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制度弊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分析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行为，已经使我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同一度崇信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分道扬镳，开始服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用以分析国情、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1.经济思想的转型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主将，陈独秀也不例外地经历了逐步洗刷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五四运动前期，他比较了我国与欧美的社会经济，虽然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若干弊端，但一联系本国实际又模糊了视线。他认为资本的剥削固然是一种罪恶，但我国连这种剥削制度都没有，唯见“文武官卖国借款拿回扣搜刮抢劫”，劳苦大众“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5]。中国劳动界要打破不平等的生活，铲除贫富差别，一方面需要“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6]。另一方面，他希望政府和资本家“注重民生问题，……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应该对劳动界施点‘仁政’”^[7]。不言而喻，在经济变革方面，陈独秀仍然迷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常呈出现一种中间性状态。在这个阶段，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又孕育着否定旧质的新因素。1920年3月1日，陈独秀发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就典型的反映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过渡性特点。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尤其是针对他的“贫穷”理论，陈独秀经过严密论证后指出，贫穷现象“不一定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的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从这一意义上，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掩护资本家的偏见”。^[8]据此，陈独秀还强调“私有财产废止的好处”，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得：“（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地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9]。很明显，这些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吻合。然而，就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密勒的自由论、蒲鲁东的私有财产论等学说相比附，认为这些学说“不是保医百病的学说”，甚至认为它们“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10]

1920年5月，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只身来到上海。这时，正好传来了苏维埃对华宣言，国际无产阶级的无私援助和支持，使他郁积在心头的阴霾为之一扫，于是他彻底告别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明确表示我国决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他在当时迁移上海出版的第一期《青年杂志》（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了四篇措辞激烈、用意深刻的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鼓动劳动大众组织起来夺得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宰权。他宣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苦大众即使有工做还是奴隶，并且“无论待遇如何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有时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也是以其生产物的更多量增加，生产效率的更多量提高，物价的更多量高涨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工资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11]他批评剥削阶级借口拯救劳苦大众大发其财，也清算自己一年以前的一些错误思想。他说，“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了，叫做‘红利’分配了”^[12]，“工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的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3]。要恢复劳苦大众———“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地位，就必须把这个剥削、欺凌他们的统治阶级打倒，劳动者自己“管理政治、军事、产业”^[14]。

1920年8月《谈政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随后同研究系的伪社会主义论战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弊病，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见解，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此时，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2.陈独秀与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920年11月，张东荪陪来华的罗素到各地讲学回到上海后，有感于罗素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落后的现状比较吻合，同时也是针对国内思想界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中国接受社会主义只是把西方思想的简单搬用，“有一部分人信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这里所说的“攻击西方物质文明”实际是指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勃兴，意在指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忽视了中国自身需要，忽视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不是高谈社会主义文明，而是解决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他说“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求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国家富力的解决只有靠振兴民族的实业，“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正到极点了”。“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如果要谈主义，“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15]

张东荪的文章一发表，其观点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批评。首先《正报》记者以“人的生活”为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陈望道的《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的文章。11月8日，又发表了邵力子的《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讨论。张东荪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他们与我们》、《致独秀先生底信》，不断扩充自己的结论。杨端六也发表了《与罗素的谈话》，呼应张东荪的观点。已经初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陈独秀连续发表了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信，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为了澄清罗素和张东荪的观点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为了深入讨论的需要，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把双方的主要论述编辑在一起，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发表在《新青年》8卷4号上。

《正报》记者在“人的生活”一文中，针对张东荪的“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指出，“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名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幸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名话更是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了物质文明是否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如果只顾增进物质文明的幸福，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作者的这种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正说明了物质文明为谁所享有的问题。作者还进一步以国内的现实举证分析说，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也“决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采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到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我省都开矿筑路，也不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从国内“人的生活”看，“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佚，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都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远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这种“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张东荪的这种“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底下去讨生活”的观点，与“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一样的荒谬，张东荪“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以他的逻辑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正报》记者的这种观点指出了张东荪思想的本质，也能从经济学的分配关系中指出了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16]

邵力子的再评《东荪君底枙又一教训枛》中，首先指出了作为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大势也不能有丝毫的疏忽。认为“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求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等等这类陈言，“谁人不知那个不晓”？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贫乏的原因在哪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在“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上，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至于“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能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底愚味，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另外，“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那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的缘果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中国贫乏如故，这才是应该寻找的原因。至于张东荪所说的“人的生活”，仅就物质的层面看，在“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贫民窟”需要做符合实际的调查论证外，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掠夺，“都会的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底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17]

正如陈独秀所言，在与张东荪的辩论中，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是“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些人“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比较好的生活”。对于这些问题，张东荪无力回答，而是把“论点转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等问题上。（林代昭、潘国华编：《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丛刊之一》（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或者说随着对社会主义讨论的深入，“问题”不再是哪些人过着“人的生活”，而是如何解决国民的集体贫困问题，张东荪也把问题引向了罗素的“忠告”中，他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中指出，罗素对中国的忠告就是“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这实际把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引向了两个议题：一是中国贫困的原因，二是中国能否实行劳农专政。

对于中国贫困的原因，张东荪在《答高践四书》中，继续延续“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求贫”的观点，认为中国贫乏分“远因”和“近因”，远因是中国的物产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不能集中的原因又是由于“民力本不甚丰”和国民没有投资的意识，“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主要的原因则归咎于中国企业者的不道德，“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所以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视投资为危途”，自然难以积聚和集中资本。加之“连年兵祸，百业具停，致实业无法发展”。所谓中国贫乏的“近因”是指“外货之压迫”，由于“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欧洲各国“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以达到商战上营利的目的。而“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18]

中国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外资的压迫，这一观点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论者并无多大的不同。但在如何对待抵制外资的压迫方面，则有自己的一番辩解。

首先，中国有无资本家？他认为“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

其次，对于中国资本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他认为对于靠“拾外国资本家之余乘”而生存的中国“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太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处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

再次，中国救贫的主要途径。在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把贫困与实业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这也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学理。张东荪的思考是把开发实业与发展中国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认定“中国民不聊生急有等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当然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依赖国外的资本主义，相反，“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如何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者那种“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然是上策，但中国“能力甚微”，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而要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但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和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都难以养成，只能通过发展实业“意在培育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

最后，中国如何开发实业。张东荪认为要开发实业，不外有两种，一种是“私人企业（即资本家）的方式，一种是“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ative society）”的方式，他的态度是“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除了研究“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外，“其余概为空谈”。这种“协社社会主义”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19]

由于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崇尚，张东荪自然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非议。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存在着贫富两大阶级，或者通俗的讲国人分为“坐轿的”和“抬轿的”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可以兴起。但中国现状远不是这样，“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得者”，对他们来说“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成为劳工。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以前，“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以中日对比来看，日本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风行全国，获利颜厚”，是因为“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实业大发达的结果演成了“两极端之阶级”，又因为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劳动阶级的自觉，“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所以社会主义的书籍有很好的发行市场。反观中国，即使社会主义的书籍“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对于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思想，张东荪虽然也能承认这是一种趋势，中国未来也必然会“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但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劳农专政，因为“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惟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藉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固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带来新的社会动荡。（林代昭、潘国华编：《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丛刊之一》（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张东荪在《长期的忍耐》中进一步断言：“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20]按照张东荪的思路，中国连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应该就此休止。

对于张东荪前后几篇文章，陈独秀概括为三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21]。

中国人为何不能过上人的生活？陈独秀主要从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事实来看，“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在资本主义非原始积累阶段，即“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依然存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所有这些非人的生活都“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就以中国而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困增加的事实。在农村，“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在城市，“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同时由于“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取代中国手工业的缘故，“社会上困苦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陈独秀认为“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按照张东荪的理解，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公由资本家榨压。陈独秀反驳说，“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此吗？”“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千百万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因此，“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张东荪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22]

对于中国贫穷需要“增加富力”以及“增加富力”需要“开发实业不可”和“集中资本”的说法，陈独秀也赞同这些主张，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陈独秀否定说，“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23]

对于张东荪、杨端六等主张“只能用资本家来开发实业”、“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法，陈独秀反驳说，第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第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道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Revolution呢？”第三，赞成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学者既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又承认中国资本家难以集中资本，那么在中国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无疑是“空中楼阁”。对于中国能否出现劳动阶级的问题，陈独秀指出，“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必然失败并降入劳动阶级，“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低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24]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张东荪的批评者分析了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社会贫困和不公，指出了张东荪那种只能在资本主义下才能有“人的生活”的观点的荒谬。但这种讨论由于更多的是以书信的方式，在讨论中往往就事论事，在理论上缺少有力的学理支援，张东荪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也未能充分展开争论。陈独秀虽然赞同社会主义，但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还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带来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破坏和失业人口的增加等方面。可见，当时陈独秀还未能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些认识也是不准确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的深入，陈独秀明确回答了中国为何要走社会主义和如何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隔两年后，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社会主义前途的经济学论证达到了新的高度。

3.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的经济科学分析

上文所述，陈独秀整理编辑《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是在1920年的12月，而这一年的9月，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谈政治》，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总结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25]该文的发表，被学术界认为是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当然，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而是向更深入的层面进行探索。1921年他又说：“社会的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的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26]陈独秀自觉承担起了指出“社会制度的弊端”的使命。《社会主义批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发表，陈独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标志着他从经济关系上出色地完成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的使命。而这一使命的完成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首先，陈独秀指出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一般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他指出，“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球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这里所说的“伦理”的方面，也主要指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分配的不公正方面进行的分析，“而近代社会主义虽然其宗旨也有伦理的成分，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社会主义解救贫困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这种科学的方法首先是认清了社会不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这与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27]他还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说明，“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到了近代科学发明以来则“多采用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原理”，“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28]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地位的分析，显示出陈独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主义批评》中，他分析说：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毕竟是比前资本主义进步的一种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首先，从交换方法的进步来看。“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积聚和资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其次，机器的使用和现代工业的出现，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受工业时代“所无法实现和无法想象的”。^[29]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中，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现在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及资本制度的社会”，“资本制度有很大的优点是资本集中的作用”，“资本制度把全社会分算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资的文明增加可惊的地步”，“对于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30]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贡献，陈独秀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陈独秀是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上肯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进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导致了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的原因亦在此”。^[31]陈独秀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在《社会主义批评》中，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32]

对于“资本的私有”，陈独秀指出了资本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33]。

对于生产过剩，主要是指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生产品的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34]

陈独秀提出的“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的缺点，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结论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进行分析而得出的。

正如陈独秀所言，当时国内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士往往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在生产方法上有两大缺点，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以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限于无政府状态”。而对于后者，陈独秀有更细致的分析。他说：“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35]其中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他们盲目的增加商品，以商品换取货币，又以货币造商品，复以商品换货币；货币资本轮流不已，他们的资本递增不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陈独秀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弊端，陈独秀认为：“他们这样无政府的生产方法，他们没有社会需要之统计的设计，一任供求之自然的消长；资本家在此自然消长之原则中，盲目的竞争商品之增加。迨至他们投机的竞争过烈的时候，往往受自然消长之原则所支配，发生经济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36]

在陈独秀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也可以简单反映为供求关系的矛盾。他说，“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底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而这种经济恐慌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陈独秀总结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而同时由于资本制度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37]。

陈独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认识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显得极具特色。

陈独秀除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还从分配关系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主要是解决“公平”问题的说法。或者说，主要是解决分配问题，甚至说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的贫富问题。但很少有人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无法回答资本主义的秘密。

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陈独秀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进行了分析。他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本身就是极为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剩余价值是“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他举例说：“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38]而且，随着机器的使用，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加速了资本家积累剩余价值的过程。对此，陈独秀以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比较中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过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39]。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陈独秀进一步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分配中的弊端也同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即“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积累和积聚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导致了“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与消费力失其均衡”。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下，“一切生产品，都是卖的‘商品’，不是用的‘用品’，所以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为用的，有生产而无消费，则生产不但没有用，而且和吾人只增加饮食而不消化一样，结果必至胀死”。他举例说，“有一千匹布与此，只有五百人来买去五百匹，则其余之五百匹若消费者无力购买，则由必需品变为无用的废物了”。“而盲目的没理性的崇拜‘商品’的资本家，不顾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律，一味去生产，所以往往弄出剩余生产的恐慌。———我们必须注意：资本制度下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40]。

正是从生产与分配两个方面，因此，从生产的角度，陈独秀指出了私有制的不合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从分配制度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所以，“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也就是说，“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同时“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41]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陈独秀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进行了新的阐发。

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中，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同时期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首先指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覆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做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他认为，从理论上要认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明白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42]。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陈独秀作了认真地分析。

“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是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二十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的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指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43]

由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科学的认识，因而才有可能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科学的说明，首先，“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其次，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陈独秀特别提醒，“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的荷包，但是夺取的方法和剩余价值的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而“剩余劳动”是指“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须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44]

陈独秀按照《资本论》中的逻辑，在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进而解释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问题，他引述马克思的分析说：“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成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的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的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得价格卖出他的货物”，他通过举证来说明剩余价值是如何具体分配的，“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的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得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的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而“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正是通过对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具体分析，说明了“剩余价值是在生成过程中成立”又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道理。^[45]

陈独秀进而指出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既然“资本家的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那么，“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种剩余价值不断增加的过程陈独秀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积聚。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的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的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了。这种吸收压倒的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个过程也被陈独秀科学的称之为“资本集中”。而随着资本的集中可以带来生产能力的增强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私有性质，即“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这种资本的集中必然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是造成“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而“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46]。不难看出，陈独秀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分析方法，回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而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又如何“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陈独秀对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解释为“经济的历史观察”和“唯物的历史观察”，正是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回答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问题。^[47]在《社会主义批评》中，陈独秀也分析说，“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须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的真谛所在。^[48]

在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的产物，“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对于这种责难，陈独秀批评说，“象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在整个世界资本制度都要崩溃的背景下，中国绝对不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这种资本制度。问题是在各国资本制度尚未全面崩溃的形势下，中国能否独立发展社会主义呢？陈独秀认为中国在此时单独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但这种困难又是能够克服和应该克服的，理由有以下五点：“（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实现，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陈独秀进一步断言：“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49]

4.国民革命与中国“行向社会主义”的探索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陈独秀进一步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背景。从国际背景看，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除这剩余生产的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国外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的问题”。“他们把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们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价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彼此争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物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但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第一次世界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而目前“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由此陈独秀断言，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50]

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所以要相信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进行，“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51]在同时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文章中，他也特别提醒中国新青年“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如其单单研究其学说，那么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完全失却，不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52]

“现在的世界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陈独秀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期，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二是在世界革命的形势面前，资本主义国家在恐慌面前，为了摆脱自身的危机，一方面在政治上“竭力压抑他们各国的工人阶级”，并“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以扑灭劳工的革命；在经济上采取了“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和“向国外加力掠夺殖民地”的方式，以摆脱经济的困境。^[53]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形如何？”他分析说，在政治上，“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因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现在的北京政府”在政治上“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方面更是“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在关税方面：“所谓关税管理权完全掉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肿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在工商业方面，表面上看，中国已经拥有像天津、上海、汉口这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商埠，但这样工商业繁华的商埠并非是依赖中国的工业发展而发达起来的，而是依靠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在金融方面，中国的大银行主要“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上”，即使是中国有几个小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甚至中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而中国的“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有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收重利”，“这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交通方面，陈独秀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便是铁路了。因为铁路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目前现有的铁路，“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是“抵押与外人”，而这种铁路主权掌握在外人手里“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在矿业方面，尤其是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的基本保障，中国的主要煤铁矿都掌握在英国和日本手中。^[54]这便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也是基本的国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 ，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到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的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55]，而这种革命，又是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必须根据国情逐步推进。他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历史的进化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选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最后他指出：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它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56]在这里他已意识到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欠发达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应有所区别，同时初步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构想。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的问题，初步把国民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即国民革命决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革命，应该是行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国民革命进行时期，陈独秀特别发表了关于“国民革命之归趋”的文章，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经济上并存着四种经济成份，即“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它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57]。陈独秀进一步断言，“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58]。总之，陈独秀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可分解为：一，国民革命有两种前途，只有工农和其他被压迫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西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第二，国民革命胜利后必然有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第三，在建设时期存在着四种经济成份，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为主干；第四，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工农为主体构成的国家控制的一种经济形式；第五，不能跨越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时期而直接进人社会主义。以上这些言论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