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明太祖诏谕看中韩历史

浙江大学　杨渭生

我们这次的会议的主题是“通过相互史料看中韩历史”，这是个好主意、好题目。这涉及中韩双方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实录、正史、野史、方志、族谱、文集、笔记、小说、戏剧、僧传、佛藏、道藏、续藏等等）有关广泛交往和记述对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土、民俗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均可钩沉耙梳，分类整理，研究领域广阔，可深入研究的空间很大。所以，这是非常值得开拓的研究课题。

中韩两国，同处世界东方，都有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文化背景大体相仿。自古以来两国关系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各自为创造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高丽王朝以前的朝鲜半岛，经历了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国时代和新罗时期等历史进程。公元918年王建创立的高丽王朝至1392年享国475年，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高丽王朝与中国五代历代中央政府（包括一些地方割据政权，如吴越等）以及宋、辽、金（包括西夏）、元、明历朝政府和人民，都有密切的交往。亦即从10世纪初至14世纪90年代，高丽王朝与中国上述历朝政府的交往史，是汉唐以来古朝鲜与中国亲密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在中韩古代关系史上是继往开来的阶段。对此，拙著《宋丽关系史研究》（专著）和《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下册），已作了较详记述，但可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有待进一步探索。

高丽王朝后期，自恭愍王王颛十七年，明洪武元年（1368）至恭让王王瑶四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这二十多年间的历史虽短，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少。“从明太祖诏谕看中韩历史”，即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或有益于中韩关系历史的研究。

在上述二十多年中，自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于金陵（南京），即重视邻国，“修书遣使，涉海洋，入高丽，报（高丽）王知之”^[1]。仅据郑麟趾《高丽史》所载不完全统计，自洪武元年至七年中，明朝派往高丽使臣有12人次，颁诏（包括通过中书省致书高丽）22次。高丽通使大明（包括谢恩、贺正、子弟入学表等使）41人次。在这7年中，从明太祖诏谕看中韩关系，基本上比较正常。明太祖诏谕的内容大体上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而发。

其一，关于治国理政。

明太祖一开始指出“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作镇边陲”。接着，便十分关注治国安邦的大事，玺书曰：“近者使归，问国王之政，言王惟务释氏之道；经由海滨，去海五十里或三四十里民方宁居者。朕询其故，言倭奴所扰。因问城郭何如，言有民无城。问甲兵何如，言未见其严肃。问王居何如，言有居而无听政之所。朕因思之，若果如是，深为王虑也，朕虽德薄，为中国主。王已称臣修贡，事合古礼。 凡诸侯之国势将近危，朕所以持危之道不可不谕王知之。中古以来，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今王有民而无城，则民命将危。为国者未尝去兵，今王武备不修，则国威将危。民以食为天，今王滨海之地不耕，则民食将危。凡有国者必有听政之所。今王有居室而听政之所不设，非所以示尊严于臣。若或设之，但不当过于奢侈耳。历代之君，不问华夷，惟行仁义礼乐，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务，日以持斋守戒为事。望脱愆寃，以求再生之福。佛经之说虽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明太祖又纵论古今信佛、佞佛之失，所可汰者，冗僧，是为纠正之一法。又指出：“ 今既为王，有土有民，能举先王之道，与民兴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饱食暖衣，各得其所，生齿日繁，此道若举，佛家之斋戒其可与并驱乎？”明太祖认为这些都是修行之大者，大有益于国家治理。他又提出要注意国防虚实，“非雄武之将、勇独之兵，不可远战于封疆之外。王若守之，非深沟高垒，广其储蓄，四有援兵，不能挫锐而擒敌”。所以，他认为王之责任重大。“惟智者能图患于未然，转危以为安也”^[2]。明太祖多次诏谕中所言喋喋，都是为了治国理政这些大事。

其二，关于文化交流。

明太祖笃信治国之道，当行仁义礼乐，可以化民成俗，长治久安。他出身农家，没有多少文化，却很重视文化。对周边邻国，则关注文化交流，明朝使至，“且知（高丽）王欲制法服以奉宗庙”，“深以为喜”，遂赐高丽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又先后赐给高丽洪武《大统历》、《朝贺议注》、《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3]。自洪武三年（1370）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使中外之臣皆由科举而选”。曾三次颁布科举程式，即乡试，会试，殿试，并遣使通报高丽，诏书说：“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修行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4]同年，高丽遣使京师贺正，举子朴实、金涛、刘伯濡从行，涛中制科。洪武五年（1372）高丽上表，请允许派遣子弟赴明留学。次年（1373），明太祖有旨：“恁中书省回文书去，教高丽国王与他臣下们好生熟议，若是乃为父母以愿令子弟（来中国）入学，为子弟的，听受父母之命来学者，教高丽国王差人好生将来。”^[5]明太祖要“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以示其“责实求贤之意”。这条终明之世贯彻始终，高丽子弟入明就学者多，其中有不少人中了进士，做了官。

其三，关于清剿倭寇。

明太祖不愧是一代开国的英主，涉及高丽朝，他从一开始就警惕着倭寇为患的问题，认为倭寇干扰已是十余年二十来年的事，应注意严加防范。洪武七年五月，高丽曾向明朝要求配给为打造捕倭船只合用的器械、火药、硫磺、焰硝等军用物资。明太祖有旨：“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却不似以前坐视民病，方才有救民之心。似这等行移与中国一般，王颛敢真个依着我的号令。若如此时，把每号令行将去，他必是依着行。早发文书去，教那里（高丽）扫得五十万觔硝，将得十万觔硫黄来，这里（中国）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配制）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幹将官率驾将来我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使）台官即奏：“恐彼无此物”。又钦奉圣旨：“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无。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配制）耳。宰相等只将这号令行将去”^[6]。可见，明太祖对于高丽造船捕倭等军用物资是何等的关注和重视。除官方渠道支援高丽抗倭物资外，高丽还从民间渠道得到中国关于火药配制和器械制造的方法，对抗击倭患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朝还多次提倡名马等军用物资的相互支援，维持友好关系。

上述明初与高丽朝的关系基本上是按照明太祖诏谕的调子走的。恭愍王二十二年（1374）九月，恭愍王遇弑，奸臣李仁任等遂立十岁的小孩辛禑为王，又遣使奔北元。北元乘机插手进来，僭权的辛禑当局耍两面手法，一面投靠北元势力，一面又向明朝京师“告讣”，以表示讨好。这样便形成了复杂的新三角政治关系。明太祖静观其变，坚拒北元，仍与丽朝保持一定关系。在辛禑僭位的十六年间，辛禑当局遣官入明12人次，明朝亦先后断断续续遣使11人次颁诏12次。最后一次（辛昌元年，1389）礼部转达明太祖诏谕：“高丽限山负海，风殊俗异，虽与中国相通，离合不常。今臣子逐父，立其子 ，请欲来朝，盖为彝伦大坏，君道专无，不臣之逆大彰。谕使者归，童子不必来朝。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相干。”^[7]其后，恭让王王瑶即位（1389），又遣使通明12人次，高丽王朝灭亡，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即李朝）代兴，奉明为正朔，中朝友好关系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在李朝（1392—1910）存在的五百多年间。整个明清两代（在日本入侵以前）中朝两国关系都是亲善友好的，上述明太祖诏谕中这三个重要观点一直是当时中韩关系的标杆。这历史经验至今仍值得注意。^[8]

（本文为2013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一届中韩历史学家论坛“通过相互史料看中韩历史”主旨讲演稿）

注释

[1]郑麟趾：《高丽史》卷41，《世家•恭愍王四》（上册），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版，第823页（本文引用《高丽史》均为此本）。1368年正月建明朝，当年十一月即遣使高丽，因“海道艰关”，至第二年夏四月才到。

[2]《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五》，影印本上册，第828—830页。

[3]《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五》，影印本上册，第828—830页。

[4]《高丽史》卷42，《世家•恭愍王五》，影印本上册，第830—832页。

[5]《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七》，影印本上册，第852—858页。

[6]《高丽史》卷44，《世家•恭愍王七》，影印本上册，第864—865页。

[7]《高丽史》卷137，《列传五十》，《辛禑传五》附《辛昌传》影印本下册，第931—969页。

[8]以上有关史料，详见杨渭生主编《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彙编》（下册），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