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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解问题的简单答案”

时间:2023-03-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发表于2006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是将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学叙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小说中,奥斯卡全力以赴,给在“9·11”袭击中父亲的无辜死亡寻找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奥斯卡的父亲在“9·11”袭击中葬身双子塔楼。
“一个无解问题的简单答案”_福尔《特别响,非常近》解读_恐惧与反思:美国“后9·11”小说研究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程度不等地发出自己不同凡响的声音,形成“后9·11”叙述。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发表于2006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以下简称《特》)是将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学叙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作者用最新科学观点统摄全篇,将理性的科学概念与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叙述有机结合,运用科学和文学视角互相交错、互相阐释,共同推进主题发展的方式,体现了作者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及相关事件的严肃思考。

有人说,对现代科技没有最新了解的人,就不能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特》中主人公9岁男孩奥斯卡·谢尔给自己制作的名片上首先声明自己是个发明家。他把当今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视为自己的偶像,不停地给他写信,最喜欢读霍金的《时间简史》,以他的学说观点作为自己生活的坐标,把所学的科学知识放在现实生活中去理解,去实践。

生活中,霍金付出毕生精力在寻找能解释宇宙奥秘的“万有原理”。小说中,奥斯卡全力以赴,给在“9·11”袭击中父亲的无辜死亡寻找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现实中的科学家和虚构的主人公正是在“追寻”意义上有了相通点,由此,作者在作品中将“9·11”恐怖袭击、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轰炸、广岛原子弹爆炸等其他灾难叙述并置,纳入自然科学的语境框架,将宇宙学中神秘、不可知的黑洞和令人震惊的大爆炸、弦理论等学说巧妙、隐喻性地引入文本,将对宇宙、世界奥秘的探索和对人生的困惑和疑虑的探讨结合起来,中间穿插着奥斯卡霍金式的探索和追问,从而也将文学叙述和科学理念完美结合,并使其起到互相阐释的作用,表达了作者对跨文化暴力事件的批判和对实现世界和谐的探索。

一、不黑的黑洞

“大爆炸”是宇宙的灾难,“9·11”袭击是人类的灾难。奥斯卡的父亲在“9·11”袭击中葬身双子塔楼。奥斯卡作为唯一一个听到父亲临终留言电话的人,从此陷入了沉重的悲伤、无边的恐惧和深深的内疚之中,时常觉得自己像是在“巨大的黑色海洋”里或“太空的深处”[2]。“9·11”事件发生一年以后的一个晚上,由于习惯性失眠和对爸爸的深切思念,他来到爸爸的房间,“置身于他的物品中间,抚摸他曾经抚摸过的东西”。[3]意外地,他发现了爸爸装在一只信封里的钥匙,信封上用红笔写着“Black”。他认定,这是父亲给他的某种暗示。正如霍金正在尝试去解释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一样,他坚信,找到与这把钥匙配对的锁就能更多地了解父亲生前的想法和死亡的意义。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设了一个隐喻。“Black”到底是指人名、地名还是意味着它本身所指设的那个颜色(黑色),还是别的什么?按照他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Black应该与叫布莱克的人有关,因此他开始制订计划、克服恐惧,抛弃种族、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偏见,按照字母顺序寻访纽约市每一个姓布莱克的人,并与他们结交、亲近、不停思考、不停探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父亲。

科学家说,宇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黑洞,其中存在数不清的“婴孩黑洞”。奥斯卡发现,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其中也有数不清的“婴孩黑洞”。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叫布莱克的地方,美国每一个州也都有,纽约有四百七十二人姓布莱克,利用周末拜访完所有的布莱克大约需要三年时间。[4]尽管生活中有数不清的问题,令人困惑,一个人在无垠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他还是时时想起爸爸曾经鼓励他的话:即使你在沙漠中移动一颗沙粒,也是对世界的改变。他下定决心行动起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像自己家的宠物猫那样只知道吃饭、睡觉、上厕所。他鼓起勇气,敲开每一扇紧闭的像黑洞一样恐怖的大门,与每一个起初看起来像“黑洞”一样神秘的布莱克交谈,了解他们的伤痛,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在寻访的过程中,奥斯卡逐渐认识到,正如科学家所说,“黑洞其实并不黑”。在奥斯卡探访的布莱克中,他们大多数人过着孤独、痛苦、绝望、与世隔绝的生活。每个人看似黑洞,但经过交谈,发现他们却无时无刻不闪烁着“霍金辐射”——他们渴望有人倾听,渴望被人理解,然而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他们的书写太无力,几乎没有人能听得到、看得到。

小说中,经历德累斯顿大轰炸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爷爷变得无语,起初丢了“安娜”(爱人的名字)、后来丢了“羞愧”、甚至丢了“丢”,丢了“是”和“否”,最后只好去文身店在左右手上分别刺上“是”和“否”来与世人交流,他拿着小本希望通过写字和别人交流,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使生活可以继续。但作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当他发现“我”字是他能够说出的最后一个字,就彻底沉默,语言交际的功能丧失殆尽后,他成为一个失语者,一个价值和意义缺失的空壳。

“世纪老人”布莱克竟然是住在奥斯卡家上层的战地记者。他出生于一九零零年,报道过二十世纪几乎每一次战争。他告诉奥斯卡:“在过去三千五百年间,文明社会只有两百三十年的和平”,因为总是有战争,他一直没有时间回家,后来幡然醒悟,离开战场,回到爱人身旁,陪她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妻子死后,他与外界隔绝,二十四年足不出户,并关上了助听器,开始一声不响地给他曾经报道过的、从书上读到过的人、在写文章时交谈过的人制作卡片,将这些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人物进行分类,把他们定格在战争、金钱、思想、音乐、艺术、网球、建筑等有限的条目里,从而也将他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定格其中。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中十有九个都是与战争和金钱有关。当奥斯卡为老人摘下早已废弃的助听器,使他听到大自然的鸟鸣声时,他竟忍不住大哭起来,原来并不是他要弃绝生活,而是战争摧毁了他的生活。

奥斯卡勇敢地探索,为每一个即将关闭的心灵及时打开了一扇扇大门。他先后将世纪老人和不知道是自己爷爷的房客邀请出来,和自己一起找锁,与其他的布莱克交谈,使他们有机会述说创伤和聆听世界,走出心理的阴影,治疗战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从而也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自我疗伤的过程。

二、失衡的平衡

根据霍金所代表的科学界的观点:宇宙中的能量要保持平衡,因此每出现一个粒子,就有一个反粒子出现。宇宙中可能存在由“反粒子”构成的完整的“反世界”和“反人”。“如果你遇到你的反你,请别握手,你俩会在强烈的闪光中化为乌有”。[5]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访谈时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事关生死的事件,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人都企图占领尽可能多的空间,侵略的本性,加上核武器威胁,人类已经步入越来越危险的时期,未来二百年,人类将彻底灭绝”。人类社会无数次的战争已经让很多“你”和“反你”在爆炸中化为乌有了,如果人世间“强弱”“贫富”“大小”“快慢”“高低”这些“能量”能保持相对平衡的话,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无辜的死亡呢?奥斯卡这样想。在奥斯卡寻访的布莱克中,有病魔缠身却无人照料的病人、有漂亮却遭遇家庭矛盾的流行病学家、有曾经是工程师如今却生活窘迫的看门人,有在监狱服刑并悔罪的囚犯、有因失去爱人而伤心绝望的帝国大厦导游、有因与父亲没有及时沟通而深陷内疚和绝望的儿子,有蜜月一回来就离婚的伤心新娘,有充满爱心的却因不会说英语而被局限在中国城的被隔绝者,有门口垫子上用十二种语言写着“欢迎”字样自己却二十多年闭门不出的战地记者、有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累斯顿大轰炸失去亲人的幸存者。这些失去健康、被爱抛弃却无时不刻在怀念爱的人,失去了内心平衡,成了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成了主流社会潜在的“反你”。在奥斯卡幼小的心灵里,他从没有停止过对“无家可归者”和那些“坐轮椅的人”的关注。当他寻访到“世界上第476富”的人埃达·布莱克时,他急切地想知道她对无家可归者和百万富翁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感觉如何,当他得到的回答是,她给他们“捐了很多钱时”,才感到心理上的些许平衡。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给美国糖尿病协会捐款50美分,在收到了他们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时激动万分,因为他们认为奥斯卡的小小举动也表明了他在“拯救生命”。在作者看来,这也许是让社会保持平衡的小小行动吧!但是,让“和平主义者”奥斯卡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和遗憾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科学家制造了毁灭性武器,却没有制造出足够的“反毁灭”工具使人类免受无妄之灾呢?和爸爸在一起时,奥斯卡感到“大脑平静,不用发明任何东西”。自从父亲死后,他一直沉浸在无边的幻想中,想象制造出“带鸟食的衬衫”“能自由移动的高楼”“能把所有自己所爱的人装进去的大口袋”等各种各样能在大难来临时保护亲人幸免于难的发明。我们不禁要问: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福祉、什么样的灾难?它将把人类引向什么样的未来?霍金的“虫洞”真能允许人类回到过去,让一切都重新来过吗?那样的话,爸爸就能从坠落的高楼飘回到房间,撞楼的飞机倒着飞回到波士顿,爸爸回到家里,给他讲从“我爱你”到“从前”的故事……那样的话,夏娃亚当就能回到乐园,苹果树就能回到土地里……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罪恶产生,世界将会太平无事,大地将会归于宁静,没有恐怖袭击,没有战争伤亡,没有痛苦悲伤……人类来到世上是为了赎罪还是实施犯罪?

三、无解的答案

在小说结尾,奥斯卡终于收到了霍金的回信:

亲爱的奥斯卡,

我读了你过去两年写给我的所有信件。我回了很多套用信函给你,希望某一天可以给你你应得的适当的回复。但你给我写的信越多,你对我吐露得越多,我的任务就越艰巨。

我坐在一株梨树下为你口述这封信,俯视着朋友家的果园。我在这里度过了过去几日,正在从令我生理和情绪上都耗尽了自己的某种治疗中恢复过来。今天早上心烦意乱、自怜自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就像找到了一个对无解问题的简单答案:今天是我一直等待的日子。……

我的偶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回写道:“我们的局势如下所述,我们站在一个我们无法打开的关闭的盒子面前。”

我知道我用不着告诉你,宇宙的绝大部分是由黑色物质构成的。其中脆弱的平衡仰仗于我们永远也无法看见、听见、闻到、尝到和触碰到的东西。生命本身仰仗于他们。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或许这些都不是该问的问题。生命仰仗于什么?

我希望我制造出了生命能够仰仗的东西……

你的朋友,斯蒂芬·霍金[6]

小说中,在经历了八个月的漫长寻访、交流的奥斯卡也从“生理和情绪上都耗尽了自己的某种治疗中恢复过来”时,奥斯卡找到了霍金还未曾找到“生命能够仰仗的东西”——人与人的有效沟通和理解——这就是生活中无比复杂问题的一个“简单答案”。包括与伟人、名人、富人、盲人、哑巴、聋子、乞丐的沟通,不论他们的国籍、种族、身份、性别、职业。因为“我们说得越少,误解就越多……我们没有说出的协议导致了异议、导致了痛苦”[7]。就像在《时间简史》开头霍金讲的故事: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正详细描述地球如何绕着太阳运动,以及太阳又是如何绕着星系转动时,一位坐在房间后排的矮个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这个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的一块平板。”——很多看似复杂无解的问题其实只需要简单的答案。人类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破除障碍,互相交流,互相沟通。奥斯卡在“最坏的那一天”结束后的几个星期就开始写很多信,他写信给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给动物学博士卡利、给看门人艾伦·布莱克,和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还把自己家大门的钥匙给了“必胜客的外卖员、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邮递员、还有绿色和平组织里的那些好人们”[8],希望即使在“看门人去买咖啡”的短暂时间也不要错过任何信息和机会,从而保障交流畅通无阻。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9·11”事件后三个月时接受美国哲学教授博拉朵莉采访时说:“恐怖主义是因为交往的彻底歪曲而导致的跨文化暴力……在交往的冲突发展到交往的中断阶段,暴力爆发了,而在暴力爆发的地方,我们就有可能知道错在哪里,如何修补出差错的环节”[9]。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做了很好的阐释:由于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权力、财富等的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被歪曲、阻断,从而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甚至暴力事件,虽然这些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暴力造成的破坏令人痛心,但人们还是应该保持信心,积极应对、增强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帮助,纠正被歪曲的交往。因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平衡至少必须被抵消。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其他文化的歧视,使其他文化蒙羞,冒犯其他文化。”[10]尽最大努力消除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平衡,避免跨文化暴力事件的再次发生不仅是作家本人的思想倾向,同时也代表了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愿望。

《特别响,非常近》中,主人公奥斯卡善于思考,勇于实践。他的理想是“试着当个能够遵从科学方法、有观察力、有眼界的人”。他喜欢读霍金的书,喜欢模仿霍金的声音说话,用霍金的方式思考问题,拥有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凡事善于追问原因,追寻明确答案。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作者企图超越以模糊性为特征的后现代创作手法,追求理性思考的文学诉求和创作倾向。小说中,科学和文学分别在用自己的特有方式叙说着宇宙、世界和人的故事,并互相阐释。小说最后一章以“一个无解问题的简单答案”为题名结尾,充满悖论意味。“一个无解问题”体现了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时科学和科学家的无奈,为社会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简单答案”是文学和文学家的美好愿望。作家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将科学的探寻和人文的追问相结合、相比对,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鼓励人们用科学理性指导行动,而不是用“以暴制暴”的非理性手段导致更多的暴力和战争,表达了作者渴望用文明对话方式促进世界和谐的美好愿望。正如作者借小说中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之口所表达的:“……死亡就是这个样子。士兵们穿什么军装无关紧要。武器多精良也不重要。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见过我见过的,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战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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