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藏整理

隋唐官藏整理

一、隋唐官藏整理

隋唐时期官藏的整理一直在进行着，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编制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官藏目录，为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隋朝官藏主要来自北周和陈朝以及历年来的搜聚。这些图书来源不一，有的质量很差，因此，极需要整理缮写，文帝开皇初年即进行了这项工作。据《隋书·萧该传》记载：“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参加者有刘焯、刘炫等人。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属河北)人。曾与另一学者刘炫苦读十年，足不出户，致其学识渊博。刘焯参与校书之事，《隋书》本传记道：“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刘炫(生卒年不详)字光伯，河间景城(今属河北)人。少与刘焯闭户读书十载，博览群籍。其参与校书之事，《隋书》本传记载：“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此次整理官藏，因两位主持人萧该与何妥的观点不洽，中途被文帝叫停。到了开皇十三年(593)，隋朝政府在秘书内省重开整理官藏之局。据《新唐书·王皀传》记载：“隋开皇十三年，召入秘书内省，雠定群书。”此后不久，在秘书省也开始校书。同书《房玄龄传》记载：玄龄“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房玄龄生于陈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十八”当为开皇十五年(595)。这两次整理官藏的结果都不够理想，于是开皇十七年(597)，由著名学者许善心领导更大规模的整理官藏活动重新开始。据《隋书·许善心传》记载：“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追奏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由此可知，李文博、陆从典协助许善心一起完成了这项工程。

许善心(558—618)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今河北高阳)人。父亲许亨，梁、陈时著名学者，藏书家。许善心幼有神童之称。仕陈，任补撰史学士，后加通直散骑常侍。陈亡入隋，除秘书丞。仁寿元年(601)，摄黄门侍郎。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炀帝时，历任礼部侍郎、给事郎、建节尉等，后为叛臣宇文化及所杀。许善心在主持整理官藏的同时，还仿效阮孝绪的《七录》，编制了一部目录书《七林》，这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提要目录，可惜佚而不传。

李文博(生卒年不详)，博陵(今属山东)人。性格耿直，好学不倦，尤其留心明教。每读书至治乱得失、忠臣烈士之迹，未尝不反覆吟玩。文帝开皇中，为羽骑尉，虽衣食乏绝，而清操逾厉。文博本治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及论尤所该洽。其参与许善心整理官藏，《隋书》本传记道：“后直秘书内省，典校坟籍，守道居贫，晏如也。”(www.guayunfan.com)陆从典(生卒年不详)字由仪，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藏书家。幼年聪敏好学，词赋甚佳。稍长博览群书，州举秀才。陈后主时，迁司徒左西掾，兼东宫学士。入隋，为给事郎、著作佐郎，续司马迁《史记》未成而卒。其参与许善心整理官藏，《陈书》和《南史》本传皆未记载，仅见于《隋书·许善心传》中。

此外，还有其他十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官藏的整理。

这次整理官藏大约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最后编成了官藏目录《隋开皇二十年书目》。从开皇初年至二十年，政府遣人持续搜求图籍、整理官藏，主要成果有三：一是校书；二是写书，《隋志·总序》云：“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鈆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三是编目，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疏，请开献书之路，文帝分遣使者，四处访求，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后由牛弘主持编纂了《隋开皇四年书目》四卷；九年(589)平陈，收其图籍，入藏秘府。是年，编成了《开皇九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志》云“开皇八年”，“八”为“九”之讹)；十七年，许善心领导整理官藏后，本传记其编制了《七林》书目情况，而未及其它，但《旧唐志》著录有《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此目当为许善心校书后所编，但未属许善心而属王劭撰。来新夏先生在《古典目录学》第四章第一节“隋朝的目录事业”中解释道：“是因为许善心虽为领导校书者，并未亲手编制。”

隋朝最大一次整理官藏是在炀帝大业九年(613)，由时任秘书监的著名学者柳主持。据《资治通鉴》记载：“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柳(生卒年不详)字顾言，河东(今属山西)人。少聪颖，能属文，好读书，所览近万卷。仕梁为著作佐郎，后为萧鮞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入隋，为晋王(即后来的隋炀帝)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97]仁寿初，为东宫学士，好内典，撰《法华玄宗》二十卷。炀帝嗣位，官拜秘书监，甚得爱信。此次整理官藏，主要任务有三：一是从“复重猥杂”的三十七万卷书中挑选、抄写，补齐一套供皇帝阅览的标准本藏书，即正御本，达三万七千卷，置于东都洛阳皇宫中；二是按照正御本钞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分置两京，而将正御书置于东都观文殿前的十四间书室内；三是编制了正御书目，《隋志》著录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当是这次整理官藏的产物。是目《隋志》著录收书三万七千余卷。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在洛阳打败王世充，进入隋宫，收其图籍，派遣宋遵贵将这些书籍水运长安，途中舟翻书坠，“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这部残缺目录当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但《北史》佚文[98]和《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载正御书三万七千卷，《隋志》所称八万余卷，恐数字有误。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编撰《五代史志》时，就以这部目录为底本，经过增删而成为《隋志》。《隋志·总序》称：“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说明《隋志》只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的增订本或修改本。此目一直存留到编辑《五代史志》之时，由于《隋志》的流行，加之《大业目》已为残本，故而其很快就亡佚了。

文、炀二帝崇信佛教，发展佛典事业，《隋志·道佛序》云：“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文帝在位期间，一面访人译经，一面敕人进行整理，计“写佛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炀帝时，译写经书更是空前的，曾于东都置翻经馆，又“修治故经六百十二藏，计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99]。大业年间，在派柳整理四库书的同时，又遣僧人智果在东都内道场大规模地整理佛经，并别撰目录。《隋志》云：“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录，分别条贯。”隋朝的佛经目录有：释法经等编撰的、于开皇十四年(594)进呈的《大隋众经录目》七卷，著录佛经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译经学士费长房于开皇十七年(597)编撰的《历代三宝记》(又名《开皇三宝录》)十五卷，著录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释彦琮等于仁寿二年(602)编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五卷，著录佛经二千一百零九部，五千零五十八卷；释彦琮于大业初期编成的《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五卷，著录佛经一千三百五十部，二千二百卷；释智果于大业年间编成的《众经目录》，著录佛经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另有释灵裕所撰的《译经录》一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隋众经录目》和《历代三宝记》。

唐高祖武德年间，虽有搜书活动，但由于当时内忧(皇子争权)

外患(全国尚未平定)，无暇顾及官藏“八万卷”的整理工作。太宗地位确立后，随着政权的稳固，全国的安定，官藏的增加，整理、缮写之事提到了议事日程。据《旧唐书·魏徵传》记载：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订四部书。”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晋州西)人。好读书，多所涉猎。太宗即位，擢拜谏议大夫，贞观二年为秘书监，参与朝政，并主持校书工作。当时是边聚书，边校雠，边缮写。其整理官藏仍以传统方式进行，即广备异本，比勘同异，编次篇目，最后撰写书录。由于所聚图籍数量巨大，操作又琐碎繁重，政府不得不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以助其事。经过校写补充完备的图籍，宰相跋尾署名，然后入内贮库庋藏。七年(633)魏徵迁侍中，虞世南由秘书少监升至秘书监，接替魏徵职司，继续领导缮写、校书活动。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馀姚(今浙江馀姚)人。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善于属文。大业初，累授秘书郎。太宗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迁秘书监。这项事务没有告竣，虞世南便辞世了，太宗对其去世，哭之甚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100]此后，缮写、雠校官藏由著名学者颜师古接续。此前，颜师古就已经参加了这项活动，不过，他不是主要领导者。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贞观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里正……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十五年(641)，颜师古就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直到十九年(645)去世，一直在秘阁领导缮写、雠校活动。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显，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于属文。隋时任安养县尉，后坐事免，以教授为业。唐初，官中书舍人，专掌机密。太宗贞观中，曾与魏徵等撰修《隋书》，并受诏于秘书省主持缮写、雠校群书事务。

参加贞观校书活动，目前我们从墓志铭中还检到了谷那律和张玄弼。谷那律(?—约651)，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中，累补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之为“九经库”。寻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其二人参加校书，据《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张玄弼(606—661)字神匡，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五岁而孤，志学，伏膺于大儒谷那律。律为谏议大夫，书秘府。府君以明经擢举第，随律点校坟籍。”[101]

贞观缮写、雠校官藏的领导轴心是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特点是前期重点在整理、抄写和撰写书录，后期重点则是校勘文字，尤其是考定儒家经典。由于当时官藏规模宏大，加上不断有新书补进，而他们的职司又有变化，所以，尽管他们三人递传了这项事务，但最终也未能按最初规划告竣，“至高宗初，其功未毕”[102]，但有阶段性成果。《旧唐书·魏徵传》记载：“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毕备。”同书《颜师古传》又载：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多所里正，既成，奏之”。

高宗朝，承继贞观缮写、雠校官藏事业，继续进行。不过，工作方法有所改变。据《新唐书·崔行功传》记载：“显庆中，罢雠正员，听书工写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随番刊正。”就是说，政府撤掉了贞观时增置的二十名雠校人员，并让百名书手归家抄录，录毕送官取酬，所录之书由无职事的官员轮番刊正。这样进行了数年，实践证明效果不佳，到了乾封元年(666)，高宗只得又改为集儒学之士刊校，校毕再缮写。《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记道：“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馞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参加者还有李嗣真、吴兢等人。《旧唐书·武乘嗣传》记载：“……仍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兢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至仪凤间(676—679)，史官刘应道也加入其中。李嗣真(?—约696)，滑州匡城(今河南长垣西南)人。他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弱冠举明经，为弘文馆学士。高宗奇其才，征拜司礼丞。后官右御史中丞。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则天时入史馆，编修国史。玄宗时，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刘应道(613—680)字玄寿，广平易阳(今属河北)人，一说魏州观城(亦今河北)人。幼好学，遍涉百家子史。后为弘文馆学生。高宗时，历官武功县令、吏部员外郎、雍州司功参军事、秘书少监。其参加校书活动，据其墓志记载：“俄之，奉敕于门下省检校四部群书，广召四方硕学之士，刊定讹舛而进御焉。”[103]大约此时，秘书省又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由此看来，录书程式、校书人选绝不可随意安置，否则损财劳人，空耗资源，雠校书籍还需专职。在这次官藏整理、缮写中，李怀俨作为使臣“充使检校”，在检核已校书入库时，而未尽职，受到降职处分。《旧唐书·李袭志传》记载：“兄子怀俨，颇以文才著名。历兰台侍郎，受制检校写四库书进内，以书有污，左授郢州刺史。”由此可见，当时对整理后之书籍入库庋藏，要求和验收是何等严格。

武后时期，对于官藏事业不很重视，但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据时人张九龄说，“时秘阁群籍，大抵讹谬，有敕召学士详定，公实在焉，为之刊缉，卷盈二万，时辈绝倒，服其博达”[104]。由此可知，武则天时也对官藏进行过整理。又《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记载：文明元年(684)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这是关于内库书的管理，是为防止内库书流散。

唐朝的官藏事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达到了鼎盛，其标志就是建立集贤殿书院，进行大规模地校书、编目工程。开元三年(715)，马怀素、褚无量在玄宗的支持下，便开始着手整理秘书省、乾元殿和丽正殿的书籍，为编目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马怀素于秘书省校书编目马怀素主要负责秘书省的校书、编目工作，秘书少监卢亻甫、崔沔为其副手。据《新唐书·马怀素传》记载：“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炱朽鑘断，签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谬缺。’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并命尹知章、王直、赵玄默、吴绰、韦述、马利徵、刘彦直、宋辞玉、陆绍伯、李子钊、殷践猷、解崇质、余钦、王惬、刘仲丘、侯行果、袁晖、晁良、毋、王湾、郑良金等“分部撰次”；殷承业、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亻甫、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不久怀素就去世了，实际主持此项活动时间很短，故续《七志》的工作仅仅开了个头。

马怀素(659—718)字惟白，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人。藏书世家，代以学闻。怀素年少聪颖，六岁能诵书。师从李善，博览经史，善于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为官正直清廉，转礼部员外郎，充十道黜陟使。玄宗开元中，三迁秘书监。

马怀素卒后，玄宗命秘书省的官员继续修纂，但群龙无首，“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朴卿王毛仲奏罢内料”[105]。

(二)褚无量于东西两京整理内库书褚无量前期主要在东都乾元殿领导校书，后期负责西京丽正殿的图书整理工作。据《新唐书·褚无量传》记载：“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江阳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不数年，四库完治。帝诏群臣观书……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褚无量在丽正殿整理官藏直至病逝，未能竣工，“语人以丽正书未毕为恨”。

褚无量(645－719)字弘度，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人。幼年孤贫，励志好学，刻意坟典。长而精《三礼》及《史记》，举明经，累除国子博士。玄宗为太子，无量复拜国子司业兼侍读。及即位，迁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屡上书陈得失。后主持誊校、搜补内府图籍，直至去世。无量虽未完成丽正殿图书补续任务，但对充实秘书省等处之藏书，还是有较大贡献的。

(三)元行冲总司内外官藏整理之务马怀素、褚无量二人之事业均未及竣工，便相继去世，为了完成他们的未竟事业，玄宗复诏另一学者元行冲总领丽正殿的校书和秘书省的编目工作。此前，元行冲已在秘书省参加“详录四部书”的活动。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元行冲集中人力先在秘书省编目，之后，将所有学者皆迁至丽正殿进行校书。据《旧唐书·元行冲传》记载：“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讄县尉毋、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余书成，奏上之。”又《新唐书·马怀素传》记载：“行冲知丽正院，又奏绍伯、利徵、彦直、践猷、行果、子钊、直、、述、湾、玄默、钦、良金与朝邑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琳、福昌令张悱、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由是秘书省罢撰缉，而学士皆在丽正矣。”丽正校书又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元行冲年老体弱，遂罢去主持丽正殿校书之职。

元行冲被免去负责丽正殿校书事务之后，中书令张说代之，秘书监徐坚为副，时值开元十三年(725)，张说继续领导丽正聚书、校写工作。《旧唐书·职官二》记载：“张说代元行冲，改院为集贤，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说肯让大字，诏许之。自是，每以宰相一人知院事。”张说在集贤院整理官藏，直到开元十八年(730)去世。开元校书虽然不始于他，但与他关系至巨。开元时期，官藏事业能够达于鼎盛，除玄宗本人重视外，也与张说的执著支持分不开。在建立集贤院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旧唐书·张说传》记载：“……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徐坚”，误。《资治通鉴》作“陆坚”，是。)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成功，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陆)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由此可见，张说对集贤院的建设和事业有重大的贡献，而徐坚亦颇有贡献。

张说(667－731)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授太子校书，累迁太常博士。后一直在朝廷任职。玄宗开元初任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历官兵部尚书、再兼给事中、集贤殿学士。为人敦气节，重然诺。为文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徐坚(659－729)字元固，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世居冯翊(今属陕西)。年少好学，遍览经史。进士出身。武则天时，为万年主簿。中宗时任给事中。后为崇文馆学士，修国史。玄宗时，历绛州刺史、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预修《三教珠英》、《唐六典》、《初学记》等，熟悉典礼制度。其辅助张说知集贤院事前，即已于秘书省雠校群书，所以说徐坚对官藏建设也颇有贡献。

张说之后，相继知集贤院校书事的有：开元十七年(729)萧嵩为中书令，加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十八年，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十九年，陈希烈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二十三年(735)张九龄贬官后，“即日(李)林甫代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106]；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卒，杨国忠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从开元十七年至安史之乱的二十余年间，以集贤殿为中心的校书活动一直都在进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唐之校书，开元最久，唐之编目，开元最精。

安史之乱使唐之官藏损失巨大，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努力恢复，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于是整理工作重又进行。据《旧唐书·蒋传》记载：代宗朝，蒋“父在集贤时，以兵乱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乃署为集贤小职。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蒋父子在当时的状况下，用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出二万余卷图籍，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实属不易。数年后，德宗贞元年间，秘书少监陈京再次组织校书活动。据柳宗元讲述：陈京“自考功以来，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纳资为胥而仕者罢之。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制为之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107]可见陈京不仅主持了求书、校书的工作，而且还编制了新的图书目录。

文宗敦尚艺文，对官藏事业极为重视，在官藏得到基本恢复后，便着手组织人力整理经书。《旧唐书·郑覃传》记载：“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成，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程，从郑覃奏疏中透出，开工前，他就计划将整理后的经书，仿东汉政府做法，勒石立于太学。同书《文宗纪》记道：“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得到文宗敕准后，郑覃率领一班人马边校勘正误，边刻石立碑，还是《郑覃传》记述：“时太学勒石经，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经过大约七年时间，这项工程终告完结，并于开成二年(837)将厘定的十二部经书，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和《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刻石立于太学，用以校正传本，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也称“唐石经”。郑覃刻立石经目的同东汉一样，也是为“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此后，至唐朝灭亡，再未见有整理官藏的记载。

唐代整理官藏，对勘正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唐会要》卷六十四《集贤院》云：“(开元)八年十月敕：‘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这是把校勘文字的质量与对官员的考核、升降结合在一起。

唐代整理官藏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唐前期、唐中期和唐后期。前期整理官藏后，有《隋志》的产生，中期有《群书四部录》等系列目录的编著，后期则有《贞元御府群书新录》的纂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