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指政治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广泛的意义上”，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在这以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经济关系比较简单，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是哲学和政治论述的延伸，极少把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只有当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扩大，国际贸易频繁，经济关系日趋复杂，才有可能产生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的经济科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2]不言而喻，在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也同样无法生长出在上文中马克思所提到的经济科学。
按照中国学者的考证，中国虽然很早就有“经济”和“经济学”的名词，但它们的本意和现代意义的经济、经济学（Economics）相去甚远。
在公元4世纪，中国人已使用“经济”一词。东晋（建国于公元317年）初，元帝在诏书中称赞大臣纪瞻说“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晋书·纪瞻传》）同时人葛洪也曾说：“经世济俗之学，儒者所务也。”（《抱朴子·内篇·明本》）在唐代的历史文献中，已可见到“经济学”一词。唐代诗人严维就留下过“还将经济学，乘向道安师”（《秋日语诸公会天七寺》，见《全唐诗》卷二六三）诗句。此后，“经济”或“经济学”的名称，不断被使用，出现了许多种以“经济”命名的书籍，如宋人藤珙的《经济文衡》，元人李世瞻的《经济文集》，明人李琦的《经济类编》等。学术界公认古汉语的“经济”与现在所谈的政治的涵义基本相同，“经济”也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简称，其基本内涵是指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这些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邦济世意义上的“经济”在近代中国也一度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话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16日）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设置“经济特科”开始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科举制改革的主要议题。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几乎都意识到实用人才在近代中国富强中的特殊意义，在这方面，严修的贡献是把人才培育、学科建设、科举改革统一起来。他认为：“非有旷出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文章，不能作兴乎士气”。这种“非常之特举”，就是通过“设新科以劝士”的举措以对传统的科举制进行改革。这里的新科，严修称为“经济”科。他的解释是，新科的设置，既要有新的名称，也要有新的科目。而“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需，则尤以变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3]不难看出，严修所主张的经济新科，正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在学科的范围上增加了西学的内容。
严修的主张在当时激起了千层浪。不久，康有为在1898年6月连续拟定了“请催举经济特科片”、“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讯即改试策论折”等奏折。1898年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复严修的奏折，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遂将经济特科分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个科目。其中，内政主要涉及“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外交主要考求“各国政治、条约公法、律例章程”；理财主要指“税则矿产农工商务”；经武要考求“行军布阵、驾驶测量”；格物与考工分别指“中西算学、声光化电”和“名物象数、制造工程”。[4]
最能表达当时“经济特科”内容和意义的要数张之洞。他在奏折中又把经济科分为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两部分：“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别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试，发榜如额。磨勘之日，于三场尤须从严，如有四书义、五经义，理解谬妄，离经叛道者，士子考官，均行黜革。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趋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义、五经义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或偏重首场，或偏重二三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则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5]张之洞奏折中的“经济特科”，包揽了当时中国所谓的实用之学，主要的意图是把中西“经济学”的关系置于“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分析这种思想的保守性不是本文的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教育近代化或“教育救国”的角度谈经济学科，尤其是从近代学科设置的路向上引入西方的治用之学或救亡之学，应该最容易接近作为富国之学的西方经济学。遗憾的是，当时的思想家没有切入“经济学”的近代内涵。
当然，传统经邦济世意义上的“经济学”必然涉及经义之学、利益之学和义利之学，而且也会涉及现代所谈的经济活动的管理，但显然不能把经义之学、利益之学、义利之辨等同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6]
中国古代的“经济学”，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但中国传统学术中并不是没有相当于经济学的东西。严复曾表述过，经济学“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7]肯定了经济学“其理”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公元二年已有近六千万人口和五千五百多万公顷耕地，到1840年前人口已超过四亿。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生活在同一国度内，不能不经常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和议论；不仅会对经济问题提出各种政策、措施和解决方案，还会时常发生学理方面的讨论和争辩。这种与现代的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学术，在中国古代不称为经济学，而是以富国之学的形式存在的。赵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更为通用的名称则是‘富国之道’或‘富国之策’。富国之道自然要进行学理的探讨，富国之策也不是仅指政策，而更多的是指画策、献策”。赵靖把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的内容规定为：“除了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所谓‘户政’）外，举凡政治、军事、法律、舆地（地理）、工程建设以及域外之学，无不包括在内”。[8]至于中国传统经济学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已经由多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作了回答。任何试图否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或“富国之策”卓然于世界经济学发展之外，具有中国的特色。
戴家龙、赵建曾总结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宏观性，即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追求家庭或私人的财富增加；二是整体性，即面向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一切方面，而不是专门致力于经济过程的某个环节、个别侧面；三是人文性，即将经济活动与政治目标、社会理想、人文价值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单纯地从事经济活动、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9]如果说上述只是一般性的概括，唐任伍则具体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中国性”与“封建性”五个特点。[10]并总结说，“以‘富强’、‘富国’、‘富民’为主要研究范畴的中国型的传统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脱节，剥离于世界之外，很难与西方的经济学说进行交流，双方缺乏交流的共同术语和范畴。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种局面仍然在延伸”[11]。
“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并对“西学”认识深化后的产物。得西学风气之先的魏源等把西学理解为“西技”。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把“西学”分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11]后来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西学”的学科进一步细分化，但仍没有把“经济学”作为“西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梁启超在1897年的《与林迪臣太守书》中，把“西学”分为“政学”和“艺学”两部分，在具体的分类中也没有提及“经济学”。直至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才明确了“经济学”在“西学”中的独立地位。他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为两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人体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12]与此相联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开始有意识地在中国传播。（详见本书第二章。）
巫宝三指出，就中国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迟缓，经济思想一直没有突破封建主义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框架”，“迟至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以前，尚未出现论述近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理论著作”，“在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期，在经济学说上以介绍西方经济学说为主”。[13]
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相联系，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适应了早期自然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一种适应这种新型经济形态的经济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救亡之学”被知识分子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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