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主义抑或放任主义

国情与中国政治选择的一致性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特点。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国情决定论不同，梁启超的国情观首先反映了一种开放的态度和世界的眼光。他特别强调说，处于今日人类社会，为了明确国家前途，首先要了解世界大势，同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即完成“研求国家之性质，与夫本国之情状”^[1]。治国者的政治选择必须依国情而定，因为“各国各异其历史，各异其国情”，“由历史国情所演之制度，自不得不异，此事势之当然”^[2]。在国家的政治选择上，常见的现象是“往往有良法美意，施诸甲国而成效已著者，及乙国袭之，则多方窒碍，甚乃不胜其弊焉，则适与不适之异也。而若何而适，若何而不适，此非可求诸学理，而非按诸本国之实际情形不能辩也”^[3]。当然，政治的选择如此，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同样依据这一法则。

在传播西方经济学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也始终立足于西方经济理论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早期介绍斯密的学说时就强调：“读斯密书者，亦审其时，衡其势，而深知其意可耳。”^[4]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不断传入，梁启超把西方经济思想的主脉概括为干涉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泰西学者之言政术，率分两派：其一则主张放任者，其一则主张于涉者。主张放任者，谓一切宜听民之自为谋，以国家而为民谋，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也；主张于涉者，谓假使民各自为谋而能止于至善，则复何赖乎有国家？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禆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是故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始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彼近日盛行之社会主义，又干涉论之最极端者也！大抵人民自治习惯已成之国，可以用放任；人民自治习惯未成之国，必须干涉。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试观我国今日政治之现象与社会之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挫；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5]在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中，选择了干涉主义；在干涉主义思想中，他却不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梁启超在传播西方经济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特点。

干涉主义（又称国家干涉或政府干预论）与经济自由主义（又称放任主义或自由经营论）是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几百年间相互对立、互为消长的两大经济主张。所谓“干涉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经济自由主义”是指“一种主张最大限度利用商品市场的机制和竞争的力量，由私人来协调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而只赋予国家以承办市场和竞争所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极少量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思想和政策”^[6]。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资本短缺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于资本最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对短缺资本要素的追逐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追求。因而重金和贸易出超成为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支柱。为了达到贸易出超、积累货币资本和增加社会资本供给等目的，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政府管制，政府便开始大规模地干预直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对内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对外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积极推行贸易出超政策，增加金银的输入和国内供给。随着市场扩大、需求增加和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变，与之相应，国家干预开始向自由放任转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斯密看来，自然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市场经济是有效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好形式。他认为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是给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无需政府进行干预，进而将政府的义务限制为：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每个人，使之不受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社会经济运行出自“自利打算”、“趋利避害”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政府只需做一个“守夜人”，其作用应受到限制。在斯密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的主宰下，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18世纪中叶以前，政府干预无论在学术上或政策上都占垄断地位。

然而，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使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市场机制在一夜间失灵。这时，作为经济生活另一个主角的国家挺身而出，它试图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一场理论革命爆发了，即征服欧洲一百多年的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病疾所在，并开出了解救的药方，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市场经济中，国家成为调节经济并确保其良性运行的关键力量，国家必须主动地干预市场，使“同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效率与自由。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充当一个合格的“守夜人”显然不够，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活动所处的状况，并适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纠正市场偏差。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奉若神明。国家权力大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生产、分配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而改善了下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客观上一定程度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为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然而，进入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的危机又使西方学者开始怀疑甚至批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并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纷纷登上理论舞台。经济学家们认为现存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端不是由市场造成的，恰恰是国家干预的恶果，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国际竞争更为激烈，政府干预思想又登上前台。正如经济学者们总结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30年代中期起，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成为正统；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开始，自由经营论占了上风；9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开始复兴，国家干预论呈东山再起之势”。^[7]总之，“西方各经济学派，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出谋划策，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实际上，尽管他们千差万别，归结起来，不过是‘自由经营’和‘国家干预’两大经济思潮而来”。^[8]梁启超用自由主义和干涉主义对西方经济学说进行分类和评述，基本上把握住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近代中国，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进行系统介绍的代表人物是严复和梁启超。然而，两人在对待斯密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严复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主张自由竞争，要求给予个人经济活动以充分自由。对严复的这种思想，学术界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认为严复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当时清政府压抑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封建官僚集团实行的垄断政策，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呼声，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9]。但是，严复“不了解当时英国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的历史条件全然不同。英国当时已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并无敌手。斯密鼓吹自由贸易，正是适应了英国对外扩张的需要，起着促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作用”，“而中国则是一个产业十分落后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鼓吹自由贸易，放弃保护政策，大开门户，让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长驱直入，实际上是给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以自由，必然会破坏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10]。

梁启超则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采取了另一种态度。

梁启超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他肯定了斯密的放任主义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认为，19世纪是经济自由主义无可争议的统治时代，“百年以来，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一语，几为生计学家之金科玉律，故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斯密氏所谓供求相济，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趋于平。此实自由竞争根本之理论也。故此竞争行，则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价，以争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求节俭其生产费，扩充其生产力。复以是故，新式机器之发明，技术意匠之进步，相缘而生焉。以物价之低廉也，增加需用者之购买力；以物品之改良也，增加其物之利用价值；以汲汲谋扩张贩路也，故交通机关（即轮船、铁路等）随而扩张，而供给日以普及。复以是故，生产家之规模愈大，其所需劳动力愈多。劳力愈多，则庸率愈腾；庸率腾而劳动社会之精神形质，俱以进步。复以是故，制造家之需原料品也愈渴，竞于购买，故原料价腾；价腾，故农虞诸业皆食其利。如此，则于全国全社会种种方面，互添活力，而幸福遂以骤进”^[11]。另外，梁启超还在多处明确肯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对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积极影响。但由此认为“梁启超经济主张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近代自由竞争学说”^[12]，说服力未免不足。

首先，梁启超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需要，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经济干预的思想和主张日渐抬头。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明显地感到欧洲进入“保育主义复骤昌”^[13]的阶段。

对于这种历史的转变，梁启超分析说，“观今二十年来世界大势之倾向，而不禁爽然以惊也。夫帝国主义也，社会主义也，一则为政府当道之所凭藉，一则为劳动贫民之所执持”，这两种思想“性质本绝相反也”，但都以“干涉为究竟”。20世纪这些“现代所谓最新之学说，骎骎乎几悉还十六七世纪之旧，而纯为19世纪之反动”。梁启超感叹地说：“社会进行之线路，谁能画之，谁能测之！岂有他哉，亦缘夫时之适不适而已。”^[14]

“时之适不适”，转换成现代的经济学术语，也就是“一个国家主要依靠政府干预还是主要进行自由经营，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来抉择”^[15]。梁启超提倡中国应采取保育政策，除了受20世纪初日渐兴起的国家干预思潮的影响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干涉主义比自由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通过对重商主义的评判，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这种态度。

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重商主义”一章中，梁启超加按语指出：“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以后之欧洲，诚不免阻生计界之进步，若移植于今日之中国，则诚救时之不二法门也。”其理由是：第一，“中国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无待于外。外货之流入中国也，以其机器大兴，故成货之劳费少而成本轻，制造巧而品质良也。使我能备此二长，则吾国所自产之物，必足供吾国人所求而有余。虽关税稍重，客货价腾，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于所入之策可用也”。第二，“中国人口最庶，工价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无俟远贩于外。但使能有各种机器，使其质之良足与客货相埒，则成本之轻，自必过之。如是则不惟在内而可以为守，抑且对外而可以为战，是奖励于所出之策可用也”。第三，“中国商人，颇富于进取冒险之力，今日全球欧人之殖民地，无一无中国人之足迹，而商务顾不能及欧美万一者，政府无所以保护之，奖励之也。盖无论何人，必经数十年之提携顾复，然后人格乃成。无论何国，必经一度之保护奖励，然后商务乃盛。以吾中国人生而具经商之天才，则政府之所以奖励行，不必如十四五世纪之欧人，用筑窟室栽唐花之术，乃足以为劝也。如学步之婴儿，稍扶掖之，不数旬而能自行矣。故今日如实行所谓重商主义者于中国，其劳费必逾少，而结果必逾良，有断然也”^[16]。

同篇梁启超又在亚当·斯密学说部分，加按语说：“斯密此言（指斯密攻击政府干涉失计言——引者注），盖针对欧洲当时治体而言也。彼时承重商主义极盛之后，各国政府，专以干涉为政策。干涉之敝，民失其情，物失其理。（原富）第一篇第十章，胪举当时政令约束之种类有三：一曰限其人数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数使之多，三曰禁其徙业，使不得自然通流。夫以当时，欧洲民智既大开，民皆知所以争自存之道，然犹限制之若此，诚哉其为民病矣。若我中国，则政府之与民业，向来漠不相关切。以云自由，则中国民之自由极矣！而其敝又若此。故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治今日之中国，舍前此所谓哥巴政略、克林威尔政略者，其道无由。且欧洲非经前此重商主义一度之训练，而其民又安能神自由之用也。况乎今日帝国主义日行，各国之民业，皆以政府为后盾，以出而竞于世界，当其锋者，又岂以一私人之力而能奏效也？”^[17]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经济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指出了干预主义是目前西方社会主导的经济政策，也是中华民国应该借鉴并采用的主要经济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对西方的两种主要的经济政策都抱有一定的保留。按照他的解释：“极端的放任与极端的保育，非特利不胜其弊也，而事势固有所不得行，故偏持一说以为揭橥，非政之善者也”，问题的关键是要“熟审本国之历史及其现状，与夫外界之情形，而谋所以因应之”。^[18]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在采用具体的经济政策时，都依据特定的客观环境在干预与放任之间有所侧重。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宋文明概括说：“梁启超对于干涉与自由竞争的问题，则完全采取一个就事论事的看法。就是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干涉或反对自由竞争，而是看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来作二者取舍的决定。若环境比较适宜于干涉，就采取干涉，若环境比较适宜于竞争，就采取自由竞争。若采行干涉而产生流弊，就转而采用自由竞争，若采行自由竞争而产生不利情况，再转而实行干涉。就由于这一基本观点，所以他一面赞美自由竞争的好处，另一面又承认自由竞争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流弊。影响所及，他对于因自由竞争过度而产生的托拉斯大企业组织及社会主义运动，他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19]其实，梁启超对自由竞争和干涉主义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这种政策的选择应当与历史发展的脉络相一致，而不是依据具体实施后的效果如何而随意调整。只是他不赞成极端的自由和干涉，在托拉斯与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又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按照梁启超的分析，中国的国情宜取西方干涉主义的理论，但前提是良政府的建立。在学理上，梁启超认为过度的干涉与过度的放任都会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他把“社会主义”也视为一种过度的干涉政策，论述了这种政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梁启超在传播西方经济思想过程中，始终没有忽视中国国情。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再次显示出他对中国经济走向的独立思考。借用当代经济学的术语，梁启超实际上探讨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问题。

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的矛盾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它也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梁启超在传播西方经济思想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矛盾。他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即现代经济学所谓的效率优先原则。这样，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他理所当然地首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增进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福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富裕而平等，这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一整套的市场制度在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以少数资本家拥有巨大财富和高额收入，大量劳动者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为特征的高度经济不平等现象。它直接违背了现代社会公正、安全、进步的原则，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宗旨。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垄断的出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日益膨胀，并直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小制造厂、小公司纷纷倒闭，整个社会日渐区分为无产者和有产者，双方“若鸿沟之不可逾越”。在欧美，要求改善劳动者待遇、实现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日兴，工人游行、总同盟罢工此起彼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影响着欧美经济的发展。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的这种认识，梁启超在学理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学说出现的合理性。第二章对此已经有所涉及，兹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学理上不反对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正如他所言，“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近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别为一问题；中国今日之社会经济组织，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又别为一问题，此不可混也”^[20]。基于这种思考，梁启超先后两次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中国国情的关系。一次是发生在1906年前后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