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和平事业

我早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就对那里的和平协会感兴趣，也参加了他们举行的一些会议，尤其与克里默先生创立的议会联盟走得很近。克里默先生是工人在议会里的杰出代表，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当即捐出了奖金，只留下了急需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对于真正的英雄来说，金钱有如粪土！克里默先生的工资，仅够维持他作为议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但为了和平事业，他贡献出了一切。

1887年，我有幸将议会联盟介绍给克利夫兰总统，他衷心承诺双方之间的合作。从那时起，如何消除战争隐患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无所谓。第一次海牙会议的举行，带给我莫大的欢喜，会议呼吁裁军（虽被证明是天方夜谭），并建立具有现实意义的永久性特种法庭，以解决国际间的争端。这是人类迈向和平最伟大的一步。

如果豪尔斯先生能活到今天，并同上司安德鲁·D.怀特一道参加第二次海牙会议，或许能够建立起消弭战争的国家法庭。当年，就是豪尔斯先生，身负上司使命，连夜从海牙赶赴德国去见该国外长与皇帝，并成功说服他们支持建立国际法庭——仅此一项，豪尔斯先生就足以被写入最伟大的人物史册。可惜，死神在他风华正茂时带走了他。

如果国际法庭得以成立，那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日子，它会向残杀同胞——最深重又最残忍的罪行的人敲响警钟。

安德鲁·D.怀特和豪尔斯先生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之后，建议我在海牙捐资修建一座和平教堂。我说，如果荷兰政府没有这方面的渴求，这样做会显得唐突。他们反对说，在这件事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指望。我就说，在这件事上我永远不会自主行动。

最终，荷兰政府驻在华盛顿的盖弗斯男爵提出请求，我欣然同意，可还是谨慎地说自己会适时给他们政府汇款。但结果是，荷兰政府派人来把钱取走了，我则留了一张150万美元的汇款单作为纪念。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座和平教堂，会因其终极目标的神圣而成为世上最神圣的建筑，虽然它不像圣彼得教堂等建筑那样显示上帝的荣耀。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我们不能为上帝提供什么；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座以和平名义而建的教堂，至少反映了犯了错的子民的需要。——对上帝的最高敬仰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一些朋友决定成立纽约和平协会，并邀请我担任会长一职，我以诸事缠身为借口（虽然是实情）而拒绝了。但随后，我开始觉得良心不安：如果我不能为和平事业牺牲自己的时间，我还能牺牲什么呢？我还能做好什么呢？幸好，几天之后他们再次劝说我能重新考虑，我觉得他们都肩负着神圣使命，便坦率地告诉他们，我接受了；并说上次拒绝后，自己的良心就一直受到折磨。1908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和平协会会议在纽约举行，有来自全国35个州的代表，以及一些国外的朋友。

此时，我获得了一枚意想不到的勋章。在纽约的一次和平宴会上，艾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走上台，发表了令人信服的演讲，并在参会人员的欢呼声中，将法国政府授予的爵士荣誉勋章颁发给我。这的确是一个莫大的荣誉，是对我为世界和平所做努力的欣赏与认可。这也有助于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比之前更为努力，更加谨言慎行，如此才能稍微接近荣誉赠予者演讲中的期望——虽然具有迷惑性——他们误认为我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