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期的转型和挑战

西方关于家庭成长的心理学研究对老年期的转型和挑战颇为关注，他们发现对处于主流文化的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离家独立标志着中年和老年阶段关系模式的开始。

卢斯（66岁）是被他的妻子玛利亚带来求诊的，他的问题是退休后滥用酒精。他们42岁的儿子鲁尔同他们住在一起，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由于卢斯长时间在外，母亲玛利亚和儿子鲁尔之间建立起了长久而亲密的关系，这对卢斯和玛利亚的婚姻造成了慢性的伤害。卢斯的退休打破了这个平衡，卢斯现在整天待在家里，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负担家计本来是卢斯自尊的来源，失去工作让他感到没有价值，无法与儿子竞争妻子玛利亚的感情，而这个阶段又恰恰是他最需要妻子陪伴的时期。饮酒成了他竞争的一种方式，借着酒劲儿发泄他的愤怒。为了保护儿子，妻子玛利亚表现得更加偏向儿子。

在这个美国家庭案例中，当退休破坏了家庭关系系统的时候，多年以来形成的平衡模式便发展成为了一个功能失调的三角关系。相类似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绝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卢斯”绝不会因为这个家庭原因而酗酒，也绝不会和儿子竞争与玛利亚的关系，倒是可能会与玛利亚竞争和儿子的关系，而且这种竞争只是为了证明“我比你更受儿子欢迎”“我比你更懂儿子”。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家庭中老年人不存在转型期问题，以下一些心理学研究对我们一样有用。

1.退休

美国研究者发现：退休对个人和夫妻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双方也都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对于退休人员，尤其是这个社会中的男性来说，退休意味着有意义的工作、创造力和关系的丧失，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男性自我认同感和自尊最为核心的来源。退休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会影响之后的调整过程。经济上之主角角色的丧失以及收入的减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退休以后，居住地也常常会改变，而这会增加他们的孤独感以及进一步失去与附近家庭、邻居和社区的联系。

在西方传统婚姻里，丈夫的退休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交网络的丧失常常使夫妻双方都很难适应，那些曾经因为多次工作调动而离开亲属或者社交圈子的夫妇，适应起来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挑战源于退休后丈夫向家庭的回归，从而引发角色期望、相处时间和互动的质量都需要改变。如果丈夫试图掌管家中的一切事务，妻子便会有被取而代之或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但是，如果丈夫在退休后认为自己已经赚足了休闲时光，因此仍然将所有家务事情推给妻子的话，就会引发妻子愤怒的情绪。

【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人以前是聚族而居，现在依然以家庭为核心。临近退休的中年后期家庭成员是家庭核心功能一代，通常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着家庭主事的职能。丈夫多参与家中事务很受妻子的欢迎。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家庭分工也有内外之别，凡是涉及家庭对外事宜的丈夫主持更多一些，凡是属于家庭内部事务的妻子主持更多一些。只能用更多一些和更少一些来描述一个模糊的范畴，而不能清晰地予以划分，这也符合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不仅如此，退休的同时，也意味着家庭核心功能一代的退休，以自己退休为临界点，中国父母开始把家庭核心功能转移给子女一代，他们正开始步入中年黄金时期。这个辅助的转移期大概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妻子也更欢迎丈夫交出权力，回归后勤保障者身份的角色，而这个角色长期以来可能是由妻子扮演的，现在这位妻子有了一个可能不大听话的帮手，他们有很多家庭任务要完成，包括协助养育第三代。

为了更好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夫妻双方必须重新“协商”两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新的平衡。一旦开放的渠道建立，夫妻之间便能够分享需求和忧虑；而随着双方各自或者一同重新组织生活，探索新的兴趣，满意度和价值感便会上升，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2.成为祖父母

感觉到自我不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自己孩子的行为经历了一次转变，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感觉——成为祖父母让人们的生活重新开始。首先，它满足了通过养育后代来达成永生的愿望，因而帮助人们更好接受死亡。同时，成为祖父母也会唤醒人们养育孩子的经历，这些回忆和其他一些新的观点能够帮助人们接受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转换，成为祖父母转变了代际之间的关系。当子女成为了父母，他们开始理解了作为家长的挑战，于是对自己父母的经历会有更多共情。这是他们和自己的父母重新确立关系、治愈早期创伤的机会。

祖父母和孙辈之间可以享受一种特殊的联接关系，这种关系里面不包含责任、义务和亲子之间经常有的矛盾。通俗的说法认为，祖孙间之所以能够融洽相处，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但是如果孩子陷在了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矛盾的三角关系当中，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案例】

父亲的去世加上自己新近离婚，32岁的莎林带着她8岁的儿子比利搬去跟她的母亲一起居住，以便更好利用仅有的资源。这个家庭寻求咨询的原因是莎林觉得儿子表现不好而且不尊重她。在第一次咨询时，比利请他的外祖母帮他脱掉鞋子。外祖母很快主导了讨论而莎林则显得被动无助。比利坐在她俩中间时不时地看看外祖母的眼色。每当莎林和她的母亲开始争论，比利就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莎林试图让他安静下来却没有用，但只要外祖母一挑眉毛，比利就立刻变得很乖。

外祖母说同时照顾“两个孩子”给她添了很多麻烦。而莎林则认为母亲总是批评她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不对”，忽略她试图承担责任的努力。而事实上莎林只是没有采用“母亲的方式”而已。咨询师和她们一起讨论了在外祖父由于突发心脏病去世后，外祖母体会到的丧失感以及对自己将来生活的不知所措，而帮助女儿照顾比利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治疗首先聚焦在家庭的丧失、死亡和离婚上。随后，注意力转向帮助他们建立平衡的关系，以便莎林更好地承担母亲的责任去照顾比利，同时外祖母从一家之主的角色如何转变成一个受尊敬的老人。莎林愿意尊重她母亲在家居上的习惯，她母亲也愿意尊重莎林的教养方式并且支持她作为家长对孩子的指导。

*　讨论：在你身边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隔代占领”现象？

大多数老年人因为自己还不需要太多的照顾而感到轻松，但他们试图继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累赘”的期望常常受到阻挠。子女一代可能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压在老年人肩膀上的责任让他们年迈的父母“左右不是人”——不要妨碍别人；不要溺爱孩子；不要坚持己见；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由于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不仅祖父母的数量大大增加，还有很多人会成为曾祖父母。这使得四代甚至五代同堂的情况并不鲜见，家庭成长就得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

成为祖父母，能够丰富晚年的生活，帮助子女一代，同时还能增进代际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这个祖父母、父母和孩子的三角关系存在另一种发展可能性，尤其在中国，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陈旧家庭繁衍观念导致的祖孙辈联合排挤父母一辈现象。

【案例】

顾小孩今年14岁，他的叔叔来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忙解决他们家的青春期叛逆问题。暑期，顾小孩的爸爸因为工厂让电而休息在家，所以紧盯着儿子要他如何如何做好作业，并且如何如何不能玩电脑游戏。顾小孩出走到了河边，拿起电话打给奶奶，说：“你来给我好好管管你的大儿子，要是他今天不来河边这里请我回去，我就再也不回去了。”顾小孩的叔叔认为这个孩子青春期叛逆实在厉害，担心哥哥和侄子父子俩的关系一直僵下去，侄子会更加叛逆，所以希望咨询师出面解决问题。心理咨询师反问了顾小孩叔叔一句话：“你不要先做青春期叛逆的判断，你家侄子用这种方式来威胁长辈，不是他天生会如此，是向别人学来的。是谁教会了他这样？”

经过咨询访谈，发现：原来顾小孩的爸爸是招赘入门的女婿，在顾小孩外公外婆的心里，这个女婿招进来是为了完成他们家的繁衍问题，这个外孙是自己真正的血脉。在顾小孩家庭里，中年的父亲并没有得到家庭应有的尊重和行使应有的权力。顾先生的侄子发展成一个高度自我中心没有家庭伦理观念和孝心的“叛逆”年轻人，是这个畸形家庭结构的产物。所以，顾小孩不是青春期叛逆，而是高度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改变他并不容易。

讨论：你认为顾小孩的家长们错在哪里？

3.慢性疾病和家庭看护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需要长期看护的老人将快速提高一倍。在上个世纪70年代，50岁至64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每100个人中能够有21个人看护一个8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只有6个人看护一个85岁以上的老年人，代际之间的比例关系，将会让老年看护更为吃紧。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能够提供看护的孩子或者是兄弟姐妹越来越少。由于人们倾向于晚婚晚育（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中年人需要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得照顾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人们将面临孩子教育费用和老年医疗费用的双重负担。退休后，尽管自身的健康和其他资源正在减少，却仍然要承担起照顾更加脆弱的年迈父母的责任。需要同时照顾几个老年家庭成员的几率正在显著增加。养老正在成为家庭重大任务，很多家庭将面临巨大考验，尤其是中年后期女性，传统习俗给予她们更多家庭照料的任务。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慢性疾病患者快速增加，而且功能受损的老年人可以比以前活得更长。同时，医疗指导的缺乏使家庭成员在看护老人方面体验更多困惑、挫败和无助感。一些慢性疾病的症状对于家庭极具破坏性，例如睡眠障碍、大小便失禁、妄想和攻击性行为。当所有的问题超出家庭所能控制的范围，以致整个家庭痛苦不堪时，可能会出现遗弃和虐待老人等社会问题。

家庭最难以应付的疾病是痴呆和渐进性脑功能紊乱。这其中60%为阿尔斯海默症（也翻译成阿兹海默症），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恐惧的疾病。十分之一的65岁以上老人以及接近一半的85岁以上老人受其影响。由于认知上的退化被认为是自然的衰老过程，阿尔斯海默症常会被误诊。这种疾病的衰退过程可能持续几年到二十年不等，因此可能成为家庭心理和经济上的长期负担。这种疾病的患者在心理和生理功能上都会受到损伤，记忆力逐渐减退、失去方向感、判断力受损，最后失去对身体的各种功能的控制。阿尔斯海默症的患者会重复地问相同的问题，忘记别人告诉他的话，忘记自己准备好的饭菜。他们很容易迷路，不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由于记忆力和判断力受损，他们会忘记烧开水的水壶、正在照看的孩子，或者会做出糊涂的财政上的决定。他们会认不出家里人，把他们与其他人或者某些去世很久的人混淆，这点对照顾他们的亲人来说尤为痛苦。

鉴于治疗措施的有限，日常看护成为处理此类疾病患者的主要手段。比起那些远离熟悉的环境在各种机构中接受大剂量药物治疗的患者，在家中受到看护，服用小剂量药物或者不服药而注意饮食的患者，其衰退要更为缓慢。社区日间看护机构能够部分地减轻家庭负担；家庭心理教育和支持网络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困惑；与疾病有关的实用信息和指导手册能够降低看护者的无助感，尤其在病情不稳定的时期。与此同时，家庭成员要能够接受他们所爱的亲人无法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的现实，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丧失。

罹患不治之症，对于家庭来说是最痛苦的挑战，死亡的念头会持续不断地折磨他们。在西方国家，不断上升的老年自杀率不仅与老年人希望对死亡有控制感有关系，也出于他们控制痛苦的需要以及不想给所爱的人带来负担和困扰。在中国，老年自杀率数据这里没法获得，但是从人类心理角度来说，老人们的顾忌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心理学临床工作者需要帮助家庭减轻他们的痛苦，为病情严重的家庭成员作出最好的安排，在让他们感到舒适和安慰的同时，也能够平衡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

4.寡居

寡居是一个高压力的转变，在适应过程中人们会有多种多样的反应。女性寡居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四倍，而且寡居的年龄越小而有越长的路要走。对于在传统婚姻中更多依赖男性的妻子们来说，人到中年就不得不想到寡居的可能。研究发现，5%的人在丧偶之后产生严重抑郁；10%—17%的人达到临床上抑郁诊断标准。失落、迷茫和孤独的感觉导致丧偶最初两年内有较高的死亡率和自杀率，男性则更为显著。这些情况有点令人担心。不过研究者还发现，尽管在最初的时段面临很多困难，大部分丧偶的老年人仍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良好地应对甚至可能在沉痛的丧失之后带来一些正性的情感。大多数寡居的老人认为他们变得更加有能力、更加独立，只有少部分人把这种变化完全看成是负性的。

在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比西方好一些，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应对死亡的部分，这一部分已经很早就在中国人生命情感中扎根。所以，老年时候面对死亡，中国人显得更为平静。

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上来说，居丧阶段的挑战包括对丧失的哀伤和对未来的重新调整。家庭系统中的关系需要重新组织。首要的任务是接受死亡的事实，分享体验并将它们保存在记忆中。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表达哀伤的情感，并且举行一些有意义的仪式对家庭来说最有帮助。同时，也要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正常功能以及自我支持之上。在一两年内，调整的方向开始转向新的活动和对他人的兴趣。

再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但经济和法律上的限制使很多老年夫妻选择同居而不正式结婚。再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子女和寡居父母的关系以及对于这种结合的认同程度。如果子女将再婚看成是对死去父母的不忠，就会引发问题。子女可能会对老人的再婚表示震惊，他们会假设这个新的伴侣只是对钱感兴趣，尤其是当他们无法感觉到这个老人仍有吸引力的时候。

【中国的特殊性】

原本中国老人不惧寡居，大家庭居住一起，老人和子女共同生活就基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很多家庭已经分散居住，不要说四代同堂，三代同堂也在减少。寡居老人的现象逐渐增加，问题开始出现。在上海某近郊大型居住区，曾出现独居老人猝死家中无人知晓，直到尸体严重发臭，邻居报案后才被发现，住在中心城区的子女被官方通知亲人去世的消息。即便在遥远的山区农村，也因为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而出现一大批留守老人加留守儿童的现象，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单纯的留守老人。如果社会没有对此加以重视，类似老人猝死无人知晓的养老问题可能会不断增加。所以，在中国也已经出现如何处理好寡居老人养老的紧迫性，这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重要课题。

5.代际影响

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的案例和西式观念的分析，中国的情形可能完全不同。

朱丽叶，25岁，刚刚开始她的社工生涯，同时正准备结婚。此时居住在距离她2000英里以外的63岁的母亲患了心血管疾病，面临着长期而痛苦的衰退过程。一向与母亲关系亲密的朱丽叶对此感到矛盾万分。她既感觉到自己肩上的义务，又不希望无限制地拖延她的新工作和婚姻。最近出现的分离和认同问题，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她一直以来与母亲联系紧密并且依靠母亲给予其指导和支持。地理上的距离使她逐渐建立起独立的能力。和她的同伴相似的是，她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混淆了自我分化与疏远及分离的区别。现在正当她的社会职业迫使她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主的时候，她的母亲却最为需要她，而她也很害怕失去母亲。

电话联系变得越来越疲惫。母亲认为朱丽叶不回来，表明她的自私和对母亲的不关心。母亲觉得受到了伤害，反击道：“如果你连自己妈妈都不关心的话，怎么去当一名社工？”于是朱丽叶回到家里，内疚和不安弥漫在她心间。慢性病程的不确定性使人无法得知母亲还有多少日子，因此也无法安排确切行程。

小住了一段时间，朱丽叶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去上班，她准备结婚，给母亲寄去礼物。她精心挑选了一本皮装封面的本子给母亲撰写回忆录。当她下次回家时，却发现它原封不动地被搁在一个橱柜里。她感到非常受伤，大声地让母亲作出解释。母亲回答说：“如果我写回忆录的话，一定会记下你曾经多么地让我失望！”朱丽叶立即结束了她的拜访。

回到自己家里，她和未婚夫的矛盾又爆发了，婚礼因此取消。朱丽叶对分手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打电话给父母试图寻求安慰。母亲却表达了她的失望，并且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几个小时之后，她的病情发作。朱丽叶的治疗师认为，她母亲的反应，是她母亲的自恋和操纵使然。在强烈的情绪控制下，朱丽叶没有回到母亲家里，直到有一天夜晚父亲打来一个预料之中的电话，告知她的母亲去世了。

朱丽叶几乎没有感到伤心。几个星期之后，她和一个几乎不太认识的人结了婚。直到婚姻破裂，她对失去母亲的极度悲伤才显露出来，她对自己在最后那些日子的疏远以及再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感到内疚和后悔。通过与家庭治疗师会面，她吸取了这个教训，决定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修复她和父亲之间紧张的关系，自从母亲去世后，她还没有见过他。在治疗师的指导下，她开始与母亲的家庭联系，由此更多地了解她母亲的生活，并开始全面地了解母亲的为人。她同时也发现，她外婆曾经也由于对自己女儿失望而在临终前与她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些新的感情联系和共情体验，朱丽叶在母亲去世一周年时为她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

讨论：换作你是朱丽叶的母亲，你会怎么做？

母亲临终前的需要对于女儿来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她很难去满足这些需求。在患了不治之症后，母亲希望拉近整个家庭的关系，也希望感觉到自己成功地承担了母亲的角色。母亲面对即将丧失而增强的这种亲密和依赖，使女儿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此时她的独立性尚没有完全建立，何况她还需要面对自己文化中对自主的要求。跨时代的效应将这个案例变得更加复杂，母亲和她母亲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再次出现，增大了矛盾的剧烈程度，也使得临终前的失望和疏离的感觉更加强烈。