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的爆发，使得修建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铁路迫在眉睫。战争结束后，议会也通过了一项法案，来鼓励修建铁路。太平洋铁路计划从奥马哈动工，一直修到旧金山，国家已经下决心要把国土连在一起，竭尽全力去完成。我得知这一消息时，还在欧洲游览，就立刻写信给斯科特先生，建议争取拿到加利福尼亚铁路线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回信说：“年轻人，你抓住了时机。”
当时在美国，卧铺车厢业务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以至于都无法满足需求，由此促成了普尔曼公司的成立。由于中央运输公司未能很快地占领全国市场，普尔曼先生的铁路公司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芝加哥公司，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从欧洲回来后，就开始实施卧铺车厢运营的想法。普尔曼先生也意识到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也在积极筹划。他确实已成为我的劲敌，不过他更让我学到：有时候，即便是最微小的事，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德伦特经过芝加哥时，普尔曼先生前去拜访，并被请到总裁的房间。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封写给斯科特先生的电报：“您关于卧铺车厢的提议通过了。”电报的位置如此显眼，普尔曼先生无法视而不见，但他仍说：“我相信，在我把建议提交过来之前，你是不会草率做决定的。”德伦特总裁就答应会等他。
之后不久，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召开董事会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参加了，都在争取拿下这个重要的项目。一天晚上，我们在圣尼古拉旅馆的楼梯碰上了，虽然只有一面之交，可我仍然打招呼说：“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您不觉得我们是一对十足的傻瓜吗？”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说给他听：由于我们太在意己方的利益，将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他问。
“联合。”我说，“我们联合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交一份计划书，也就是你我组成一家公司。”
“那你打算叫它什么？”
“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我回答道。
普尔曼默允了，“到我房间详谈吧。”这位卧铺车厢的大人物说。
最终，我们签订了这份联合的合同。随后，我们公司并入普尔曼总公司，我则是普尔曼公司的最大股东。直到1873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我不得不卖掉部分股份来维持钢铁公司的运营。
普尔曼先生及其事业的成功，具有典型的美国创业特色。起初，他只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城要扩建时，他接了许多活儿，有了最初的积蓄。由此发迹，他逐渐成为行业中最主要又最著名的承包商。如果一个旅馆既想增高十英尺，又不打扰客人休息，也不影响正常的生意，那找普尔曼先生准没错。他是为数不多能把握事态走势或抓住时代主流的人，敏锐地感觉到卧铺车厢对美国的重要性，就在芝加哥生产了一些卧铺车厢，并签下了周边铁路线的合同。
我很快就意识到，东方公司无法与普尔曼先生这样优秀的人物竞争，虽然卧铺车厢的专利权仍在东方公司及其大股东、专利创始人伍德罗夫先生那里。也正因如此，我们打了许多与侵犯专利权有关的官司，白白耗掉许多时间，让普尔曼先生有足够精力壮大自己的公司。因此，我急切希望能与普尔曼先生并肩携手，就像与太平洋铁路公司签订合同时那样。很快，中央运输公司也并入普尔曼公司，普尔曼公司的业务走出西部，获得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大西洋主干线的控制权。普尔曼公司超过了任何竞争者。
普尔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有能力的生意人之一。虽然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与失败，但除了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克服种种困难，并维护着公司的荣誉。有一次，他为我讲了一个他从中受益良多的故事：在西部有个老人，遭受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打击，邻居们都同情他，他却说：“我的朋友，你们说得对，我的一生历经坎坷。可奇怪的是，这些磨难十有八九并没有发生。”
的确如此，人生的很多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不值一提。杞人忧天无疑是愚蠢的行为，事情发生之前，糟糕只有一半的可能性。一个明智的人应当保持乐观的态度。
一系列的成功谈判，使我赢得了纽约商界的注意。1871年，我开始与太平洋铁路公司合作，公司的一个董事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们筹到60万美元，好渡过当前的危机。他是在铁路行业委员会朋友的建议下来找的我，说我不但能筹到，还能让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获得到那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线的控股权。我相信普尔曼先生同董事一起来了，这可能是普尔曼先生第一次有求于我。
我答应了。在我看来，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几个候选人引进董事会，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义务帮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了。我去了费城，向汤姆森总裁提出建议：如果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信任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纽约的贷款进行担保，那我们将可以在内部控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汤姆森先生，他一向对公司的财政比较谨慎，可也不愿轻易错过这一回报丰厚的机会。即便60万收不回来，也不过是又一次失败的投资罢了；何况此事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我们已打算将所持有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有价证券转让给他了。
事情顺利完成。我起身告辞的时候，汤姆森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安迪，记住，这件事全靠你了。我信任你，靠你才能拿到所有的有价证券。你也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永远不会轻易损失一美元的。”
我承担了这份责任，结果大获成功。联合太平洋公司希望汤姆森先生做总裁，但汤姆森先生婉言谢绝，推荐了斯科特先生。1871年，我就和斯科特先生、普尔曼先生一起成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我们获得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300万元的股票，它们锁在我的保险箱里，待价而沽。正如我先前所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入，使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攀升。此时，我正要去伦敦参加在奥马哈修建横跨密西西比河大桥的谈判，临行前，我嘱托秘书，作为合伙人之一，斯科特先生有权负责乃至处理这些股票。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斯科特先生卖掉了这些股票，放弃了与联合太平洋公司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从伦敦回来后，我就发现自己不再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诚信合伙人，而是一个以投机为目的的商界老手。本来我们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实力，如今却被草率地丢掉了。普尔曼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也像我一样愤怒。很快，他用赢利所得买回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也想这么做，可又碍于斯科特先生的颜面，可能还会被认为忘恩负义。
就这样，我们如丧家之犬般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对于年轻的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这件事让我与那位影响我最深、最可爱可敬的老板——斯科特先生——第一次有了巨大分歧。汤姆森先生也很后悔，可并未太在意，他觉得我和斯科特先生早晚都会卖掉这些股票。
涉及2500万美元债券的奥马哈大桥建设的谈判很成功。在我到伦敦之前，这些债券大多被联合太平洋公司买走，我的谈判只对他们有利。然而我出发之前，董事会并没有告诉我这一事实，等我回到纽约后，才发现我所有的债券收益、利润，都被他们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不但让我蒙受经济的损失，还白白耗掉许多时间。我以前从没被骗过，对此毫无戒心。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许多人都值得信赖，但有些人就需要谨慎地提防。
同一时期，匹兹堡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总裁威廉·菲利普斯上校走进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急需钱；虽然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担保，可仍没有银行愿意购买他们公司的500万债券。上校确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银行之间已达成协议，即便上校决定打九折，银行家们仍会认为高得不合理。的确，那时西部铁路公司的债券经常打八折卖给银行家的。上校说，他这次来是希望我提一些建议能让他脱离困境，他急需25万美元，但汤姆森先生不肯借给他。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的债券年息为7%，但美国用现金而非黄金支付，因此完全不适合外国市场交易。但我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大量“费城—伊利铁路公司”发行的年息为6%的债券，是用黄金支付。因此，如果拿到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年息7%的债券，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来说是笔不错的交易，更何况他们都已经为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做了担保。
我就打电话给汤姆森先生，问他是否愿意拿出净赚的25万美元利润，借给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汤姆森先生回答说：“当然。”菲利普斯上校很高兴。
作为回报，他愿意给我60天的优先考虑权，以九折的价格购买他的500万元债券。我建议汤姆森先生做这笔交易，这能让他们公司多赚1%的利息，汤姆森先生当然乐意做。我就立刻带着这笔债券的控股权，乘船赶往伦敦。但此行让我遭遇了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我从昆斯顿给巴林银行写信，说要出售一种他们一定会心动的债券。我一到伦敦，就在旅馆发现了他们给我留的一张便条，想约我面谈。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在巴林银行达成了贷款协议：如果以票面价格卖出这些债券，就要扣除2.5%的佣金；而他们则以5%的年息向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贷款400万美元。这样我就能净赚至少50万美元。
就要签署双方协议之际，斯特吉斯先生告诉我，巴林先生将于次日上午到达这里，最好让他知道协议的内容，所以签署仪式要推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我准备发电报给汤姆森总裁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必须等次日合同签署完毕再发。这样我就先回旅馆，刚跨进旅馆大门，一个气喘吁吁的信差递给我一封来自巴林银行的密信：俾斯麦冻结了在马格德堡一亿美元的资产，整个金融界都惊慌失措了。巴林银行致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继续谈及贷款一事。我真是空欢喜一场，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又能怎么样呢？我几乎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庆幸没有给汤姆森先生发电报。
我决定不再去巴林银行，而决定以更低的价钱把债券卖给摩根公司，虽然他们此时正在出售国债。我原本不打算找摩根公司，因为菲普斯上校曾向摩根公司提过此事，但没有下文。可一想到朱尼厄斯·S.摩根，我就决定再试试。和摩根银行打交道，每次都能获得收益，摩根先生很少让我空手而回。我用调侃的语气向摩根先生谈起这次金融事件：为了拓展业务，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允许我用他们的债券换取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后者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为担保。这有极大诱惑性，加上美国市场对债券的需求量很大，如果价格合理，会很容易出手。讲完之后，我说：“摩根先生，如果您能将所赚利润的1/4分给我，我就告诉你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他则笑着说：“看起来公平，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心甘情愿向您支付1/4的利润作为报酬。”
我便将方案拿给摩根先生，他以惯有的态度考虑了此事，决定采纳我的建议。汤姆森先生当时正在巴黎，我去见他，得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急需用钱后，就告诉他我已决定将债券卖给摩根先生。如果他们出的价再高些，我会重新考虑。汤姆森先生说了一个价，仍低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债券的市价，可我还是卖给他一部分；摩根先生也买了一部分。靠这种方式，阿勒格尼山谷公司的债券全部售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拿到了所需资金。可我也后悔没能耐心等待巴林银行渡过危机，因为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我由此得到教训：如果谈判的一方出现意外情况，另一方应当保持冷静与耐心。
债券出售后不久，1873年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一天，皮尔波特·摩根先生对我说：“家父发来电报，问你是否愿意卖出你的那些债券。”
“愿意，”我说，“现在我愿意卖出任何东西换现钱。”
“那好，”他说，“你打算卖多少钱？”
我说，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我的债券已值5万美元，就卖6万美元。第二天上午，摩根先生把我叫去，给我开了7万美元的支票。“卡内基先生，”他说，“你算错了。报告上少显示了1万美元，总共应有7万美元。”
两张支票，一张6万美元，另一张是额外的1万美元。我把那1万美元的支票还给他，说：“这是你应得的，请接受这1万美元，连同我美好的祝愿。”
“谢谢你，”他说，“不过我不能那么做。”
这在早期商界并不常见，却显示出良好的荣誉感，而非单纯的法律权利。自那以后，我就决心只要力所能及，就决不让摩根一家因我而蒙受损失。由此，我再次赢得一份忠诚的友谊。
要想成就事业，必须恪守诚信，自作聪明或者自以为是都是大忌。最根本的准则，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精神。如今，一个人哪怕是为公司利益而犯了错误，也应当立即改正过来。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做久，诚信与公正就远比法律更必要了。我们长期信奉的一个准则，即永远考虑对方的利益，已经带给我们巨大的回报。当然，这不适于投机领域，在那里只有赌徒，而股票投机远不能与这份光荣的事业相比。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朱尼厄斯·S.摩根那样的传统银行家，已十分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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