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学学说沿革”的撰写

真正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沿革有所研究并最早将古典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是严复。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先进的经济理论的引导，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育和成长，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应当说，严复对斯密学说的翻译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变革的需要。

严复曾留学英国多年，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因而他选择把这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介绍到中国就不是偶然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程度。他在《原富》例言中说的明白：“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诘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9]。严复在1892年得到斯密的《国富论》两卷^[10]，于1896—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传入中国的历史上，严复所译斯密的《国富论》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这一点，侯厚吉、吴其敬有过概括性的总结：“严复是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也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宣传者，为反对封建官僚垄断新式企业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严复翻译《原富》的最大功绩。”^[11]另外，在《原富》译著中，严复不但系统地介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引用了大量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其中包括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言论。“《原富》按语中提到的经济学家，不下二十余人，如：李嘉图、罗哲斯、马格乐、威克非、马罗达（即马尔萨斯）、穆勒父子、马夏律、倭克尔、耶方斯、罗约翰、斯古略、扬亚德、拓尔古、格里、李斯特、巴师夏、宾德门，等等，可见其涉猎之广。对于各家的观点，严复作了自己的评论”^[12]。他们还指出，“严复的贡献并不只是译书，还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研究。譬如他在《原富》一书所加的大量案语中，就对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生产与消费等经济理论范畴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还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阐发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13]。

严译《原富》出版后，社会反应不一。^[14]《原富》出版后，“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社会影响”^[15]的观点是可信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梁启超曾经指出的严译的文笔。（参见本文第一章梁启超对严译《原富》的评价）胡寄窗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批评，“经济学特别是象《原富》这种著作，其所论述的经济理论问题数量既多而含意又复精深，即使用现代汉语翻译，也不大容易理解，以文言文翻译就更加难懂。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又刻意求工，尽可能使译文典雅古奥，有时反而弄巧成拙”^[16]。胡寄窗列举了以下事实：“例如，monopoly一词，倘译作‘独占’或‘垄断’，就比较易于理解，而他则主要译为‘辜榷’，有时又作‘垄断’，反而弄得晦涩难明；又如报酬渐增或报酬渐减，他译为‘大还’、‘小还’，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有时，他为了适应传统概念，将‘本’、‘末’等词加进译文里去，反而有失原意。再如原书乙部、篇五有下面这样一段译文：‘古之言治者，以贾人逐利之近而易见也，则相与鄙恶其行，以为污处，厚征以困之，著之市籍以辱之，若惟虑民业贾之多也者’。原文只是说，‘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多了会使他们互相竞争，对消费与生产都有好处。另外，他将我国古代的抑商办法‘厚征’、‘市籍’等附会进去，既不符合原意，更令人误认为英国也有‘辱’商、‘困’商之政。至于将原著的科学性或逻辑性较强的文句，有意加以压缩，以适应文言文的简练形式，既降低了原著的说服力，甚至有失去原文真义之处，亦是常见的。这一切均使《原富》的传播大受限制”。^[17]这不能不说是严译《原富》的主要局限。

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严复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不足。李喜所曾这样评价梁启超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形式：“梁启超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再深奥的高深理论，经他一描述，就通俗易懂，令人一目了然。”^[18]胡寄窗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梁启超以通俗的方式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方式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前真正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有名著作家中，只有马建忠、严复和梁启超”。但“马建忠涉及财政经济理论的面较为狭窄，论文不多而流传也不够广，且马氏以中国型的旧财政名词术语来表达资产阶级经济事务，不免令人有雾里看花之感”。“严复虽是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唯一学者，可惜他刻意使其译文古奥典雅，如把城市称为‘邑’，乡村称为‘野’，工资税称为‘庸税’之类，因而使斯密原著的思想更加晦涩难懂，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梁启超则不然，“他在本世纪初数年中所使用的经济辞汇基本上以严复的《原富》的译文为蓝本”，但“稍后逐渐采用日文通用的经济术语并参用我国习惯用语如工资、地租、利润之类，就使其行文更接近生活实际而易懂”。他还评述说，梁启超“为文本来就别具风格，流畅而较易理解，而所使用的又是现代经济术语，这就使人们从他的经济论述中第一次嗅到以现代风格进行的经济分析”，“尽管他的论点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的逻辑形式、分析方法和所用辞汇，仍是属于现代化的，与我国传统的经济论述判然有别”。所以，梁启超在“近代经济学的传播上的功绩是相当突出的”^[19]。严复将《国富论》翻译出版后，梁启超对经济学愈加关注，认为经济学“今世最盛之学”，“尤为我邦人所不可不讲”。但对于经济学这门“其流派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方法最殽”的学科，“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涘。”^[20]梁启超曾邀请对经济学有研究的严复撰文论述这门新兴学科的大略“以诏后学”，由于严复忙于他事，未能如愿。梁启超自己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并完成了被中国经济学家誉为第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21]。

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起源，梁启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开端。有的认为“生计学之滥觞，实自人类之处为群。既已为群”，“故叙生计学史，非起笔于古代不为功也。”梁启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所偏。在他看来，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其“萌芽已久”，但使之“厘然成一学科者，则自斯密·亚丹以来也”。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以斯密·亚丹为中心点”，罗列了一个庞大的叙述纲目。分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两个大的阶段。斯密以前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分为两部分，即“上古经济学”和“中古经济学”。第二时期又分为16世纪生计学、重商主义、17世纪生计学、18世纪生计学、重农主义五个部分。梁启超把斯密以后的经济学说分为三大派，（甲）斯密派。该派又由五种经济学派组成：斯密派、斯密派中之厌世主义、斯密派中之乐天主义、门治斯达派、约翰穆勒及其前后之学说。（乙）非斯密派。（丙）新学派。新学派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全集，第985页）

就文本研究来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写作任务远未完成。按照梁启超在文章中所列的纲目，斯密以后的诸多学派都是他论述的对象。然而，梁启超在介绍完斯密本人的学说后，文章以附录的形式突然转向了对斯密的“贸易进出差原理”的论证。对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说不再涉及。文章由此而终，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另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对于“无甚新创之学说”，“尽为揭出，反使读者生厌倦心，故暂阙之”。（全集，第995页）因此文章中有许多章节，或者只是寥寥数语，或者只是标出题目，不曾涉及内容。总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算不上是一本完整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但其中对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代表作《国富论》的介绍，成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一个亮点。

1.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15世纪初至17世纪，西欧封建自然经济日趋衰落，商品货币迅速发展。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国家实际采用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都把货币多寡看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把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解释为“以保持金币，毋使流出外国，为安国利民之不二法门者也”。在如何增加货币上，早期与晚期的重商主义却有不同的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的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在贸易上，他们主张多卖少买或不买。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就象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22]而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国外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取得的货币总额。其目的仍然是要保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平衡论。

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还把重商主义等同与“贸易差率论（Balance of Trade System）”或“制限主义（Rostrictive System）”等，显然，《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所评述的主要指的是后期的重商主义。他进一步引申说，“重商论者，既以保持货币为国家大计，故各国互市之际，务求出口货多，入口货少。盖以出入相抵所余之额，必受之以金银。国之得此余额者，则蒙通商之利；失焉者，则蒙其害。于是学者之所讨论，政治家之所经营，莫不汲汲求所以得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奖励之于所出；二曰阻遏之于所入。”晚期重商主义的基本观念正是这样，为了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他们主张国家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扶植和保护本国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即使晚期的重商论，也存有众多的流派，“其细纲千差万别”，梁启超总结出了其观点中趋同的四个方面：第一，“贵视货币太甚，以多藏为能事也”。第二，“视国内商务，不如国外商务之为重；视生产力，不如制造力之为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为国力之要素，务设法使民多于邻国也”。第四，“为欲达到以上诸目的，务以政府之力而助长之也”。（全集，第991页）

梁启超除了分析重商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本观点外，首先对重商主义作了合理的辩解。他提出，自从古典经济学诞生后，重商主义“大受掊击，几至身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即“当时之土地，尚在封建贵族之手”，而“贵族带保守性质，欲使之以新法从事生产，固未易骤变矣”，同时“民智未开，群力未团”，在此背景下，重商主义提倡“政府以干涉之，驱策之，其发荣增长，事半功倍，故当时各种技术，进步殊速”。史实也证明，“重商主义于生计界之进步，大有裨补，固历历不可掩矣”。梁启超还说，对于重商主义，“虽斯密·亚丹亦不谓其无成效也。”（全集，第992页）的确如此，斯密虽然否定了重商主义，但郑重地把重商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体系，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23]。

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缺点“全由于重视货币太过”。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他依据“科莎氏所指摘者”，列举了以下几点：

“由不知金银之功用在于易中，而其性质仅足为贸易机关之枢纽也”。“由不知金银价格之涨落，不徒视其所有金银数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缓急以为变动也”。

“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专在硬货（指金、银、铜等货币），而更有所谓信用证券（指钞币及银行小票等）者，其制造之费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

“由不知货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银力为以羡补不足之妙策也”。

“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国常买少而卖多；乙国常买多而卖少。苟尔，则商务之权衡，不能永保，终必败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应有之差率也”。

“由不知通商条约，由彼此愿意缔结，我务不以利与人，人亦务不以利与我，鹬蚌相持，甚非策也”。

至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梁启超用形象的话表述说，“重商论者，怀抱一不可行之目的，而案画种种手段以助长之，及其终也，反生出意外之结果者，比比然矣”。具体地说，“如彼奖励输出，而以国帑为补助，毕竟补助金所出，皆自租税，徒使人民重其负担而已”。再如，“彼阻遏输入，而重课其关税，毕竟凡人口物之能销售者，必其为本国人所需用者也，关税重徒使物价腾踊，而增内地人日用之障碍而已”。还有，贸易保护政策使国与国之间“互相敌视，各思损人以自利，而国际上种种恶感情起焉”，“当时政治家为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余年，其间动干戈者不下五十载”。所以，“在今日生计界发荣滋长之时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全集，第992—993页）

2.重农主义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是欧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时期。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启超除对17世纪威廉·配第（梁启超译为威廉撇底）的著作和学说简略地提到外，对18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说更给予“无甚新创”的评价。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他紧随其后集中介绍的重商主义，正是对18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24]这是梁启超所不清楚的。但是，梁启超却认识到重农学派在18世纪畅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中的“先河”作用。（全集，第995页）由此也引起梁启超对重农主义的极大兴趣，并特列一章集中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在重农主义的题目下，梁启超集中叙述了重农学派的鼻祖弗郎斯瓦·魁奈（梁启超译为奎士尼）的经济主张。

（1）“性法论”。梁启超把“Physiocrat School”即自然法学派译为“性法学派”。“性法”即“天然法律”，“政治学家所谓天赋人权说也”。这里的“性法”，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然秩序”的思想。魁奈吸收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思想，“乃断言曰：世界上有根于天然一定不变之法则存。一切人类，皆生息于此法则之下。生计界其一端也。若设种种人定法以与天然法相背戾，其害群莫甚焉。故关于民间一切生计之事，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全集，第995页）

（2）重农论。重农主义者都把“农业视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25]，“只有农业才生产了新的财富，所以是真正的生产部门”。魁奈把这种新增加的财富，称之谓“纯产品”。^[26]“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的重要理论。梁启超把“纯产品”翻译为“纯赢”，用“生利”和“分利”来解释财富的扩大或消耗，基本上把握了魁奈的“纯产品”学说。他指出，“奎士尼以为一切产业中，惟农业为生利，其余工业、商业等皆分利而已。何以故？一切有形之物品，无不由土地与天然力和合而成。惟土地为能生新利，是即生利之性法也。土地所产之物，除其耕作之费用，其所余者则为纯赢”。而“工业者，不过变物品之形而增其价耳。商业者，不过易物品之位而增其价耳。而此变之易之之劳力，不免销耗于无益。而农民天然之利，反为所分。”因此，“农业兴，则纯赢多。纯赢多，则国家之富强基是焉”，（全集，第996页）这也是魁奈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理由。

（3）货币论。“重农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反对重商主义”^[27]。梁启超引述了魁奈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按照魁奈的说法，重商主义视货币为财富的观点是“误果为因”，其“保护分利之工商业”的政策，更是“缘木求鱼”。（全集，第996页）

（4）租税论。魁奈的赋税政策是主张实行单一的地租税，梁启超讲“奎氏以为租税只当直接以课诸土地”，（全集，第996页）这里的土地，实际上是魁奈指说的土地所有者阶级。

以上四点，便是“奎立尼学说之大概也”。此外，梁启超又介绍了魁奈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和魁奈重农主义的具体实施方案。应该说，梁启超对魁奈上述思想的分析基本符合魁奈的本义。但是，所有这些思想主要涉及魁奈的经济政策。在理论的层面，“魁奈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在《经济表》中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28]。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说，“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29]。梁启超对此没有涉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对于“重农学派之得失”，梁启超在文章中作了以下的分析：

第一，“彼以工商业为分利而非生利，是其谬见之最甚者也”。因为“凡以人力加于天然物，而产出之，或增多之者，皆谓之生利，此通于农工商而皆有效者也”。然而其合理的一面在于“当时法国农民，大为上流人士所贱蔑，沉沦困顿，苦不忍言。救时之土，益断断三致意焉，盖有由也”。

第二，重农主义的“自然法”理论应用到社会中是不可取的。“国计政策，随时不同，随地不同，断无所谓贯古今通万国之一定理法者存”。但是，“当时风气所趋，一切政治、法律、哲学，皆毗于此论，无足怪者”。

第三，重农主义的直接税“毕竟终不可以为完全之租税法”。这种理论对于后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可勿深论”。

第四，“重农学说之最有关系于群治者，则产业自由论是也”。这一理论是对重商主义过渡干涉的革命，“实足以震撼当时阶级秩序之社会，而所向无敌者也”。但“惟其所谓放任之义者，未免过度，时或轶出范围以外”，“故后世论者，或谓重农学派，偏重个人主义，几与无政府党相类，殆非诬也”。即使这样，“此等学说，自今日视之，其偏激固无待言。揆诸彼时之事势，殆有不得已者存，未可胶柱以低昔贤也”。

总之，梁启超虽然指出了重农主义的“纰缪之见，过激之论”，但主要肯定了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认为“至其变革群治之面目，改良生计之学理，厥功甚巨，不可诬也”。他高度评价了重农主义学派“排击干涉，主张自由”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上“实骤开斯密亚丹以后一新天地，其势力不亦伟耶！不亦伟耶！”（全集，第9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