，请下敕购求。”高祖从之。《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记述此事颇详，道：“监修国史赵莹奏：‘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察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等所撰《唐史》，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所陈条例，请下所司。’从之。”此时距李唐王朝倾覆仅三十余载，后晋官藏连唐朝实录都不具备，以致编修唐朝历史亦感困难，可见其官藏之贫乏。后经采取量核献书者文武才能、“特行简拔”的奖励措施，求得一些书籍。后晋开国之君石敬瑭是靠契丹援助灭后唐而取得政权的，后来石敬瑭继承者与契丹反目，结果契丹于开运三年(946)攻下首都开封，“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66]，后晋官藏被洗劫一空。

后汉聚书主要在隐帝乾皊三年(950)，据《册府元龟》卷六百零四《学校部·奏议三》记载：“礼部侍郎司徒诩奏：‘臣闻致理之方，咸资稽古；多闻之道，讵舍群书。历代已来，斯文不坠。石渠、蓬阁，今则阙于芸编，百氏九流，在广颁于搜访。唐朝并开三馆，皆贮百家，开元之朝，群书大备，离乱之后，散失颇多。臣请国家开献书之路，凡天下文儒，衣冠旧族，有收得三馆亡书，许报馆进纳，据卷帙多少，少则酬之以缗帛，多则酬之以官资。自然五六年间，庶几粗备。’从之。”此事虽得皇帝赞准，但未来得及实施，后周便灭了后汉取而代之了。

周世宗是个有作为的君王，即位不久，即下诏求书。据《旧五代史·周书七·世宗纪第三》记载：显德三年(956)十二月，诏曰：“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四年正月，兵部尚书张昭又上言：“奉敕编修《太祖实录》及梁、唐二末主实录……兼请于诸道搜索图记。”[67]世宗从之。

五代君王频求书籍，一方面反映他们重视官藏建设，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官藏贫乏，他们不得不有此举，用以彰显其文治武功。

南方诸国因战争相对少些，加上自六朝以来，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自然生态愈加适宜人们生产、生活，所以其官、私藏书皆有长足进步。十国的官藏，南唐、西蜀、吴越最为充实。据宋马令《南唐书·归明传下·朱弼传》记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又《文献通考·经籍考》云：“自诸强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审。”《宋史·王贻孙传》亦道：“太祖平吴、蜀，所获文史副本分赐大臣。”可见这几个割据政权的官藏的确丰富。

升元元年(937)，李代南吴称帝，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国号唐，史称南唐。李勤于政事，采取“息兵安民”政策，对外与邻国和睦相处，对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鼓励商业。与此同时，他开立太学，实行科举，广建书院、画院，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士人为躲避北方战乱，纷纷投奔南唐，“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儒衣书服，盛于南唐”[68]。李登基前，曾为南吴聚书万卷，其代吴后，这些书籍尽归其有。据陆游《南唐书·陈觉传》记载：“烈祖以东海王辅吴，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之讲评古今，觉亦预焉。”登基后，他持续从事聚书活动，时人刘崇远在《金华子杂编》卷上对此有一段概括，道：“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这段话或许有些过誉，但它反映了南唐政府对官藏文化建设的积极作为。

之后的元宗及后主，也都好儒学，喜聚书，终使其官藏富达十余万卷。马令《南唐书·朱弼传》记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制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馀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校雠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其官藏不仅丰富，而且皆“雠校精审”，质量很高。正因为拥有如此丰富藏书，所以后主赏赐朝臣书籍一次竟达万卷。《十国春秋》卷三十《南唐一六·张洎传》记载：“后主每兄弟宴饮，作技乐，洎独得预。为建大第宫城东北隅，及赐书万卷。”南唐官藏量大质优，是与著名学者徐锴潜心南唐官藏建设分不开的。陆游《南唐书·徐锴传》记载：徐锴“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徐锴(920－974)字楚金，幼孤力学，善于为文。初仕南唐为秘书省正字，后为屯田郎，知制诰，累迁内史舍人。与其兄徐铉为当时著名学者，并称二徐。徐锴长时间在国家藏书处供职，又精文字之学，其个人才学与兴致结合一起，相得益彰，从而为南唐官藏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历史上，正是有无数像徐锴这样敬业的学者，才使我们的古籍有了善本，也才使它们保留下来。

不过，在宋太祖灭南唐过程中，南唐部分书籍和书法珍品遭到了毁损。马令《南唐书·保仪黄氏传》记载：“初，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皆系保仪所掌。都城将陷，后主谓黄氏曰：‘此皆吾所保惜，城若不守，即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图籍俱炀，靡有遗者。”从唐后主处理这些图籍方式看，他的败亡在情理之中，只可惜了这些珍宝。

蜀地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地理独特，易守难攻，宜于割据，历史上每遇国家动荡，都会有人在此称帝建国，此时亦是如此，先有前蜀王建自君，后有后蜀孟知祥立国。在政治上，他们虽无多大建树，然于官藏事业都曾予以关照和推进。据《十国春秋》卷三十六《前蜀二·高祖本纪》记载：永平元年(911)，“是岁，始作新宫。命集四部书，选名儒专掌其事。”同书卷四十一《前蜀七·王锴传》亦载：“永平元年，高祖作新宫，集四部书于中。”六年之后，又建文思殿，购置群书充实。同书卷三十六《前蜀二·高祖本纪》又载：通正元年(916)，“建文思殿，命清资五品正员官购群书实之，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

后唐大将孟知祥在灭前蜀战争中立有大功，被后唐政府封为西川节度使，他趁后唐内乱之机，于闵帝应顺元年(934)在成都自立为帝，建立后蜀政权。时后蜀官藏有一万三千卷，这或许直接从前蜀承继所得。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记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为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自唐朝以来，西川即为刻印书籍的中心，文化积淀厚重，加之后蜀宰臣毋昭裔贫时因向人借书而遭冷遇之特殊经历，达后酬志，积极兴办学校，大力推动刻书事业，从而使蜀地出版业兴旺发达，自然，后蜀官藏也较为丰富。

吴越于唐天皊四年(907)立国，建都杭州，统辖江、浙富饶之地。自开国国君武肃王钱霮开始，就很重视文化事业，他数十年间，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普及教育，使江、浙一带安定繁荣。钱霮本人文化素养极高，文武兼备，能诗会画，在位期间，聚书苦读，据《十国春秋》卷七十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记载：宝大二年(925)冬十月，镇海、镇东进贡，贡品中有“《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钱霮为政之暇，敦促“诸子孙讽诵诗赋”。因此，其子孙大多好学，且喜聚书。同书《钱傅瑛传》记载：钱霮第三子钱傅瑛“天性英敏，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同书《钱文奉传》又载：钱霮孙钱文奉“涉猎经史，音律、图纬、医药、鞠击皆冠绝一时……所聚图籍、古器无算。”同书《钱昭序传》亦载：钱霮重孙钱昭序“好学喜聚书，书多亲写。”同书《钱昱传》再载：钱霮另一重孙钱昱“雅善琴画……尤好学，喜聚书，多所吟咏。”同书《钱惟治传》还载：钱霮另一重孙惟治好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惟治弟惟演也是博学能文，“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由此可见其家学门风。这是一个以文治国的统治家族，一个崇尚文化的社会，所以其官藏富赡。当其归附宋时，太祖“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69]。

此外，荆南(南平)、闽两个割据政权也有藏书，宋太祖灭掉这两个政权时，尝“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70]，但数量不明。其它诸国官藏情况史无记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