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至前5世纪，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中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共伴出之前不多见的新型遗物，同时地区内流行的各种青铜器通过技术革新转变成新的类型和样式。作为土著遗物技术革新的产物，可试举辽西型郑家窪子式（AⅢ式）琵琶形铜剑和南洞沟类型（B型）T字形青铜剑柄的出现以及此类青铜器向辽宁全境广为扩散现象；而通过区域外交流（河北北部北方系宗族集团或势力）传入并新进复合的遗物，有铜戈、细长形铜斧、环首铜刀、三棱形有鞏式铜镞、二连式马衔、凹口式铜铃等。
把辽宁地区的这些遗物共伴出的遗址及与之相同阶段性的所有遗址群编年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1]的主要依据是：这一时期通过与域外圈的交流而新进复合的各类外来系遗物所具的时间性。
举个例子，南洞沟类型的环首铜刀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中国内地流行的形态，而形态属性上属于古式的水禽形带钩[2]以及由此派生的曲棒形带钩的出现时期，分别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中叶前后时期[3]。二连式马衔具有内环与外环呈圆形且外环大于内环两倍的特征，同一种形态的遗物在中国内地集中出土时期是中州路Ⅱ期[4]，即公元前6至前5世纪。
此外，从三官甸石椁墓中共伴出土的黄金、青铜制卧虎饰及卧鹿饰[5]，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内蒙古中部至河北省北部地区流行的斯基泰系动物样式[6]完全一致；而凹口式铜铃在内地流行的时期是商代末至战国前期[7]；南沟洞出土的铜簋与唐山贾各庄M18出土的极其相似[8]，从其遗物组合上看，比公元前4世纪的河北省易县燕下都M31[9]和三河大唐迴M1、双村M2[10]遗址略早于一个时期[11]。
总之，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辽宁地区已经形成共伴琵琶形铜剑等带有特征性青铜器的文化类型，而大部分是属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辽宁地区形成的土著类型。辽东北部（太子河流域至寇河流域）的石棺木、老城型壶、美松里型壶、大伙房型罐等二道河子类型；辽东南端（大连地区）的岗上型积石墓、岗上型土器等岗上类型；辽东东部（浑江流域）的石棺木、大梨树沟型土器等大梨树沟类型均属于这一文化类型[12]。
这一时期，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十二台营子文化圈以及辽河东岸沈阳一带出现了与原有地区文化传统不同的新的地区文化类型。前者是以喀左一带为中心的南洞沟类型，后者是在沈阳一带新近形成的郑家窪子类型。这两个类型在遗物复合上呈现十二台营子文化的核心遗物要素，由此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文化内的两个不同类型。两者的差异在于对外来遗物，前者表现比较开放，后者则相对保守。
图1 南洞沟类型的主要遗物
1-3、8、13、15：喀左南洞沟 4-7、9-12、14、16：凌源三官甸
那么，这个时期十二台营子文化分化为辽西类型（南洞沟类型，图1）和辽东类型（郑家窪子类型，图2）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一个文化内的两种文化类型出现开放性的差异呢？
图2 郑家窪子类型的主要遗物（沈阳郑家窪子M6512）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十二台营子文化的类型分化，早在此前时期就已经出现。十二台营子文化的空间范围不断向辽东方向扩散，以及交流中心和对象的多样化势必造成这种结果。十二台营子文化早在公元前8至前7世纪起就已经形成与辽东地区的交流关系，这样到了前6至前5世纪，其区域中心已进入辽东北部的东北大平原地带，即沈阳。而郑家窪子类型则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即医无闾山和辽河把它与辽西地区完全隔离开来，从而导致其文化的保守性。
与此相反，公元前6世纪前后时期，随着河北省北部的北方文化成为十二台营子文化的主要交流对象，作为这种交流关系的呼应以喀左为中心的南东沟类型应运而生。喀左和凌源是从河北省北部经由青龙河上游进入辽西地区时必先抵达的地区。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河北省北部的北方系文化成为十二台营子文化的主要交流对象的情况下，该地区逐渐成为物资和信息的集散地。结果，喀左也成为南洞沟类型（文化开放性）的中心地区。
自古以来，以喀左为中心的辽西西部地区就是十二台营子文化的周边、外围的地区。公元前10至前9世纪喀左地区尚属于魏营子类型后期的土坑墓文化圈（图3），有别于十二台营子文化。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并入以朝阳为中心的十二台营子文化圈。喀左在十二台营子文化圈内的边缘性，从喀左一带全然不见公元前6世纪前半期大型墓葬的事实中得到证实。这一状况到了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凌源三官甸石椁墓群的存在事实中可知，喀左已俨然成为辽西地区的第一中心[13]。
图3 喀左和尚沟A区（魏营子类型）和B-D区（十二台营子文化）出土遗物比较
Ⅰ.喀左和尚沟A区 Ⅱ.喀左和尚沟B-D区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辽西地区喀左一带的中心地位，从其遗物副葬能力和墓葬规模的比较充分体现出来。即同一时期在喀左一带出现了副葬数百件武器类、威饰类遗物的大型墓葬，而在辽西的其他地区则出现了副葬少量武器类、威饰类遗物的小型墓葬。同时喀左地区出土了当时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黄金制品，而辽西的其他地区则不见此类遗物。此外，只有在喀左一带出土了镕范，它是确认能够直接制作外来系新器种的物证。
喀左一带，主要是通过掌控交易及中介而成长的。这一点，从凌源三官甸的外来系遗物和其他地区的遗物处在对应关系，这一现象中得到证明。例如：三官甸的卧虎青铜装饰与锦州田九沟[14]的以及大连楼上的[15]相对应；三官甸的二连式马衔与郑家窪子M6512[16]的相对应。这说明，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喀左一带通过与河北省北部的北方系文化集团的直接交易，不仅接受了新器种还在辽宁地区内进行此类制品的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传入喀左一带的青铜制品有：环首大刀、铜戈、二连式马衔、细长型铜斧、有鞏式铜镞、凹口式铜铃、各种动物样式等，其中一些制作比较简单的制品是在以喀左为中心的辽西西部地区直接制作成的[17]。他们还积极制作新的青铜制品。凌源三官甸石椁墓出土的变型扇形铜斧[18]和凌源河汤沟M7401的短锋铜矛[19]属此类制品，前者是由河北省北部传入的细长型铜斧与土著的扇形铜斧相结合的，后者是琵琶形铜矛和中国式铜矛相结合而诞生的新制品。
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与辽宁地区的交流关系，直接影响了河北省北部地区，人们通过交易很自然地接受了十二台营子文化的部分遗物要素，而非直接引进成品。河北省北部地区全然不见生产于辽西地区的遗物的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大体上产于河北省北部地区的有铜剑是结合琵琶形铜剑（剑身）和有柄式铜剑（柄部）属性而制作成的新型混合式铜剑（图4），隆化下甸子和骆驼梁土坑墓群、丰宁县的收集品[20]等可视为其标本遗物。
图4 河北省北部出土变型琵琶形铜剑和琵琶形铜剑剑身混合式铜剑
1.河北省承德市土山乡 2.河北省隆化县下甸子
附带说明一下，鉴于相关遗物的出土地，主要与十二台营子文化南洞沟类型进行交流的地区是燕山脉东部地区，即，潮白河、滦河上游地区。由于七老图山脉（海拔900～1700米）和大青山（海拔1224米）横亘于此，从地形上与大凌河上游辽西地区分割开。但是青龙河上游及其支流上分布着纵横的构造谷，还有从滦河支流瀑布上游平泉至喀左形成的山地、丘陵都使其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看来，人们早已通过至今仍在使用的隆化-承德-平泉-喀左、凌源一线公路进行了多种形态的交流[21]。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形成的辽西西部和河北省北部的交流关系，给辽西整个地域的十二台营子文化带来重大变动，结果除石椁墓和琵琶形铜剑以外的大部分遗物要素，被河北省北部北方文化遗物以及十二台营子文化与河北省北部北方系文化样式相结合的混合式遗物要素所代替。于是辽西地区在遗物复合上呈现了与公元前8至前7世纪大不相同的样子。这就是以喀左一带为中心的琵琶形铜剑文化南洞沟类型。
即便是在土著性很强的土器类亦发生重大文化变动，说明十二台营子文化南洞沟类型有了全面的文化变动。以土器为基准，辽西地区的十二台营子文化可分为红褐色、灰褐色土器时代[22]（罐、碗，公元前9至前8世纪）和黑色磨光土器时代[23]（罐、碗，公元前7至前6世纪前叶），这两个时代的土器只是在有无黑色磨光上有差异，在器种和器形上并无差异。到了公元前6至前5世纪进入灰色土器时代，开始流行之前并不显眼的长颈壶等。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辽西地区流行的长颈壶，除了它是灰色土器以外，还采用了慢轮技法和整面手法（土器表面），较之于之前辽西地区的土器具有革新性。考虑到同一个时期在内蒙古中部至陕西、山西北部为中心的长城一带流行灰褐色和灰色系长颈壶[24]，这种革新很可能就是与河北省北部北方系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的。只是在长城地区出土的长颈壶上常见肩部竖环耳属性消失了，由此可见同一器种在辽西地区，其用途是不同的。
在辽西全域发生的文化变动对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地形上引发巨大的变革，形成了以喀左为中心的南洞沟类型文化和以辽东沈阳为中心的相对保守的郑家窪子类型文化。郑家窪子类型的主要遗物要素有郑家窪子式（AⅢ式）琵琶形铜剑、波罗赤型（A型）T字形青铜剑柄、炮手营子式（AⅡ式）扇形铜斧、十二台营子型（A型）多钮几何纹镜、郑家窪子型壶、断面圆形黏土带土器、土坑墓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要素均属于十二台营子文化的典型遗物。
综上几点考虑，笔者认为郑家窪子类型是，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辽西地区的物质文化发生巨变的情景下，辽西地区具有文化保守性的遗物集团渡过了辽河并在沈阳一带安置据点，从而形成的十二台营子文化的地域类型。当然它的出现对辽东土著类型影响深远，举个例子，这一时期该地区原有的辽东型（B型）琵琶形铜剑完全被十二台营子型（A型）琵琶形铜剑所代替。而辽西与辽东地区的同质化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正式化。
于是到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辽宁地区以医无闾山为界东西两侧地区形成了具有类型差异的两个十二台营子文化中心。那么，这两个类型在十二台营子文化内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与此相关，南洞沟类型大量复合了当时最新的遗物及黄金制品等要素，由此，也许有人会得出郑家窪子类型比南洞沟类型处于下位的结论。然而，由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和类型的差异，两个类型的组合遗物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最新遗物和黄金制品的缺失不能成为反映地位差异的唯一指标。就是说从空间上两个类型以医无闾山为界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郑家窪子类型则因地域的特殊性，其交流对象自然是与南洞沟类型不同。
所以，两个类型的一方抛弃了原有的多钮几何纹镜开始采用黄金卧虎饰或镶嵌绿松石的青铜蛙饰等威势类，而另一方仍把传统的多钮几何纹镜当作象征权威的器物采用。郑家窪子M6512的一座墓葬中就出土了多达169件中国式铜镞（两翼有茎式98件，三翼有鞏式71件），如此副葬规模已超出青铜器时代辽宁、吉林以及朝鲜半岛出土的所有铜镞数量。由此判断这两个类型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水平还是相当的（图5）。
最后再说明一下，郑家窪子类型对十二台营子文化与辽东土著类型的交流关系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直到公元前8至前7世纪，十二台营子文化与辽东地区的交流是以辽河两岸作为缓冲地带、通过间接接触进行的。其结果，辽东地区虽然也流入了琵琶形铜剑的仿制品，但较之于辽西地区的遗物复合具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伴随着公元前6至前5世纪郑家窪子类型的出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发生了巨变，郑家窪子类型的生产品和制作技术开始急速流入了辽东地区。
图5 辽西南洞沟类型和辽东郑家窪子类型的遗物等级比较
A：南洞沟类型 B：郑家窪子类型
结果，除辽东东部之外的辽宁全境至少在青铜器方面编织成同质的文化单位，只是在墓葬、土器、石器上十二台营子文化与辽东土著类型之间仍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例如：由于郑家窪子类型的出现，可能受到最大冲击的辽东北部，除了传播性很强的青铜器之外，绝大多数的遗物要素仍保持着其土著原貌。这种现象在辽宁南端也基本相同，这个时期流行的积石墓、岗上型土器、石纺轮、石管饰、三角凹底石镞、环头石器等遗物要素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总之，直至公元前6至前5世纪，辽宁地区的诸多青铜器文化尚未形成单一、同质的文化单位。尽管如此，辽东的各个类型在物质文化上正在经历着巨变，在辽东北部地区石棺墓制衰退、变型的同时开始普及十二台营子文化的威势类[25]，而在辽东南部地区则支石墓制衰退的同时土坑墓制、辽西型郑家窪子式（AⅢ式）琵琶形铜剑、郑家窪子型壶等开始扩散[26]。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没过多久在辽宁地区终于形成了同质（尽管保持地域性）的青铜器文化。
注释
[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2]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第301页。
[3]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第279—284页。
[4]代表示例为洛阳中州路M115∶48和M2717∶20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图版56-2，68-2。
[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第2期，图7-1，2，4。
[6]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毛庆沟、河北省张家口、延庆县军都山、滦平县茼子沟78M18、76M16和满城县采石场以及唐县钓鱼台遗迹等为其代表示例。
郑绍宗：《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文物春秋》1991年第4期。
[7]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8]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75页。
[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64—1965年燕下都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
[10]廊坊地区文物管所三河县文化馆：《河北三河大唐迴、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第4期。
[11]贺勇：《试论燕国墓葬陶器分期》，《考古》1989年第7期，第642—648页。
[12]吴江原：《琵琶形铜剑文化与辽宁地区的青铜器文化》，清溪2006年，第345—360页。
[13]吴江原：《辽宁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以及地域群间的交涉关系》，《东北亚先史及古代史研究方向》，学研文化社2004年版，第88—90页。
[14]王成生：《锦西台集屯营房古城址调查》，《锦州文物通讯》1985年第2期；王绵厚：《关于锦西台集屯营房古城的历史考察——兼论古代“屠河”与“徒河”》，《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15]旅顺博物馆：《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朝中共同考古学发掘队：《中国东北地方的遗迹发掘报告（1963—1965）》，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0年版。
[16]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窪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7]通过凌源三官甸石椁墓中出土的冶炼用送风管以及细长型铜斧之镕范可知。
[18]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第2期，图2-左。
[19]靳枫毅：《朝阳地区发现的剑柄端加重器及其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第2期，图7-3。
[20]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第2期。
[21]吴江原：《辽宁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以及地域群间的交涉关系》，《东北亚先史及古代史研究方向》，学研文化社2004年版，第80页。
[22]笔者把此类型归类为袁台式土器。
[23]笔者把此类型归类为东岭岗式土器。
[24]许永杰：《长城沿线周秦时期双耳陶器的初步考察》，《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第5页。
[25]可试举本溪梁家的埋纳遗构为例。魏海波：《本溪梁家出土青铜短剑和双钮铜镜》，《辽宁文物》1984年6期；魏海波：《辽宁本溪发现青铜短剑墓》，《辽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会议文集》1985年。梁家埋纳遗构里出土了辽西型东岭岗式（AⅡ式）琵琶形铜剑、十二台营子式（BⅡa式）剑柄头饰、变形十二台营子型（A型）多钮几何纹铜镜。
[26]可试举长海上马石M3为例。（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长海县上马石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82年第6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