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及隐逸文化概说

隐士及隐逸文化概说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人文现象，亦即唯在中国，隐逸现象曾波及封建统治的历朝历代。隐逸具体是指社会上的一些人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一种行为与心态。

隐逸现象与隐士同为一体。所谓隐士，是指古代社会中具备了为官的资质而不愿为宦者，尤指仕途失意之后的退隐田园林泉者。仕与隐，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两种基本选择，二者必居其一，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仕与隐，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出路，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仕则“兼济天下”，展示济世之才；隐则“独善其身”，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无论是仕抑或隐，都是古代文人面对外在环境变化、根据其内心境界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仕是进取，需要勇气；隐是超然物外，同样也需要勇气。

古人对中国传统隐士形象的基本形式及其表征多有所论，《后汉书》首开对隐逸之士的论列，其《逸民列传序》之载评较为精详:“《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非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意即或者隐居于山林之中，以力求实现其远大的政治志向；或者委屈自身、避开“尘世”，以保全其为人之道；或者使自己静思以使其躁动之情渐趋寂灭；或者脱离危险以图安宁；或者诟病世俗以逞其志；或者讽刺世物以激扬其性情。同列传继之载云:“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1]

《晋书》卷94之《隐逸列传》载云:“……是以处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体其若兹，介焉超俗，浩然养素，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情，寝巢而韬其耀，良划以符其志，绝机以虚其心。……”(www.guayunfan.com)《南史》之《隐逸传论》:“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

《魏书》卷90之《逸士列传序》对中国传统隐士的特征的载评尤为精详:“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燏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矫以教义之风。而肥遁不归，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同列传之《史臣曰》则对中国传统隐逸现象做了精深的剖析，其典型之言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

《北史》卷88之《隐逸列传》对中国传统隐逸现象及其表征的阐论更为精详，且对我们认识安定胡叟的隐士形象的观照意义更大:“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燏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矫以教义之风。而肥遁不归，代有其人矣。故《易》称:‘遁世无闷’、‘不事王侯’。《诗》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虽出处殊途，语默异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

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或波澜以俱逝；或违世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忘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严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坚贞之操，足以立之志，息贪竞之风。与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无不为也。[2]

今人对中国古代隐逸现象的渊薮及其特征等问题多所论述，卢晓河指出:“综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隐逸是其重要、独特的文化现象；综观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长卷，古代文士的隐逸之趣又是其显著、生动的无尽话题。不管是归隐田园的隐士，还是身居庙堂的朝臣，山水田园都是他们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是他们赴之不疑的共同乐土。……古代文士从农出而用世，又因忧国忧民、壮志难酬而归农乐土。……古代文士从农出而用世，又因忧国忧民、壮志难酬而归农避世，田园、山林始终是他们可进可退的最为深情的家园。……”[3]而胡大浚先生之论更为精当:“……可知，‘仕’和‘隐’，都是那时的知识分子附庸于那时的专制君主的相区别、相联系的两种不同生存方式，是一个事物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仕者与隐者在君王的距离上似有远近，但，仕是奉王事，隐依然是行王化，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所以，再著名的隐士，经不起君王的再三征辟，终究还要‘出山’；除非你定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那便只有饿死的份!”

其实，“仕”，未必就是与最高统治者无条件的合作，“隐”，也不一定是与权势集团完全决裂，例子多多。自《后汉书》首为隐者立传，历朝史书在大力歌颂诤臣义烈的同时，都没忘记给高风亮节的隐士以应有地位，可知，他们名份不同，都是那时社会之所需，都有可称道、值得社会称道的理由。“知识分子”由于个人素志和机缘遇合的差异，鬼使神差，或为名宦，或为高隐，都共同点染了王朝历史的亮色。称道隐逸、歌颂隐逸，可以视为对举世昏昏、宦途奔竞的矫枉，倡导某种特立独行的风尚，以矫俗励志，思想道德的意义昭然存在；究其历史性的使命，则孔圣人早已一语道破:“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还是实现王者的一统天下。由此看来，仕与隐，在封建君王用人机制上讲，从属于调节社会矛盾对立、求得社会相对平衡的需要，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一种润滑剂，大抵或如是。[4]

中国古代隐士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先隐后仕；或仕而后隐；或半隐半仕；或形隐而实为仕；或仕而洒脱若隐；或命丧仕途而始悟隐时之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隐士生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他们均淡泊明志，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追求正是他们的共同表征。

隐士形象(现象)属于隐逸文化范畴。所谓隐逸文化，是指一种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化，其哲学根基是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但又渗透了儒家、禅宗文化的影响；隐逸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些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而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徐清泉对隐逸文化的阐论较为精当:“从学理上讲，‘隐逸文化’是由上述这些‘士’或说是由隐逸士人、隐逸士大夫及憧羡隐逸的士人、士大夫共同创造的一种非主流文化，它既包括了这些士人、士大夫本身，又包括了一切相关的物质性及精神性实践结果。”[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