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国之学”到“救亡之学”

西方早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财富的增长被视为牟取幸福的手段，也是经济学家讨论的主要议题。标志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奠基范式是古典经济学，它的研究主题正如亚当·斯密成名作的标题所揭示，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政治统治的目的一样，是为了富国裕民。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是将大量的生产性劳动投入到财富的生产中。而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涉及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多个层面。在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背景下求索西方的富国之术，把西方经济学理解为“富国之学”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这种解释并不精当。

早在1897年的《枙史记·货殖列传枛今义》中，梁启超就提到西方的经济学（梁称“富国之学”）在欧洲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称“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14]“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肄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持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三北也”。^[15]维新派他在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只是效仿西方之“军兵炮械”，对西方致富致强的学问缺少足够的了解。经济学就是其中一门重要的学问。梁启超说：“今日之言洋务者，则曰西之强，惟兵而已，而岂知其政事，其学问，其风俗，举有可以强而后强之”。^[16]洋务派只知举西人之事，却不明西人之学。他说：“今天下之变亟矣。稍达时局者（指洋务派———引者注），必曰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17]然而，从经济方面来说，矿务学堂不兴，开矿人才乏绝，“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不明贸易之理；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同样，“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18]

维新派洋务“富国之术”的批评并未深入到经济学的学理层面，更多的是对部门经济学“富国”功能的赞叹。如梁启超肯定了日本学者绪方南溟撰写的《枙中国工艺商业考枛提要》中的观点，认为“前明之时，上下奢华相竞，故工艺之业反盛。本朝崇尚俭德，政体虽整肃，而工艺实因以渐衰，其言具有精理，与葛履蟋蟀之经义相发明”；“中国所兴制造之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中国制绒、织布、缫丝、炼铁等厂，皆缘官办之故，百弊滋生，即有号称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为民业者盖寡”观察，指出了“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遗憾的是“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19]

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对经济学属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梁启超有机会涉猎更为广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他读了严复的译著《原富》和日、欧经济学著作，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国家前途命运始终如一的强烈关注使他从宏观上思考如何增进中国的国民财富问题。他意识到步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把整个世界席卷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是以一个贫弱帝国的形象被迫进入这一体系的，改变落后状况，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今日则全世界赴于开明之时也，故凡立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20]戊戌时期维新派所提倡的振兴农工商诸业固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构成国民财富的因素是什么？一国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国民财富的增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梁启超更加明确了经济科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理之发明，亦其最重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呜呼，是岂畸处岩穴高语仁义之迂儒所能识也？”^[21]以《新民说》为例，梁启超在这篇著名的政论文中不仅专设一章阐述亚当·斯密的“论生利分利”学识，还能够运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国富的增长道理，他指出：“生计家言财之所自出者有三：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三者相需而货乃成。顾同一土地也，在野蛮民族之手则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则为奇货，其故何也？文明人能利用资本劳力以扩充之，而野蛮人不能也。所谓利用资本与劳力者何也？用之而蕲其有所复也。何谓有所复？用吾力以力田焉，制造焉，被其功于物材，成器之后，其所成之物，历时甚久，犹存人间，可以转售交易，今日以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转为功，如是则劳力复矣。……所复者多一次，则所值者进一级。何也？复者必不徒复也，而又附之以所赢，此富之所由起也。一人如是，一国亦然。”^[22]亚当·斯密对富国原理的阐释为孜孜求索富国与救亡的梁启超找到了最有力的根据。

把经济学视为一种“救亡之学”与梁启超一贯倡导学术救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把学术视为救国之大原。他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的开篇所说：“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23]梁启超从世界史的角度，列举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瓦特、富兰克林、牛顿、边沁、斯宾塞等十数人为例，论证了一门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思想家们“出其博学深思之独得，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耸动一世，饷遗后人”，用“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创造出“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24]这其中，谈到社会科学，当举亚当·斯密之“理财学”，即经济学。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说：“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25]斯密著作的影响力为何这样壮伟？因为斯密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问题，“资产阶级从斯密的著作中找到了当时适合自己要求的理论体系”，英国产业阶级找到了“在阶级斗争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26]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揭示，使劳动创造世界的说法获得了经济学的有力支援。而“我中国土非不广，人非不众，而百姓愁苦，财用不兴。”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习而安之，莫知其所由然，或以为是天运循环，莫之为而为，莫之至而至，而剥极将有必复之时也”。现在只要“一读生计学之书”，比照生计学公例，关照世界变化的大势，可以认识到“全地球生计之风潮，皆集中于此一隅（即中国———引者注）”的真正原因，不禁使人“瞿然失惊，汗流浃背”。^[27]

在梁启超的经济论述中，经常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括为“公理”或“定律”，虽然这是一种“专门学识”，但在西方已经化为一种“常识”被社会各界所应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量。他说：“盖今日所谓常识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无量数伟人哲士几经研究、几经阅历、几经失败，乃始发明此至简易至确实之原理原则以贻我后人，率而循之，虽不中，不远也”。如果对于“各种现象，皆略识其最要之原理原则，则思虑通达，目光四射，后此随时随地遇有新发生之现象，或相同者，或相反者，或相近似者，皆得有所凭借以下判断，而所判断者不至大误，此常识之用也。”^[28]他进一步指出：“人之欲自立也，则具备常识，其最要矣。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若此者，有劣败以归于淘汰已耳”。由此，梁启超指出，“吾国人所有举措，无论大小，动辄为他国人所窃笑。而以吾之政府与人之政府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兵与人之兵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学者与人之学者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工之商与人之工之商遇，未尝不败”，原因正是由于“常识缺乏之为之也”。同时，“虽累败矣，而曾不思悛改，不识其所以致败之由也，亦常识缺乏之为之也。或虽改矣，而头痛灸头脚痛灸脚，一弊未除，他害已睹，此由不知社会各种现象，互相依而不可离而仅以管蠡之见，欲藉单义片条以为匡救，亦常识缺乏之为之也。”国人如果不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基本规律，无法立足于世界。梁启超痛心地呼吁：“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此自然之数必至之符，无可逃避者。前事既历历矣，而后此之覆辙，且相寻而未有已时。言念及此，则岂可不为寒心者哉！则岂可不为寒心者哉！”^[29]

这样，梁启超开始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探求国富问题，认识到近代欧洲人之所以富强，中国人之所以贫弱，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原因就在于西方孜孜追索财富的源泉和途径，激励人们劳动，中国人却仍然纠缠于重义轻利的观念中，怎不能“未交绥而已乎三北”呢？说到底，我国贫弱之根源，实际上是缺少近代经济思想使然。他还分析了经济学在西方学术领域中的地位，认为生计学“为今世最盛之学，其流别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立方法最殽，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矣。”欧美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计学理论的丰硕高深。真如他所表白的那样，“兹学始盛于欧洲，仅150年以来，今则磅礴烨烁，如日中天，支流纵横，若水演派，而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则其丁兹奇险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30]正是基于这种对经济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梁启超才对传播西方的经济学有一种紧迫感，并自觉承担了这一重任。“我国人今尚不知此学之重且要也，故发明其与国种存亡的关系，冀启诱学者研究之热心”。^[31]事实证明，梁启超的这番努力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仅隔一年，1903年，就有留日学生戢翼翚、章宗祥和两个日本学生合编的《最新经济学》以及留日学生王宰善独编的《普通经济学教科书》问世。

无论是“富国之学”还是“救亡之学”，只是说明了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并非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界定。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展开过认真的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