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分析中、韩两国文化发展脉络
绍兴博物馆 彭 云 金余池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农业的发生和发展，逐渐推动了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剧，即文明的起源。据确定的全世界农业起源中心有三处，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分别是小米（粟和黍）和大米（水稻）的起源地。浙江地处长江下游流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个多山脉、多丘陵、多河流和多湖泊的地区。受地形、地貌及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今浙江境内的活动及其文化遗存呈现出多样而复杂的面貌。通过浙江地区水稻考古遗存与韩国水稻考古遗存的对比分析，印证研究中国水稻文化通过东海直接传入韩国的可能性。
关于水稻文化的起源，据考古资料证明浙江是人类最早开始人工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目前，浙江田野考古发现史前人类水稻文化的遗址，主要有以下七处：
（1）11000年前左右在今金华浦江上山文化就有人类的水稻遗迹。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联合对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渠北村和三友村之间的上山遗址进行发掘。遗址地处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河谷地带。浦江位于浙江的中西部地区，东临浦阳江，南靠东阳江，西通富春江水库，北与富春江相连。出土遗物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进行的C14测定其上限年代距今约11000多年，下限年代距今约8600年左右。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上山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是遗址原始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农耕用具，主要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也发现了少量的磨制石器。石器的类型分别有石锛、石凿、石镰形刀和石磨盘等用具。石磨盘的出现证明上山文化的先人基本掌握了稻谷去壳的先进技术。上山遗址的夹炭陶片中普遍发现有意识掺和进去的稻壳、稻叶遗存，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进行水稻人工种植的实物证据。[1]
（2）在上山遗址的东面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左右的嵊州小黄山遗址，遗址位于嵊州市甘霖镇上杜山村。2005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组织在当地文物部门的支持下发掘了该遗址，遗址分布范围5万平方米。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陶器、石器等遗物。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物涉及碗、罐等日常生活用具，石器以农耕生产用具为主。是上山文化的延续。[2]
（3）沿浦阳江北上钱塘江流域发现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萧山跨湖桥遗址。遗存位于杭州萧山区中南部的湘湖之滨。1990—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地文物部门组织发掘了该遗址。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的农具质地有石器、骨器、角器和木器等。石器种类有：石锛、石斧、石凿、磨（盘）石和卵形石等，骨、角器种类有：骨耜、骨匙、复合骨器等。木器种类有木器柄、木勺、木铲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艘残长约5.6米独木舟。因砖瓦厂取土将船的一头挖失，独木舟的东北端保存基本完整，船头上翘，比船身窄，宽约29厘米。离船头25厘米处，宽度突增至52厘米。水稻文化在跨湖桥遗址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T0409、T0410、T0411、T0512、T0513等5个探方中都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稻谷、稻米和稻谷壳等稻遗存。（图1）[3]
图1 跨湖桥遗址出土
摘自：《跨湖桥——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著。
（4）自钱塘江沿姚江南下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西距宁波余姚县城24公里，东距宁波市25公里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左右余姚河姆渡遗址。1973年为配合工程施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了遗址的部分遗存。分布面积约4万平方米。遗址中发现有干栏式建筑遗迹，木建筑有隼卯结构类型的特征。遗址出土的农耕用具的材质有石器、骨器、角器和木器等。石器器形有石斧、穿孔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骨、角器器形有骨耜、骨镰形器、骨凿、角斧柄等；木器器形有木耜、木斧柄、木杵、木槌等。出土的石质色泽多以黑色、灰色为主。制作均较为原始而粗糙，磨制技术并不发达。角骨质类是遗存第一期文化中的主要包含物。骨器种类繁多，器形规整，加工精致皆优于石器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见于第一文化遗存第四层，种类相当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水稻（包括谷壳、稻秆和稻叶）。（图2）[4]
（5）沿钱塘江边还发现了距今约7000—5800年左右的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了该遗址。遗址分布面积约1.5万平方米。该遗址在浙江境内主要分布于太
图2 河姆渡遗址出土
谷长约0.5～0.8厘米宽约0.2～0.3厘米
摘自：《史前双璧》浙江省博物馆编。
湖以南，包括苕溪流域在内的杭嘉湖地区。马家浜文化普遍存在俯身葬。石器以厚重的斧、锛、凿为主，有少量钺。使用玉玦、玉璜等小件饰品。骨、角器使用较多。马家浜发现的植物遗存，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水稻遗物遗迹。[5]
（6）在宁绍平原西南部的诸暨发现了最早距今约6500年左右至商周时期的楼家桥遗址。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发掘了该遗址。该遗址分布面积1.5万平方米，跨新石器与商周两个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存又分早、中、晚三期，晚期为良渚文化遗存。遗址出土的农耕用具材质有石器、骨器、角器等。石器器形有石锛、穿孔石斧、石镰、石凿、石刀等。在楼家桥遗址的土壤和陶片中发现了大量的稻硅酸体，这一结果说明楼家桥遗址及其周围从6000多年前就已经栽培水稻并且一直是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6]
（7）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部，地跨瓶窑和良渚两镇，东南距杭州西湖约18公里，距今约5400—4000年左右的杭州良渚遗址。遗址分布范围大致为东濒大海，南到浙中丘陵北缘、西至茅山、天目山为界，北及江苏海安青墩一线。良渚遗址群内目前已发现遗存点超过100处，包括城墙、高台建筑、祭坛、墓地、居址和作坊等。遗址出土的农耕用具材质有玉石器等。以琮、璧、钺为代表的玉石礼器，出土数量、器物种类、工艺水平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玉石器种类有石锛、石钺、石斧、石犁、石镰、V型石刀和石破土器等。遗址出现了权利中心、城墙、宫殿及多级统治中心，墓葬也呈现贫富和等级分化，宗教的地位明显提升，反映了社会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并趋向复杂化。遗址内的考古发掘多次有水稻文化遗物出土。[7]
关于韩国水稻文化的起源，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观点一、南中国说（长江下游说），韩国有学者通过文献所能了解到的认为，半岛北部地区没有稻子的记载，主要出现了一些五谷的名称。相反，在三韩有“五谷及稻”，由此可知水稻首先是在半岛南部地区得到栽培。此外，就中国而言，也是这样。由于受到来自首先种稻的南中国影响，所以韩国稻子的起源很可能是从南中国传来的[8]。观点二、日本（传入）说。有学者认为：水稻发源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向南传入了台湾，再经琉球半岛，传至日本本州南部，最后经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半岛。即半岛水稻文化的直输地是日本[9]。观点三、中国中部说。日本九州大学冈崎敬教授认为：史前的日本和朝鲜的水稻都属于日本类型（粳稻，短粒），这种水稻原产于中国的中部地区。而日本早期的水稻遗址都是在离半岛南部最近的九州地区发现的，因此，半岛南部很可能是中国水稻传入日本的中介地点[10]。半岛水稻之源在中国中部。观点四、当地起源说。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的原始农业始于新石器时代，在京畿道欣岩里和忠清南道扶余松菊里，以及平壤南京遗迹的史前时期住宅遗迹里发现的炭化米。在陕川凤溪里、晋阳大坪里、江华半岛的素面陶器上也发现有谷粒印痕，说明韩国的农业起源于本土。[11]
从考古资料看，古遗址中年代较早、出土文物已经明确的稻谷遗址有以下四处：（1）位于南汉江上游、朝西南向延伸的低矮“野山”的分水岭上的欣岩聚落遗址。以石质作为农业用具的主要材料。石器的器物种类有石斧、石刀、石磨棒、砺石等。在14座住宅遗址中，从第12、14号的住宅遗址发现了炭化米。遗址还出土了炭化谷物麦、黍、粟等农作物。经C14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260—公元前670年；公元前195—公元前130年。（2）位于平壤市区大同江流域平原地带的南京聚落遗址。以石质作为农业用具的主要材料。石器的器物种类有石刀、砺石、石磨棒等。遗址出土了炭化谷物有米、麦、黍、粟等农作物的出土。经C14测定年代约公元前10至前9世纪。（3）位于锦江流域丘陵地带的扶余松菊遗址是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以石质作为农业用具的主要材料。石器的器物有石刀、石磨棒等，也有涂饰朱红色的研磨陶器。炭化米则在南壁的涂饰朱红色的研磨陶器、中部的炭化米木柱以及大型陶器的旁边都有发现。此外，还在50地区第2号住宅遗址，54地区第2号住宅遗址，55地区窑址出土的陶器底部都发现了稻谷印痕。第54地区长方形住宅遗址采集的木炭，经C14测定年代约公元前715年、公元前615年。（4）位于黄河上游的沙丘的陕川凤溪里史前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前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的圆盘形涂饰朱红色的研磨陶器底部发现了稻谷印痕。出土的石质农具有石刀等器物。[12]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2]《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10日。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编：《跨湖桥——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4]浙江省博物馆编著：《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5]浙江省博物馆编著：《马家浜文化》，《史前双璧》，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编：《跨湖桥——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7]浙江省博物馆编著：《良渚文化》，《史前双璧》，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8]［韩］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9]邵东方著：《国外韩国学研究动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学论文集》（一）1992年。
[10]邵东方著：《国外韩国学研究动态》，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学论文集》（一）1992年。
[11]［韩］沈奉谨，卢京丽译：《韩国的水稻农耕》，《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12]［韩］沈奉谨、卢京丽译：《韩国的水稻农耕》，《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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