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传播控制模式就是信息传播系统与政治权力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结构方式。本文从传播控制模式的角度，探讨秦汉时期传播控制的理论根源、所用方法手段，及其对以后中国传播控制体制、传播事业发展的影响，力图历史地、辩证地对这一时期的传播控制做出较为客观的评述，分析原因，探索教训，以期有益于今天的思想文化传播管理。
【关键词】思想文化 传播自由 传播控制 模式
澳大利亚传播学者奥斯本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就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2]基于此，本文截取秦汉时期以分析我国古代传播控制模式。因为秦汉时期是中国专制主义的肇始期，是古代传播控制的起点;秦汉时期的传播控制手段及其后果，所建构的政治控制与思想文化传播自由的关系模式[3]，对古代传播事业的影响是入木三分、不可低估的。因而对这一时期的传播控制追本溯源，有助于我们认知中国古代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探索传播事业发展步履维艰、在近现代滞后于西方的历史原因，有助于我们当下的思想文化传播管理。
一、秦朝传播控制的理论来源及其传播控制模式
从秦朝思想文化控制的实践来看，其传播控制理论主要是韩非的法家思想。秦始皇“六合一，四海并”后，采用韩非的法家思想治国。其基本主张是“以法为政”，主张“息文学明法度”，强调“以吏为师”，以严刑峻法治国。同时认为，在有了明法以后，还必须以权术和势位辅佐，才能够实现君主的绝对权威，即“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韩非鄙视儒家用仁、义、礼、智、信来约束人们，也缺乏宽容的观念，德在他眼中只是以利为诱饵的赏，与刑罚相对，是君主的两个权柄。韩非的法家理论被秦始皇全盘照搬，也必然成为秦朝控制思想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秦始皇对韩非思想的运用发挥，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始皇控制思想传播的主要手段是“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禁私学，同时焚烧百家之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4]这就是焚书。李斯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理由是“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髃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5]为秦稳固计，李斯的意见可谓切中要害。这首先在于他对思想言论传播的负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也指出了春秋战国为什么可以自由传播的原因:“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特别反对士人评议朝政得失，说:“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6]于是他派御使审问诸生，诸生相互牵连揭发。始皇亲自判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坑儒”。“焚书”使学术传播中断，“坑儒”使言路传播禁锢。秦始皇就用这种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腰斩了思想和学术自由传播的“百家争鸣”时代。
当然，秦始皇于思想文化传播并非毫无贡献，其对传播事业发展的最大贡献是“车同轨，书同文”。“车同轨”有利于交通，有利于信息的加速传播，因为信息的传播必须借助交通技术的发展。“书同文”使人们有了统一的书写符号，有利于信息的传通，因为共同的书面语言构成了彼此传播的基础。传播必须用符号将意义编码为讯息，统一的语言符号使得意义易于解码、释码。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就是双方不断编码、译码和释码的过程。也就是说，传者将意义用符号编码成讯息，然后借助一定载体，如石头、龟甲、纸张和交通工具等将讯息传给受者，受者再用符号译码，解读讯息所包含的意义。受者也可以同样的方式将意义传给他者或反馈给传者。因此，从传播过程的结构要素来看，“车同轨，书同文”很好地解决载体或媒介的问题，为信息的传通搭好了桥梁。然而，秦始皇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剥夺人民阅知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君主，中国的传播事业经历了历史上的大洗劫和大倒退。“焚书”毁掉大量的古书典籍和资料，致使众多的书籍散佚;“坑儒”开杀戮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先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广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遗毒更深的是，秦始皇对传播的控制、对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杀戮的手段为中国历代专制君主所承袭，给中国人民带来两千多年的“文字狱”。民国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于右任曾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精辟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长远消极影响:“祖龙坑儒，万夫钳口，专制焰张，流毒于后，从此神州，民权乌有。”
分析至此，秦朝政治控制和思想文化传播自由的关系模式也就呼之欲出，即在法家思想的引领下，政治控制君临于思想文化自由传播之上，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被视为是对政治的淆乱和蔑视，因而文化和思想必须在政治这根指挥棒下传播，甚至禁绝传播，不得越雷池一步，思想文化传播对政治运行的维模和导向功能被阉割，思想文化所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剥夺。
二、汉朝传播控制理论来源及其传播控制模式
汉朝的传播控制理论基础与秦朝不同，汉朝的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对传播的控制主要是软控制，其理论根源是董仲舒使之神学化的儒家思想。为适应汉朝统治的需要，董仲舒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秦朝已确立的专制制度理论化系统化，形成一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以此向人民宣传。首先他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神有目的的安排，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握有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皇帝就是代表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从而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理论和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意的理论，即皇权主义。董仲舒所创立的皇权主义理论成为以后专制王朝传播控制的理论基础，即一切传播必须以维护皇权集中为主旋律。在提出皇权主义后，董仲舒又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为皇权主义服务的儒家思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成为继“焚书坑儒”之后对其他思想学说自由传播的严控和拒斥。如果说秦始皇确立了专制主义统治，那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等人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建构专制理论，则为皇权统治进行了理论的论证，奠定了皇权统治的理论基础。
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播控制手段无疑使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因此生生不息。士人以儒教为准砥砺身行，崇尚名节;百姓以“温、良、恭、俭、让”为准则，忍辱而生，隐忍而存。儒学一统，于社会安定团结、民风淳朴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也使中国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因此而受到莫大的打压，百家争鸣、学说纷呈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在绵亘数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里重现。且中国专制社会得以延续数千年，与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莫大的干系。因为儒家所学说传播垄断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各派学说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政治干预的产物，且在随后的发展中，专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皇权一直对儒家学说开绿灯，辅之以政治手段加速其传播。如在汉代，地方就开始设立各级学校、中央设立太学讲授儒学，征召官员以儒家学说为标准，甚至皇帝亲自主持儒家“学术讨论会”，这些手段一直被沿袭下来直至清亡。对学说自由传播更为不利的是，历代统治者还以儒学为大棒压制打击其他学说的传播，动辄以“违礼”“违制”和“越名教”为由禁锢其他思想的传播。于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没有其他思想的竞争、撞击、冲涤下固步自封，苟延残喘，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他思想文化因没有得到张扬而日趋式微或难以兴起。对此梁启超喟叹说:“学术思想进步之迹，亦自滋凝滞矣。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7]学术思想自由传播其作用之重大、传播控制影响之恶劣于此话中可见一斑。
这不是说，儒家思想一无是处，就此停滞不前。在儒家思想形成后，儒家思想有过几次大的发展:一是西汉董仲舒时期;二是魏晋玄学时期;三是宋的程朱理学和明的阳明心学时期。然而，这与其说是对孔孟思想的发展，毋宁说是对孔孟思想的篡改，他们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已经游离孔孟思想的本真。著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曾对“罢黜儒家，独尊儒术”评议说:“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似乎大发展了。其实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8]梁启超对这种儒家思想变化的概括是: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对儒家思想这种发展方式，他曾用一句话极尽揶揄:“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亦可可怜哉!”[9]
梁启超也许并不知道传播学上的把关人理论，但他的概括无意中指出了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把关人”。就孔孟思想的传播而言，孔孟是第一发源地，以后的董仲舒、马融、韩愈和程朱等人，既是这种思想的传播者，也是这种思想传播的把关人。把关人理论(Gate Keeper)，也称守门人理论，是传播学奠基人K.卢温1947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传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作用，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倾向、一定的标准、特定的情景对要传播的内容进行筛选，以取得自己所期望的效果。[10]而且学术传播并不像新闻传播必须遵循真实的原则，每一位传者都可以加入自己对内容的理解，加入自己的创新。因而当信息内容传到最后的受者时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或仅留下较少的事实，传之弥久，失真愈多。东汉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描述了传播过程中内容把关的现象，他说道:“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闻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所以传播学强调，要想将信息内容尽可能原汁原味传到受者，就必须尽可能减少中介，即把关人。
在对孔孟思想进行把关的过程中，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价值标准，二是政治标准。孔孟思想有其理论价值，应该传承，但是现实的政治标准往往剔除孔孟思想不利于治理的一面，而保留有利于治理的一面，并加入新的内容。历代把关人都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对孔孟思想进行注解，注经成为孔孟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注经表面上是尊经，实际上历代注经都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迎合统治者的需要篡改孔孟思想。因此，经过历代把关的孔孟思想已经不是原先的孔孟思想，越来越有利于君主专制。注经这种传播方式，视政治需要而定，将孔孟思想有利于统治的一面传播放大。因而这不是思想文化传播的增殖，倒是对思想文化的改头换面、偷梁换柱，是思想文化传播上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东汉时期对传播控制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锢之祸”，压制当时的士人组织清议、品评公卿、评议朝政。其次是制造谶纬。那么，在东汉后期，当时的士人何以会用以上传播方式来表示对朝政的关心?原因在于东汉后期“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人清议品评是为了激浊扬清指正弊端，他们的传播行为有利于政治的改进。但已经腐败的朝廷认为他们是“诽讪朝廷，疑乱风俗”[11]，对这些士人大加逮捕和杀戮，酿成两次“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士人的传播行为是个惨重的打击，其对士人的钳制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士人们意识到对现实的关怀威胁到性命，但儒家的立身处世原则又使他们不愿意任人宰割，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来越深。为摆脱内心的苦闷和不平，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超脱，“消极避世，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脱离现实、趋于虚无的玄学兴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加之东汉的“党锢之祸”使中国古代士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在秦汉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嬗变。“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在秦汉时期有了很现实的注解，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旨在匡世救弊、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之心受到极大冲击。士人阶层在秦汉以后出现明显的分野:一部分走“建安风骨”关注现实的道路，一部分走“竹林七贤”逃避现实的道路。这种走向两端的士风自这以后深深铭刻在士人的脑海，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
谶纬之学始于西汉末，盛于东汉。谶是伪托神预言，常附有图，故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得名，为假托神意解经之书。谶纬对经学的解释使之披上神的光环，有利于控制思想的传播。公元56年，光武帝向全国宣布图谶为法定经典。汉章帝为使谶纬和经学进一步结合，使经学符合宗教神学的思想体系，还召集群儒举行白虎观会议，并把会议记录编辑成书，即《白虎通议》。此书的出现，使儒学神秘主义进一步泛滥，是对学术自由传播的又一次有力钳制，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本真的进一步篡改和远离。
较秦而言，汉朝传播控制的方法就花样翻新了，尽管杀戮传播者这一方式被继承。因为汉朝的统治者已认知秦朝所用模式的后效，对思想和文化传播的维模和导向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已开始自觉利用思想和文化传播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效力。因而汉朝的传播控制模式就是在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大力传播有利于其统治的、经过篡改的儒家思想，使臣民儒化驯化，于精神和灵魂上统治他们，较秦朝肉体和外在的强制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距离思想学术界所渴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岂止千里万里之遥?正是由于没有思想和文化传播的独立性，其维模与导向之功能便无法尽善，所以当东汉政权用“党锢之祸”来钳制有利于其政治运行的传播活动之时，也就是其政权大厦即将倾覆之日。
三、秦汉传播控制模式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
秦汉时期为何出现甚严的传播控制?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是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秦汉时期，皇权主义刚刚确立，其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其理论根基尚不稳固，其合法性尚未被民心认同。新兴的专制统治者为使之巩固，定然在思想传播上严加控制，杀戮异己传播者，同时也会在传播的内容上加以把关，大力传播有利于巩固皇权主义的思想。这是每一种社会形态刚刚确立、每一政权刚刚建立时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
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秦汉刚刚脱胎于思想文化自由传播的春秋战国时期，传播的自由已成惯性或定势，人们尚沉浸于那个传播的黄金时代。秦汉统治者为扭转这不利于统治的惯性，采取“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严厉传播控制手段亦是势之必然。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游学、谋士逞策的自由传播显然不利于新生政权的稳定和思想的统一，而且由于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传播控制的试验阶段，轻重难以拿捏。于控制理论上往往只采一家之言，秦用法家，汉用儒家，绝对地用一家学说作为控制理论之基础都容易导致绝对的控制。这也是秦汉传播控制较严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应看到的是，秦汉严厉的传播控制本是为了巩固统治，却恰恰是秦汉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古代，有三种因素在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行，它们可称之为社会的三维:一是政统，即现实政治中所体现的各种政治因素的总和;二是道统，即对现实政治产生一定影响的主流思想、文化和意识，其中包括某些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观念;三是学统，是指思想文化的学术传统，包括文统、思统和艺统等。或可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归纳，即社会大系统是由政治、思想和文化三大子系统维持，政治系统一般对社会系统的运行起主导作用。道统和学统最大的功能就在于它们能从外部引导、维修和匡正政统，其渠道就是自由传播，且道统和学统的繁荣也端赖于自由传播。因为不能自由讲学、游说、集会讨论和著书等，学统就不可能繁荣，也就无法为现行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贡献它的成果，指正现行政治系统的弊端。所以，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赖于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相互匡正，缺一不可。秦汉时期传播控制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政统凌驾于道统和学统之上，甚至消灭道统和学统，如“焚书坑儒”“党锢之祸”等。这种传播控制模式视信息传播为乱社会之首，或不许它存在，或许它没有独立性地存在。
在没有民主，只靠人治的专制社会里，政统没有外在的制约机制，同时也就失去了内在的自律机制，自己是不能管住自己的。因此，当专制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压制、摧残传播自由，或是利用传播强奸、篡改道统，甚至进一步扼杀学统的传播自由时，就会使整个社会失去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政统要维持的社会失去维修匡正的机会，政治变得极端专制、残酷和腐败。不是思想文化的传播使秦迅速灭亡，而是控制思想文化的自由传播才使秦朝短命。因为秦以暴力排斥百家思想自由传播，驱使许多士人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汉初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秦亡的原因是“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唐代章碣也用简短的诗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不用文化思想传播对百姓进行教化是秦亡的原因。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整合社会，使民众社会化。只有社会整合程度高、民众凝聚力强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秦所尊奉、传播的法家思想在本质上是管理思想法制思想，它处在民众的对立面，“焚书坑儒”使秦失去用其他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对社会进行整合的机会。同样，对汉朝来说，不是党人评议朝政、品核公卿和裁量执政导致东汉灭亡，而是“党锢之祸”、阉党专权导致东汉政权的崩溃。
在对治国思想的传承上，秦汉两朝都发生了令其致命的偏离和误用。秦用法家，而法家思想的宗旨在于从立法入手，以法衡量臣民，求上下一致和国家祥和太平。但秦统治者不是运用法家思想发展经济、安抚民生的积极一面，而是把法家严刑峻法的负面影响扩大，着眼于消除反抗意识，在政治、文化思想上采取极端专制主义措施，这无疑是徒劳无益，自绝于民。秦亡汉兴，汉用儒家，吸取秦亡的前车之鉴，崇尚宽舒、中庸与和谐，强调施德于民，故汉在前期能兼收并蓄，与民安乐。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儒家思想的承传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儒家思想有益于统治者的一面得到张扬和大力传播，而有益于民众的思想则被摒弃或篡改。士人沐浴儒风日久、形成积极入世砥砺名节之心，面对请缨无门、积极参政反遭杀戮的传播现实，只有选择与统治者不合作的道路，朝政由腐败而崩溃也就势在必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秦汉两朝对思想文化自由传播的功能都没有全面清醒的认识。李斯认识到传播的负功能，却忽视了传播的正功能，思想文化传播对社会的正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整合、社会化和社会调适功能上。社会是一个整体，但它也是由个体构成，思想文化的传播可以培育他们共同的主观认知，使社会的行为准则贯穿于个体，从而将个体整合为社会。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播之中存在着。”[12]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则认为传播能够恢复一种共同体感，社会是由传播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黏合剂。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使个体和群体社会化、融入现实社会，而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化需要通过文化传播来进行。一个未被社会化的人和群体，总会对社会表现出种种的不满，乃至萌生破坏社会的欲望。社会化是一种“内化”，即个体和群体接受所属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规范，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过程。秦朝除了把法家思想上升为行政管理准则外，其他文化思想荒芜，自然无法对个体和群体进行社会化教育，所以秦朝迅速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汉用儒家思想治国，而儒家思想注意调适社会关系、强调个人人格涵养，这种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得以深入一般民众之心，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准则，因而汉的统治基础较秦稳固，存续时间更长。思想文化传播的调适作用，对社会的存续是必不可少的，西方传播学者形象地喻之为“社会的排气阀”，当人们对社会表现出某种不满，自由传播能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人们的不满情绪，使之在心理上得到平衡。显然，秦汉两朝的传播控制模式，不利于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
传播控制模式其实就是传播系统与政治权力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的结构方式。正是基于秦汉的教训，秦汉以降的专制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传播控制模式的理论来源，力争做到软控制和硬控制相结合，儒、释、道等各家思想相结合。如何协调政治控制与思想文化传播自由之间的关系，即选择怎样的传播控制模式，是每一位统治者都不应忽视的问题，秦汉时期的传播控制给以后的统治者提出的一个艰深命题，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注释】
[1]本文原刊登于《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在此表示感谢。
[2]转引自孙旭培:《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几点看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等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把人类历史的主要传播控制理论分成四种:极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
[4]夏松凉、李敏《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5]同上，第104页。
[6]同上，第105页。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1页。
[8]转引自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代周予同著的《中国经学史讲义》所作的序言，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9]转引自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
[10]沙莲香:《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11]凡以上有关东汉“党锢之祸”的引文，均出自《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12]［美］E.M.罗杰斯:《传播学——一种传记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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