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铸人生的艺术观

金焰于1928年登上银幕，于1958年因病告别影坛，30年间一共拍摄了34部影片。这34部影片在历史的银河中曾经掀起过无数大大小小的银色的浪花！ 金焰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但从他零星的文章片断中和与人交谈的话语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事业的追求和出众的艺术观。

在一篇《我的自我批判》文章中，金焰曾写道：“如果我的成就只存在于太太、小姐们中间，我未免太藐视了自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投身电影界的目的，是想对社会有点贡献。假如有人把我当做恋爱的对象来模拟，岂不成了个绝大的罪人！”在“左联”革命文艺路线影响下，金焰，这位血性青年很快地成长起来。在银幕上，他脱掉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参加到筑路工人的队伍中去了，他唱出了“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挑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就曾邀金焰参演合作影片。美国一家电影公司计划拍摄赛珍珠的同名小说《大地》，影片的大部分戏都在美国完成，而有关中国农村的生活背景，要到中国来取景。当时，美国导演第一个找的人就是金焰。为这事，金焰跟田汉先生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回绝了美国人的邀请。虽然小说《大地》当时已经是名作，而且对方开出的片酬跟国产片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因为影片的内容主要反映中国的贫穷和落后，金焰毅然放弃。当时圈内的一些朋友颇为不解，有的说：“你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怕什么？”他回答：“中国也是我的祖国，不论朝鲜还是中国，我一样怀有赤诚的爱。”他无法出演把中国描绘成那种样子的电影。^[2]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递交了投降书。战争结束后金焰来到重庆的二姑家，二姑问他：“韩国临时政府的人都忙着回国呢，你呢？”金焰的回答是： “二姑，我两岁到中国，长在这里，学习这里的语言；我在上海成为明星，当演员后参加过中国的革命，对我来说，中国是真正的祖国，朋友们也都是中国人。而朝鲜南部由美军掌控，要是我回到体制不同的韩国，迄今为止通过拍片进行的革命努力，不都白费了吗？而且，这是背叛祖国和朋友的事情。”这就是金焰在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会使他就此与妈妈、二姑以及亲人们分离，虽然非常痛苦，但他还是无怨无悔地选择留在了中国。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金焰曾给身在广州的朋友唐瑜写过两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愉快情绪。他怂恿唐瑜回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两人一起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朝鲜，金焰看到年迈的妈妈身体还挺硬朗，每天都要在一架木制的机器上编织草绳，已经在朝鲜文化机关中工作的小妹也赶来会了面。金焰希望妈妈能够到中国来住，给儿子一个尽孝的机会，可是妈妈执意不肯。“是啊，儿子们都在中国没错，有被称作皇帝的，也有当医生的。但是，你爸爸是为了什么才去中国的啊？不就是为了祖国光复么？现在好不容易我们独立了，难道我不应该替他回来好好守着这里么？你们在那里好好过吧，妈妈离不开这里，知道你们挺好的，就安心了。”妈妈态度如此坚决，金焰只能一个人回来了。离开妈妈走上大路时，看着天上不时出现的美国飞机，金焰跟唐瑜谈起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的计划。^[3]就在金焰访朝回来后的第二年3月，妈妈就离开了人世。

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不愿意赞美他的是那些太太小姐，不承认一个演员只是被太太小姐消遣的东西！在金焰看来，成名作《野草闲花》比较别的戏，题材尚属可取，但是，“我们的导演孙先生，是一时的趣味性，卖弄着他的小聪明，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他缺少社会经验，他所以做这本戏，并不是真实的同情而仅仅是想从破烂中找出美的趣味来。不过他究竟是有希望的，望他能实地去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不要再幻想”^[4]。曾经挣扎于贫困线，实实在在触摸过生活的粗砺与磨难的金焰，对电影中美化残酷社会的做法不予认同。金焰对于和导演万籁苍合作的《恋爱与义务》，同样提出尖锐的意见：“这剧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写的，我们看它的结论就可以知道，不过正确不正确是个大问题。如果现代的社会上不会发生阶级斗争的话，我就相信它是对的……这剧本至少是个病态的，我很可怜我自己，做了这种助长封建势力的戏。”^[5]金焰如此激烈的主张，有时也被评为自大傲慢，但他从不向舆论妥协。现在看来，不得不佩服金焰的眼光是很锐利的。孙瑜在1934年编导的《大路》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大路》以其无与伦比的雄壮与畅快，傲立于30年代风起云涌的电影版图，这也是无声电影中最成熟的影片。早期中国影史上，实难找出一部像《大路》这般青春恣意，又充满阳刚之美的作品。为了抵抗侵略者的铁蹄，一群筑路工人在金哥（金焰饰）的带领下，抢修一条重要的军事公路；为了筑路，他们同汉奸斗争到底，最后牺牲于敌机轰炸下，但一辆辆杀敌的军车碾过公路驶向远方。孙瑜为该片主题歌《大路歌》（聂耳作曲）所作歌词的最后两旬是：“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大路的象征意义一目了然。《大路》中明星荟萃，可以说是一部“群戏”。金焰和张翼、郑君里等演员和真正的筑路工人一起赤膊上阵，挽着粗绳，拉着铁磙，喊着劳工号子。即使在今天看来，还能叫人热血沸腾。^[6]

有次秦怡与金焰一起看了本外国片，感觉很好，但秦怡不明白为什么好。金焰给秦怡分析，“这是导演与观众有很多共鸣，有着一种心理的默契，非常清楚观众需要看什么，观众此时想看到人物的近景、特写，他就让观众看到人物的近景、特写，观众希望看到人物将怎样处理面临发生的一切，就给观众看足这一切，这样观众与人物一直是有共鸣的。而不是让观众看出我导演的本事很大，故弄玄虚地搞一套，不是故意地去耍弄什么蒙太奇，而是使这种蒙太奇为人物和剧情的发展服务，各种各样的手法只要是能加强这种需要的就肯定会好，当然剧本永远是重要的……”与金焰共同生活了37年的秦怡，说自己从未听金焰发表过对艺术问题的见解，也从未去研究过他的表演究竟有哪些长短处，他也从来不喜欢更不热衷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连秦怡对他在表演上的看法也和别人的看法一样，认为他只是个本色演员，并非有些人那样是实力派演员。但秦怡后来改变了看法，由于金焰在解放后没有演过主角，当然不被重视，但后来秦怡在认真观看了金焰的影片片段后，觉得他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表演能力，他塑造的几个配角人物都演得恰到好处。像《伟大的起点》中的一位领导干部，他既有高级干部的气质与身份，也有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的一面，不温不火，本来这种干部形象也可能演成一个哼哼哈哈的很概念化的人物（那时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干部形象出现的），但金焰没有这样处理；他演的《大地重光》中的机枪手，以及藏族老爹等，也都是极有生活，极真实的人物。^[7]

金焰不仅自己有丰富的演出经验，而且还很善于通过各种方式把这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影片《暴风中的雄鹰》时，其中有这样一场戏：无耻的内奸索甲，借送羊肉之机，突然向起义领袖老巴尔举刀行刺。老巴尔猛力一推，索甲倒地，他站起来举刀再刺时，被老巴尔威武凛然的正气震慑住了，吓得狼狈地逃去。剧中饰演老巴尔的正是金焰。饰演索甲的是青年演员孙敖。由于金焰声望很高，孙敖对他十分尊重，平时相处得也很好，所以，在拍摄这一场景时，孙敖的情绪总也进入不了那种仇视、愤恨的境地，一连几次试拍都达不到要求。金焰决定要帮帮孙敖。一天，摄制组又进行这一情节的试拍。孙敖举刀刺来，金焰躲过后，突然真的用力猛推了对方一把，把他掀出去老远，正好摔在一个坚硬的道具上。这一意外的刺激，使孙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敌对”和“愤怒”的火——他被推进规定情境之中去了。导演笑了，说：“对，就要你有这种情绪。”这一镜头顺利地拍完了，孙敖从中体味到了金焰所用激将法的良苦用心，从而获得了创作上的突破。^[8]

1983年12月27日，享年73岁的老牌影帝金焰病逝上海。在此前一年，他才刚刚被落实政策，被重定为国家一级演员。在上海电影界为金焰举行的追悼会上，无数的花朵围绕在金焰的遗体旁边，散发着淡淡的馨香；许多的挽联悬挂在大厅的两侧，传递着人们的哀思；尤其是金焰遗像两旁的挽联，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黄宗英送给他的“留金影坛，化焰云端”八个大字的挽联。这也凝聚着中国电影界对他辉煌一生的高度、综合、浓缩的评价。金焰的前妻王人美这样解释：“金焰拍电影并不是为着好玩，也不是单为赚钱；他是希望能够留金影坛，换句话说，是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够成为时代潮流中的浪花。”自此，他永远长眠在了上海远郊的“福寿园”墓地里。中国为纪念世界电影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举办了“中国电影世纪奖”评选活动。结果，郑正秋等十五位导演，金焰、阮玲玉等十五位演员入选，被授予中国电影世纪奖。其中，金焰在获奖男演员中排在第一位。

上海知名作家程乃珊了解了金焰的身世后，悟出了其中的“大”道理：“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不单单是当时它有24层的国际饭店和黄埔江边那边多的高楼大厦，我觉得上海有点石成金的魅力。很多人其实不是上海人，但是上海造就了他们。”她举例说：“建筑师邬达克没来上海之前，不过是俄国沙皇军队的一个俘虏，但他来到上海之后，大上海就给了他一个机会，他终生都会想念他在上海留下的建筑，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金焰也是个外国人，但是大上海给了他机会，他的事业、家庭最后都是大上海造就的。”为此程乃珊感叹道：“上海这个城市真是伟大。可以同化一个跟它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并且让他脱胎换骨地成为一个上海人。……金焰就是一个上海人。”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金焰就是一个中国人。

注释

[1]王阳春著：《那山•那人•那岁月》，加拿大华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2]［韩］朴圭媛：《寻找我的外公：中国电影皇帝金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唐瑜著：《二流堂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1页。

[4]金焰：《入电影界以来的自己总批判》，《电影艺术》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8日。

[5]金焰：《入电影界以来的自己总批判》（二），《电影艺术》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6]张伟主编：《老上海封面人物》，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7]凡夫、阿亭选编：《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8]聂传学编著：《影坛趣闻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