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六、“20世纪”两大“最新经济学说”之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梁启超比较早地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启蒙思想家。^[82]而且在学理层面，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没有恶感。早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介绍集中在以下几篇文章中。

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的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他借本杰明·吉德（即旧译颉德）的话介绍说：“今日之德国，最占优势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83]

1902年，梁启超在《自由书·干涉与放任》一文里论述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采取放任主义“自由竞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84]。

1904年梁启超在《自由书·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开宗明义地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也’”。^[85]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把“生计界之帝国主义”即托拉斯与社会主义视为同时出现的最新经济学说。1904年他在《20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他说，“近世社会主义之盛行也”，“以保障多数劳动者之权利”，而“托拉斯者，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动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势，宜若两物者不能并容”。国内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蒋广学认为，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产生作出了近乎科学的分析。他引证了梁启超关于托拉斯和社会主义产生的有关论述：“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岁进之速率，不足于应之。于是生产过羡，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然其弊固不徒在资本家而已，即劳力者亦随而殃及。何以故？以竞争之故，势不能不廉其价以网顾客，然欲以廉价而购原料品，势固有所不可也，则不得不减劳力者之庸率（工资———引者注），而延长其操作之时刻，或用妇女儿童，使为过度之勤动。彼非必好为若是，而为达竞争之目的，迫之不得不尔尔也。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庸率任意克减，而劳力者病；物品复趋粗恶，而消费者病；原料任其独占，而生产者亦病。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政于学理上而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拉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拉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86]

蒋广庆分析说，梁启超的上述言论“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分析不仅思想相类，甚至连文字都十分相近”，“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出发，分析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矛盾，必然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加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不仅如此，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的思想，恩格斯生前虽有提及，但只是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才完整地提出，而梁启超在1904年已经作了近乎科学的分析，其思想之深邃，不能不使后人感佩”。^[87]

笔者十分赞同蒋广庆的上述分析，按照梁启超在该文中的一段话：“而观夫近今社会党人之生计学者，其论托拉斯也，不惟无贬词，且以合于麦喀士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而颂扬之。”^[88]从这里可以推断，梁启超至少接触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另外，从1906年前后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有关社会革命的论战中，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的分析也是深刻的。其代表作《杂答某报》对此作出了集中的说明。

当然，欧洲刮起的社会主义风暴与当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分不开，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从经济学说的发展看，社会主义又与自由主义思想有着难以分解的联系，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毕竟从自由主义理论那里得到有利的理论支援，梁启超在当时就分析说：“及斯密亚丹兴，大攻击政府干涉主义”，表彰自由竞争，“谓社会如水然，任其自竞，则供求相剂，而自底于平”，“此论既出，披靡一世。各国政府，亦渐为所动，前此为过度之干涉者，一反而为过度之放任。其骤变之影响，既已剧矣。同时而占士·瓦特发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几李察又缘之以发明纺绩器，于是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时代以届。”对于经济思想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梁启超还分析说：“前此在工业组合制度之下，其物价或以习惯或以法律羁束之，若有一人忽贬价以图垄断，则立将见摈于同行而不能自存，于其物之品质亦然，大率一律，而竞争之余地甚狭。及机器一兴，生产额忽过前此数倍，非低廉其价值，改良其品质，则将无销售之途。”社会既然呈现这样的变革，如果思想界“有新学说以为之援，则激变尚不致如是其甚”，然而，“适有自由竞争之学说出而为援，前此之习惯法律，一切摧弃，无所复用。制造家惟日孜孜，重机器以机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势滔滔，继续无限，以迄今日；一般公众，缘此而得价廉质良之物；而社会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价廉质良之物以投社会之好，彼无资本者与有资者竞，则无资本者必败；小资本者与大资本者竞，则小资本者必败；次大资本者与更大资本者竞，则次大资本者必败。展转相竞，如斗鹑然，群鹑皆毙，一鹑独存。当其毙也，则感莫大之苦痛，牺牲无量数之资本，牺牲无量数人之劳力，然后乃造成今日所谓富者之一阶级”。“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当之矣。然军事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犹得有休养生息之时；经济上一将功成以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论所以不能不昌也。”^[89]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上的奇迹，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随之出现。应该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然，“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同一的概念，此时的梁启超也分不清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区别，他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之精神”，是指社会改良主义的有关政策，“略举其概，则如铁道、市街、电车、电灯、煤灯、自来水等事业皆归诸国有或市有也，如制定工场条例也，如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也，如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也，如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也，如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也，诸如此类，条理甚繁，别有专书，兹不具引”。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劳资调和，“夫铁道等归诸公有，则事业之带独占性质者，其利益不为少数人所专矣；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则小资本者及无资本者，皆得自从事于生产事业矣；制定工场条例，则资本家不能虐待劳动者，而妇女、儿童，尤得相当之保护矣；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则民之失业或老病者，皆有以为养矣；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予人民以贮蓄之方便，则小资本家必日增矣；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则泰富者常损其余量以贡于公矣。”^[90]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理论包涵着丰富的内容。梁启超则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表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各个民族国家联为一体，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个体生命在服务于本民族国家的同时，必须研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今“我国人于世界的知识之缺乏，即我国不能竞胜于世界之一大原因也”。在世界发展的问题中，“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梁启超坦言，社会主义者所解决的问题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而在“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但是，并不能说明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是隔靴搔痒，因为“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所以，“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作为较早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梁启超看到了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具有“条理复杂，含义奥衍”的特点，所以“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立论基础，在于事实，而此事实为欧美各国之现象，我国不甚经见，国人索解愈难。故各国言此之书，虽充栋汗牛，而我国人若无闻见。近则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即亦往往齿及，然未经研究，于其性质全不明了，益以生国人之迷惑”。“我国适用社会主义之研究”与“社会主义其物之研究”是不同的范畴，但是，“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而欲论我国直如何以适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艰矣”。^[91]

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化，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发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埋头著述的梁启超走出了书斋。为了“求一点学问”，“拓一拓眼界”，也是为了开展民间外交，争回中国主权，“尽一二分国民责任”，他偕随员蒋百里、张君劢等人赴欧洲游历考察，1920年才回到上海。一年多的欧洲之行，梁启超见闻丰富，感慨万千。他凭吊了疮痍、荒凉的“一战”战场，目睹了西方议会政治的运作过程，亲身感受了巴黎和会的强盗分赃性质。欧洲之行促使他对中西文化深入反思，也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表了丰富见解。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集中表现在《欧游心影录》中。

在欧洲，梁启超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澎湃之势，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再次肯定“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迟罢了”。因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92]在这里，梁启超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够吃不够穿，够穿不够住，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生病几天，便要全家绑着肚子。儿女教养费不用说了，自已老来的日子还不晓得怎样过活。回头看那资本家，今日赚五万，明日赚十万，日常享用过于王侯。他们在那里想，同是上天所生人类，为什么你就应该恁么快乐，我就应该恁么可怜？再进一步想，你的钱从那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这些言论对资本家致富的本质作了近乎科学的说明。梁启超还评价了劳工斗争的合法性，“他们其始也是和中国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后来渐渐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挣来。于是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而且这两种限是要时时改变的，得一步便进一步”。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呼应，“还有些有学问的人推本穷源，说这种现象都是从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亲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就管那个厂的事。耕田做工的人举出委员，国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经理”^[93]。在文章中，梁启超认识到社会主义问题已经超越欧洲本部，已经走向“国际化”了，他分析说：“稍有常识的人，总该知道劳工问题是往后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其初在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后来演为国际问题。“一方面，资本互相挹注，出品互相竞争，于是资产变成‘国际化’，一方面劳工到处迁徙，彼此联络，互相通气，更有许多头脑极冷的学者和心肠极热的慈善家，都抱着抑强扶弱的精神，替他们奔走指导，于是劳工运动也变成‘国际化’”。^[94]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深入，还表现在他初步厘清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区别。“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政策呢？社会政策，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方法，或是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是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问题无涉，这就是社会政策。”^[95]不难看出，这里的“社会政策”实际上是指社会改良主义。梁启超的这种分析，试图区分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这是值得肯定的。

总的看来，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在学理的层面，他对社会主义是赞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国的未来也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在1920年初所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甚至断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96]。但是在现实的运用中，尤其是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上，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取排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