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一位既拥有众多读者又在评论界享有盛名的艺术家，与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梅克·麦卡锡齐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称他们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四位小说家。德里罗在文学界的声名和地位，毋庸赘言。德里罗是一位多产而写作风格独特的作家。2007年，他创作的第十四部小说《坠落的人》，以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题材，一出版就吸引了评论家的关注。但汉松通过对德里罗《坠落的人》和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的对比阅读，认为两者在叙事上的最大区别是叙事的时间视角。张丽丹从《坠落的人》语言特征、叙述特点和人物特征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德里罗所使用的后现代写作技巧，向读者介绍了这部作品的后现代艺术特色。王欢也从后现代现实主义视觉分析这部小说，认为《坠落的人》体现了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切关注。本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依据，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两个创伤症状：哀悼及抑郁。以期正确理解和评价创伤，从而获得对创伤治疗的重要启示。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心理健康专家们认为它给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心理危机”。[62]人们在急切寻求救治良方。凯西·卡鲁斯曾经说过：“文学作品为创伤经历打开了一扇言说之窗，教会读者怎样倾听那些只能通过非直接的、非常规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经历。”[63]德里罗的小说《坠落的人》通过创伤叙事，再现了“9·11”事件对主人公造成的心理创伤，使我们认识到文学艺术在言说创伤、治愈创伤、重构公共伦理的独特价值。
一、“9·11”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64]有资料表明，人类遭受重大精神创伤后，80%的个体会发生心理创伤性应激障碍而导致明显的甚至长期的精神痛苦。[65]突如其来的“9·11”事件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很多人因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66]症状。这在美国“后9·11”小说《坠落的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坠落的人》中，从“9·11”袭击现场幸运逃生的基思·诺伊德克尔和弗洛伦斯·吉文斯以及基斯的妻子——“9·11”事件的目击者里昂·格伦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但由于他们对待创伤的态度不同，创伤心理的恢复也迥异。
基思是一名年轻的律师。8年前，他离开妻子和儿子，一个人租住在一栋公寓楼里，与一群牌友为伴，远远地扮演着父亲的角色。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他在世贸大楼倒下之前侥幸逃脱，慌张中他拿着别人的公文包，向北走下曼哈顿，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分居已久的妻子里昂和儿子贾斯廷的住处。逃生后的基斯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对创伤事件的重复体验，如闪回或梦魇等，并伴有警觉性过高的症状，如易被激怒或过度惊吓反应等；第二，社会生活退缩。最显著的症状是情感麻木，不愿参加正常的社交；第三，强烈的羞愧、内疚或耻辱感。[67]
侥幸逃脱后的基斯生活在焦虑、恐惧之中，总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即将毁灭的科幻城市中心的深处”，[68]担心自己所在的纽约城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而这座“虚幻”的城市在他看来终究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他变得性情冷漠，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面对妻子的性感他没有丝毫的冲动。和她聊天时，也只是尽量地倾听。而他的思绪不断闪回到爆炸现场，眼前不时出现在袭击中丧生的牌友布鲁姆的身影和在他身后坠落的人体。他对电梯充满了恐惧，宁愿步行到高层，也不愿冒险乘电梯。
公文包的主人弗洛伦斯神情恍惚，语无伦次。当基斯拿着公文包归还给她时，她几次问基斯的姓名、职业，几次忘掉，又重新问同一个已经问过几遍的问题，她总是忘记刚才的谈话。她给这位患难之交的朋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爆炸当时的情景。基斯也耐心地、专心地听她重复自己的故事，他不放过任何细节，试图在她讲述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在此之前，弗洛伦斯给在“9·11”事件中已经遇难的一位朋友不停地打电话，她不和任何人交往，更没有给任何人讲述过自己的灾难经历，只是把它默默地压在心底，直到遇见基斯，她才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弗洛伦斯这种社会生活退缩的行为和强迫性重复，即创伤的主要症状。
小说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基斯的妻子里昂，生活在父亲自杀带给她的阴影里，再加上目睹了“9·11”恐怖袭击，面对着一天天沉沦堕落的基斯，使得她的创伤症状尤为显著。22岁时，她的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因为“不能忍受疾病的漫长岁月”，而开枪自杀。这给年幼里昂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因此，里昂总是“希望自己有活在危险之中的感觉”，试图亲身体验并理解父亲当时恐惧和绝望心情。当分居八年的基斯慌乱中回到她身边后，里昂的失眠加剧了。在无法入眠的夜晚，她的思绪飘忽不定、处于凌乱状态。即使在白天，走在大街上时，她还想着各种各样的家务事。就在成排的车辆向她疾驰而来的危险时刻，她还想着她编辑的书稿、推销少数民族洗发水的招贴、她的情人、正在淋浴的基斯等等。她的这种精神恍惚，神情麻木的状态正说明她已经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症状。
二、悲悼与抑郁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被世人誉为“精神分析之父”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悲悼与抑郁症》一书中，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
弗洛伊德认为，悲悼主体和抑郁主体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如他们多对外界失去兴趣，情绪低落，对工作和爱人失去热情，变得冷漠。但除此之外，他们又各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在受创的悲悼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他（她）会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而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之丧失，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长时间沉溺在悲痛和自责中，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抑制了所有的活动，降低了自尊感，以至于最终期望自己受到惩罚。他们无休止地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人。[69]弗洛伊德将忧郁症看做一种病态的移情，认为“他们把这些谴责强加在自己身上是为了伪装自己，使人无法识别自我的真实状态。”[70]
心理创伤可以影响整个人，包括身体、智力、情绪和行为的改变。及时有效治疗心理创伤显得尤为重要。要使治疗取得明显效果，有必要将两种不同的悲伤区分开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对症下药。
小说中，父亲的自杀给年幼的里昂留下了难以释怀的心理创伤，成年后的她担任起了一群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疾病康复工作。她鼓励这些老年患者写出、说出自己的陈年往事和对“9·11”事件的看法，并就此展开讨论和总结。虽然这些老年患者破碎的语言和文字无法完整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但对改善他们的心态和缓解病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她的老年患者们的鼓励下，里昂也一吐为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使多年积压在自己心头的郁闷和疑惑得到了宣泄。里昂的母亲妮娜和其情人马丁就“9·11”事件时常展开激烈争论。虽然他俩的观点可谓针尖对麦芒，谁也说服不了谁，但里昂认真倾听，并努力思考。经过辩论和言说，她对“9·11”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使得她那被愤怒扭曲的躁狂情绪得到释放和缓解。
叙述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和诉求。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叙述不仅是支撑受伤者们活下去的目的和手段，同时也是他们成功实现自我疗伤的一个重要方式。正如多里·劳布所说:“幸存者们不仅需要活下来，去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也需要讲述来理解他们的故事……为了能够活下去，幸存者们不得不去理解埋在自己内心的真相。”小说中写道:“她（里昂）准备独自生活下去，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她和孩子将会以撞楼飞机——划过蓝天的银色——出现前一天的方式生活下去。”[71]里昂积极地倾听、思考、陈述，努力体验不同角色的感受，最终走出创伤的阴影，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
荣格认为，[72]对创伤经历的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如果退缩是不可能的，那么自我的一部分就必然退缩。创伤最后导致个体采用分离的方式去压抑或遗忘创伤本身带来的痛苦。对于曾经历过难以忍受的痛苦创伤的个体本身，分离的心理防御允许外在的生活继续前进，但却以牺牲内在世界为代价。外在的创伤虽然结束了，它的影响似乎也被个体遗忘了，但创伤所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
基斯每天接送儿子贾斯汀放学、上学、做饭，陪他在公园里玩，表面上，他似乎过起了正常人的普通生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那段难忘的经历，如同飞进幸存者体内的人肉弹片一样，深深刻进他的脑海。他发现自己游荡在一阵阵反思里，“不是以明确的单元进行具体、连贯的思考，而是仅仅接纳出现的东西，让事物离开时间和记忆，进入某种带着他所汇集的经历的黯然空间。”[73]
遭受创伤后的他总是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交流；虽然和同为幸存者的弗罗伦斯有过短暂的语言交流和身体接触。但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倾听，没有向她说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在整部小说里，基斯只是在里昂的追问下，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显然，受到创伤的基斯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牌友布鲁姆已经丧生的事实，拒绝接受呈现在眼前的现实世界，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无力感中，没有实现心理移情。他心里所想，最终由叙述者在小说结尾表达出来。那是一种被压抑得太久、掩埋得太深的伤痛。这种心灵的封闭状态更加深了他的抑郁和无助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边缘，使他生活在创伤的阴影里无法自拔，最终沉迷于赌博，无所作为。
《坠落的人》中，对遭受同样心理创伤的两个人，里昂通过积极的交流和思考，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后，顺利实现了移情，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可以看做是一个哀悼者。虽然痛苦犹在，但她依然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相反，基斯拒绝承认好友的离去的事实，一直在谴责自己当时在救助朋友时的无所作为。他长时间陷入沮丧的情绪里，没能顺利实现移情，最终没能得到救赎，成为一个永远的抑郁者。
尼采曾经说过，“文学通过艺术而自救”。创伤叙事突破传统叙事方法、技巧和类型，颠覆线型叙事结构，将多条情节重叠并置，使受创主体反复讲述灾难场景，打破实与虚、生与死、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这些形式借助叙事的力量清除创伤，澄清媒体和主流意识对集体和个体创伤的扭曲再现，重构公共话语空间，成为愈合创伤的有效手段。只有在叙事中我们才完整地感知时间，将多样、分散的事件组合，将前后断裂的历史体验参照融合。正如法国哲学家利科（P.Ricoeur）在《时间与叙事》中所言：“虚构小说赋予惊恐的叙述者一双眼睛——一双见证、哭泣的眼睛……受难者痛苦的哭泣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讲述。”[74]《坠落的人》通过创伤叙事所具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揭示了创伤的心理被人忽略的本质差别，提出了救助良方，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注，有效地抚慰了伤者，发挥了文学积极的社会功能。
【注释】
[1]彼得·沃森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92页.
[2]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3]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4]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1-51页.
[5]霍华德·思奇:《时间简史导读》，郑志丰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6]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7-318页.
[7]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8]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9]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10]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1]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12]Giovanna Borradori: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Dialogues with Ju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26-28.
[13]Giovanna Borradori: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Dialogues with Ju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5.
[14]Rachel Greenwald Smith:“Affect and Aesthetics in September 11 Fiction”.American Literature，2011.p156.
[15]丁夏林：“以历史的长镜头思考——《特别响，非常近》与‘9·11’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2，第197页.
[16]朴玉:“从德里罗《坠落的人》看美国‘后9·11文学’中的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1，第59页.
[17]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69页.
[18]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9]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20]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页.
[21]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19页.
[22]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3]Judith Greenberg.Trauma at Home:After 9/11.[M].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Press.2003.p1-2.
[24]博拉朵莉:《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王志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25]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26]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7]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28]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9]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7.p44.
[30]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特别响，非常近》，杜先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31]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7.p288-291.
[32]Judith 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1997.p279.
[33]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34]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arylan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34.
[35]David G.Myers.Social Psychology，10th Edition McGraw-Hill，2009，P288.
[36]David G.Myers.Social Psychology，10th Edition McGraw-Hill，2009，P288.
[37]Aronson E.，Wilson T.D.&Akert R.M.：Social psychology（8th ed.）.New York:Prentice Hall，2012，P273.
[38]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39]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40]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41]David G.Myers:Social Psychology，10th Edition McGraw-Hill，2009，P268.
[42]David G.Myers.Social Psychology，10th Edition McGraw-Hill，2009，P290.
[43]胡美玲.《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生成与应对机制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6，第9页.
[44]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45]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46]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7]Sunstein，C.R.:"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2）:2002，p175-195.
[48]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49]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50]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页.
[51]Alicia Parlapiano，Wilson Andrews，Haeyoun Park and Larry Buchanan:"Finding the Links Among the Paris Attackers"，The New York Times，Retrieved 17 November 2015.
[52]McDonnell，Patrick J;Zavis，Alexandra:"Suspected Paris attack mastermind's Europe ties facilitated travel from Syria".Los Angeles Times，in the Sacramento Bee（Los Angeles，USA）.Retrieved 20 November 2015.
[53]左亚琴：“约翰厄普代克的新作《恐怖分子》”，《外国文学动态》，2006年第5期.
[5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79页.
[5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钱中文主编，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6-61页.
[56]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57]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58]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59]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60]约翰·厄普代克：《恐怖分子》，刘子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6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44页.
[62]Karen M.Seeley：Therapy After Terror：9/11，Psychotherapists，and Mental Heal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
[63]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1996，p67.
[6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6页.
[65]胡冰霜，梁友信：《综述：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1997年第5期，第266-269页.
[66]美国精神科学会：《DSM-IV分类与诊断标准》，庞天鉴译，《杨森文库》（精神医学分册），2001年第9期，第169–172页.
[67]张勇辉：《综述：创伤后应激障碍》，《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1年第3期，第159-162页.
[68]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69]Caroline Polmear:“Dying to live:mourning，melancholia and the adolescent process”，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Vol.30 No.3，2004，p264–265.
[70]Sigmund Freud:Mourning and Melancholia，Standard Edition XIV，London:Hogarth Press，1917 [1915].in Mary Bradbury:Freud’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Mortality，Vol.6，No.2，2001，pp216.
[71]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
[72]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73]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74]Ricoeur，P.：“Time and Narrative”，Vol.III.Chicago:U of Chicago P，1988，p188-18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