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湘江战役旧址

湘桂走廊是中原进入岭南的必经之地。北去的湘江和西北越城岭、东南都庞岭在桂北构成一条形似走廊的峡谷。永安关、雷口关、湘江渡口……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便从不间断地经历着刀光剑影。而在20世纪30年代，一支红色军队鏖战湘江两岸的英勇，让红星从此闪耀桂北，让红军从此走向胜利。

2006年5月25日，在国务院核定并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兴安、全州、灌阳三县的湘江战役旧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列入保护单位名单的遗址（遗存）有17处，其中灌阳县5处、全州县5处、兴安县7处，具体如下：

3个阻击战场旧址：兴安县光华铺、全州县脚山铺、灌阳县新圩。

5个渡江旧址：兴安县界首渡口，全州县大坪渡口、屏山渡口、凤凰嘴渡口，灌阳县文市灌江渡口。

2个指挥部旧址：中央机关渡江指挥部——兴安界首“三官堂”（红军堂），红三军团新圩阻击战指挥部——灌阳水车乡“九如堂”。

1个战场救护所旧址：灌阳县新圩下立湾村蒋家祠堂，新圩阻击战战场救护所旧址。

2处红军标语旧址：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兴安县溶江镇文家洞村祠堂红军标语旧址。

3处红军烈士墓、纪念碑：兴安县光华铺烈士墓、全州县脚山铺烈士墓、灌阳县新圩酒海井烈士纪念碑。

1段抢渡湘江时中央机关驻扎过的街道：兴安县界首“红军街”。

以上这17处遗址（遗存），见证了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艰难历程：

由于中共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1月，连续突破国民党在赣、粤、湘三省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由湘南向桂北挺进。蒋介石调集26个整师近30万人，以桂北全州县（当时称全县，下同）境内的湘江为屏障，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成为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之战。

11月25日，中央红军前锋进入广西地界之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渡江点选在全州与兴安交界的界首至下游的全州县凤凰嘴之间，其中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锁定在界首渡口。

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主力在灌阳、兴安、全州三县分左右两翼阻击追兵，其中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县的新圩，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在全州县的脚山铺，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兴安县的光华铺分别阻击各路合围之敌，与数倍于己并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展开鏖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至12月1日17时，军委纵队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渡江成功，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折损过半。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大部分壮烈牺牲。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沿岸百姓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之语。

兴安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

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巨大损失，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完成长征，并在1949年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灌阳水车乡宾家桥村九如堂

1934年11月26～29日，红三军团在此设立军团指挥所，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在此指挥了新圩阻击战。

兴安界首三官堂渡江指挥部旧址

湘江战役期间，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后在此设立渡江指挥部，军团长林彪、彭德怀和总司令朱德先后在此指挥渡江。

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战场旧址

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在此阻击从兴安来攻的国民党桂军。第四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与师参谋长、代理团长杜宗美先后牺牲于此。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利明　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